民以食为天，农耕社会自从有了庄稼之后，也便就相应地出台了保护庄稼的法令与诸多措施。
比如，《左传-宣公十一年》中有这样的记载：“牵牛以蹊人以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说的是牵牛的人因为自己的牛践踏了别人的田地而被别人把牛抢走了的事件。我们不妨就以现代人的视角分析分析这起事件吧。首先，“有法必依”。牵牛的人牛踩踏了别人的庄稼这确实有罪或者有过，但未必就非得“执法必严”地去“严惩”、去抢夺了人家的牛啊！相对合理的惩罚措施是，看它踩踏坏了多少庄稼，然后顶多赔上那些庄稼所对应的收成即可。你“凶狠”地抢了别人的牛，难道就不是另一种更严重的犯法吗？所以说，“执法必严”、“惩罚过重”等行为本身就添加进了许多个人的感情色彩及很大的“人治”因素；而“法不容情”，任何感情或“人治”也都是对法律的干涉与粗暴践踏，是一种更严重的犯罪！春秋时期的这起“蹊田夺牛”事件其实是对后世的一个警钟，警告后世：任何“罪轻罚重”司法中，几乎都包藏着个别人“从中谋利”的祸心……
再看看另一起“踩踏庄稼”的事件。建安三年，曹操率兵征剿张绣之时，恰逢麦熟季节，大军路过一片麦地，于是曹操特意严明军纪：“三军将士过麦田凡有践踏者斩首！”偏偏这次“令”出之后首先违反军纪的就是曹操本人；曹操的坐骑因飞鸟突降而惊恐逃窜，随后便塌毁了一大片麦田……看着被自己宝马踏过的麦田，面对着自己刚刚颁布的“军令”，曹操当时的窘态与尴尬是可想而知的！即使如此，孟德还假惺惺的追问行军主簿：“我马踏麦田应治何罪？”识时务、明事理的主簿大人的回答是：“丞相岂可论罪”！这时候的曹操竟然义正言辞的回答道：“我知法犯法如不治罪，何以服众？”就在曹操拔剑要治自己“马踏麦田之罪”之时，众人则是诚惶诚恐且又想方设法地拦截了曹丞相的此番“拔剑自刎”之义举。谋士郭嘉进言曰：“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统帅大军岂可自戕？”面对众人的苦苦哀求及郭嘉的“金玉良言”，表面上大义凛然地要取义成仁的曹丞相，这时也终于有了个台阶下了：遂一句“姑且免死”地开脱终止了自己“抹脖子”的行为，然后又不依不饶地表演了一出“割发代首”的好戏才平息了这场“自己打自己脸的闹剧……
常言道，“令行禁止”、“军令如山”、“军中无戏言”！就我们现在看来，曹操的这起“马踏麦田”事件确实是尴尬的、或者说是无解的：一方面没说的，曹操必须死；另一方面从军队大计而言曹操又绝不能死！其实，之所以出现这样尴尬甚或无解的局面，完全是因为曹操那刚刚出台的“军法”过于严苛之故。就像上面刚刚说过的，你践踏了多少庄稼，照实赔偿多少粮食就行了，为什么非要“严惩”到杀头的地步？只能有一个解释：曹操的“严惩”与“苛法”完全就是针对士兵的，这也是他个人“治军”私心集中体现！只不过这次是曹阿满自己不小心掉进了自己挖好的“陷阱”之中；也得亏曹丞相会演戏，否则可真就要抹脖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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