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安利之道”说的是任何趋利的话，那么“危害之处”则谈的就必是如何避害的问题了；这两者合起来，则刚好凑成了个成语——趋利避害。但接下来，一个，不，应该说是一系列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何为利？何又是害？怎样界定呢？
《奸劫弑臣》里，韩非是这样界定利害的：“国有擅主之臣，则群下不得尽其智力以陈其忠，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何以明之？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今为臣尽力以致功，竭智以陈忠者，其身困而家贫，父子罹其害；为奸利以弊人主，行财货以事贵重之臣者，身尊家富，父子被其泽。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处哉？”把臣子们尽力为国建功、竭智为君效忠，以此所得到界定为“害”；相反却把臣子们行奸营利去蒙蔽君主、广事贿赂去投靠达官重臣，此所得到的自身尊宠，家庭富裕等称之为“利”！如果利害是这样界定的话，那么所谓的“趋利避害”可就要大打折扣了……
然而，仔细想想，朝堂之上的所谓利害关系，可不就是如此吗？所以韩非说：“故左右知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必曰：‘我以忠信事上，积功劳而求安，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若以道化行正理，不趋富贵，事上而求安，是犹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愈不几矣。二者不可以得安，我安能无相比周，蔽主上，为奸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人主之义矣。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无规矩而欲为方圆也，必不几矣；若以守法不朋党治官而求安，是犹以足搔顶也，愈不几也！二者不可以得安，能无废法行私以适重人哉？’此必不顾君上之法矣。”以上是说，当臣子们知道凭着忠贞老实是不可能从国君那儿得到好处时，他们当然会说：没有一丝好处，那我凭什么还要忠诚老实地侍奉君主呢？而如果拉帮结派、蒙蔽君主、作奸行私却能得来好处，那我又为什么不去迎合重臣呢？
话又说回来，在权术场里摸爬滚打，谁又能超脱这样的利害判断而去所谓的“趋利避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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