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3-16 16:36:46| 分类： 第01册_0001～010 |字号 订阅
九.历史名人：
赵公明：(生卒年待考)，一称赵公元帅。相传他在秦朝时期得道于终南山，被奉为“财神”。
传说中的玄坛爷赵公明是四大元帅之一，以黑虎为坐骑，一脸虬髯，威风凛凛。
赵元帅奉天门之令，巡察五方，明朝张天师炼丹时，曾奏请玉皇大帝派遣威猛神将前来守炉，当时玉皇大帝指派下凡的就是赵公明。张天师得道飞升之后，赵公明卸下守炉之职，主掌世人之功过鉴察，有“龙虎玄坛”之称。
关于赵公明的生平有多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赵公明本是日精所化，在后羿射下九日之后，他就化身为人，手持银鞭，身骑黑虎，隐居四川一地，直到张天师请他守护丹室后，才受封为“玄坛元帅”。一说赵公明原是峨嵋山罗浮洞洞王，商朝末年，当姜子牙率兵对抗文太师时，赵公明受太师之请下山帮忙，没想到却惨逝世于姜子牙七箭封喉的法术下。
等到大业抵定，姜子牙在封神台上大封诸神时，一身武艺的赵公明就被封为“金龙如意正一龙虎玄坛真君”，率领招宝、纳珍、招财、利市四名部下，负责迎祥纳福之职。据说，他能驱雷役电，除瘟禳灾，主持公道，求财如意，人称之为“赵公元帅”，因此民间尊赵公明为“武财神”。
赵宣子：(公元前653～前601年)，谥号“宣孟”，又名赵孟、赵盾；狄国人。春秋时期著名晋国执政者。
赵盾与赵同、赵括(不是纸上谈兵的那个赵括)、赵婴齐为异母弟，父为赵衰。“骊姬之乱”中赵衰、狐堰保重耳奔狄.狄伐咎如，获叔隗、季隗。公子重耳娶季隗，生伯鲦、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赵盾。可知其生年在重耳至狄之初的公元前653年左右，卒年约在鲁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至鲁宣公十年之间。《史记》记载：“晋景公时赵盾卒”，《左传》记载：“鲁宣公六年，晋赵盾侵陈”，可见此时在世。《左传》在鲁宣公八年记载：“隙缺为政，废胥克，使赵朔(盾子)佐下军”，由此知其约逝世于鲁宣公八年，终年约五十多岁。
赵盾生在狄国，童年及少年时代也是在狄地度过的。晋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在赵盾不满十岁的时候，赵衰随重耳离狄，踏上了充满险阻艰难的流亡旅途，客居异乡的叔隗母子也饱尝了离别后的寂寥、凄清和惆怅索莫的愁苦。直到晋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在赵衰原妻赵姬(晋文公之女)一再恳求下，叔隗母子才回到晋国。这时赵盾已是年及弱冠的聪颖傅达的青年了。
不恃宠固位的赵姬深明大义，又固请于公，以赵盾为嫡子，“而使三子下之”。其贤如是，实属难能可贵。典籍中，叔隗虽无过多的记载，也一定贤淑可风，教子有方，自是不言而喻。赵姬明义，叔隗贤惠，赵衰温厚，在这种家庭环境的薰陶下，使赵盾知书达礼，温文尔雅。而早年在狄地的阅历，又使他养成了强悍劲直，豁达大度的性情，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品质在赵盾身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他执政后得到充分的体现。
晋襄公六年(公元前622年)赵衰逝世。由于赵氏家臣阳处父鼎力相助，赵盾取狐射放(贾季)而代之，将中军，执晋国政，时年三十岁左右。
赵盾初执国政，便在内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胆识。他“制事典，正法罪”，补充和完善原有的法律条文，使赏罚量刑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可循；“辟狱刑，董逋逃”，昭雪沉冤积案，监督揖拿逃犯，稳定社会秩序；他还“续常职，出滞淹”，选贤任能，赋职任事，罢免那些庸才和政绩平平的官吏。并将所制定的“事典”授予太傅阳子和太师贾佗，在晋国颁布执行，“以为常法”。这对于晋国政局的稳定，对于法家思想在三晋的孕育产生，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赵盾是个十分活跃，在当时各国有较高名望的政治活动家，有一定的政绩可称。晋灵公元年(公元前621年)晋君尚动，赵盾代表晋君与齐、宋、卫、郑、曹、许君盟于扈，为大夫主盟之始。灵公二年(公元前620年)会诸侯大夫盟于衡雍。晋灵公六年(公元前616年)秦国以令狐(今山西临猗)之役伐晋，赵盾将中军御之。晋灵公八年(公元前614年)，赵盾以诸侯之八百乘纳捷甾于邾。晋灵公十三年(公元前609年)楚庄王及郑入侵陈遂侵宋，赵盾率军救陈国、宋国，会于斐林。十数年间，他主盟征战，功绩卓著。
然而，赵盾主晋国政初，晋襄公尚能败秦师于崤(今河南洛宁)，再败秦师，取秦地汪及彭衙，使“秦终为晋弱……遂霸西戎”，不敢向东发展。南方楚国北进的步伐也受到遏止。及至鲁宣公元年(公元前608年)楚国与郑国合兵侵略陈国、宋国，与晋国争霸，晋国却屡败于楚国；鲁宣公十一年(公元前598年)楚国侵入陈国，次年围困郑国，大败晋师于必；鲁宣公十四年(公元前595年)楚人围困宋国，晋国无力援救，楚庄王霸业告成。从此，“晋辟楚”，晋文公霸业就此告终。
这个责任究竟谁负，无疑，执晋国政的赵盾难脱干系。赵氏专权，晋政权不能统一，终于使晋国维持霸主地位的愿望落空。但晋灵公荒淫无道，大兴土木，晋国力日衰，政局不稳，当是主要原因。“灵公侈，宣子骤谏而不入，遂不竟于楚。”确实有一定道理。赵盾不仅怜悯同情弱者，对自己的政敌也往往能以礼相待。
一次，赵盾到绛都(今山西翼城)，途中见桑荫饿人，当赵盾知道他是“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于此时，深受感动，“益与之饭肉”。后来，晋灵公欲杀赵盾，正是这位武士感恩图报，救了赵盾一命。
赵盾性情劲直，疾恶如仇。晋灵公继位十四年，愈发骄奢淫逸，晋国民怨沸腾。赵盾犯颜骤谏，晋灵公很怕他，因此派且霓刺杀赵盾。却见赵盾凌晨“盛服将朝”，“坐而假寐”。且霓被赵盾忠公亲国的精神所感动，不忍杀死赵盾，又不愿弃君之命，遂触槐而死。这成为春秋时期上大夫阶层忠于国事的一段佳话。
自“骊姬之乱”后，晋无公族。晋成公继位，以“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又使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普公室之弱，自此方始。鲁宣公八年(公元前601年)赵盾逝世。四年后赵氏遭“下宫之难”，元气大伤。但赵盾所开的异姓卿族代晋同姓家族为公族的先河却不可遏止。尔后六卿益强，终于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三晋成为孕育法家文化的摇篮，使春秋时期的晋国在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上遥遥欲先于其它国家，赵盾的一生基本上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赵 鞅：(公元前？～前458年)，即赵简子，又名志父，亦称赵孟。著名春秋末年晋国正卿。
其先祖姓秦，生年不详。《史记》记载，晋顷公九年(公元前817年)，“赵简子在位……简子将合诸侯戍于周。”假如他二十多岁执晋国政的话，其生年应在晋平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37年)左右，逝世于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8年)，终年七十余岁。
赵鞅的青少年时代处于晋平昭年间，当时晋国内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原来地位显赫的旧贵族正在退出历史舞台，逐渐被赵、韩、魏、智、范、中行六家所取代，形成异姓大夫专权的局面。六卿相互之间围绕晋国统治大权和土地也展开了激烈地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在这场角逐中，赵氏家族曾一度凌驾干众卿之上，但自“下宫之难”后一蹶不振。直到赵鞅父景叔继位，其势力仍不及范中行氏。这种局面延续到赵鞅继位初期。年仅二十多岁的赵鞅执政以后，在复兴赵宗室的责任感的驱使下，励精图治，终于使赵氏东山再起。
赵鞅在政治上表现得极为成熟。晋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赵鞅、荀寅占领汝滨，令晋国民各出功力，共鼓石为铁，以铸刑鼎，上刻范宣子所用“夷蒐叟之法”。其核心是倡导“法治”，以法作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具有明显地反对宗法分封制的非正统色彩，闲而曾遭到孔子的贬责。
孔子曾反对赵鞅将“铸刑鼎”颁布成文法，说明此法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它使罪与非罪的标准明确并昭示于众，实际上是对奴隶主“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黑暗恐怖政治的否定，体现了社会进化的要求。李悝在总结赵鞅“刑鼎”，子产“刑书”，邓析“竹刑”的基础上，写成了《法经》，使法家文化日臻完善，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确立封建制度的根本理论依据。
赵鞅执政不久，六卿在逐步瓜分晋国土地和人财的同时，都在各自的封地内进行全面地改革，为最终夺取晋国的统治大权作准备。其中韩、赵、魏三家采取了比较进步的政策，而尤以赵鞅的改革措施最为彻底，改革所带来的成效也最为显著，为赵宗室的兴盛、强大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经济上，赵鞅革新亩制，调整赋税。春秋末年，适当扩大亩制有利于农业和地主经济的发展。为此，六卿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旧经界，但范中行氏和智氏的亩制不及韩赵魏的亩制大，韩魏的亩制又不及赵的亩制大。赵氏亩制“以百廿步为宽，以二百廿廿(四十)步为畅”。而赵氏赋税却最轻，范中行氏、韩魏“伍税之”，赵氏“公无税焉”。孙武分析了六家改革后，认为赵氏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因此“晋国归焉”。
政治上，赵鞅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他重用董安于、尹铎、傅便、邮无正、史黯、窦单等人，同卫庄公、扁鹊、姑布子卿等名士的关系也极为融洽。赵秧虚心纳i束，表彰敢于指出他错误的臣下。赵鞅派尹铎治理晋阳，事先告诉他一定要拆除荀寅等人所筑的壁垒。尹铎到任却加固增修原有的壁垒。赵鞅到晋阳，看到壁垒，一定要杀掉尹铎才入城。经人进谏，指出增倍壁垒的必要，赵鞅反而“以免难之赏赏尹铎”。赵鞅家臣周舍“好直谏”，周舍逝世后，简子每每听朝，常面露不悦，大夫请罪，赵鞅说：“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普人”。
军事上，赵鞅奖励军功，以功释奴。晋定公十九年(公元前493年)赵鞅率军迎出增援范中行氏的郑国军队，誓师时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求圉免”。这个命令的颁布，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改革使赵氏的经济势力得到增强，政治威望得到提高，彻底改变了过去赵氏处于劣势的不利状况。此后，赵鞅联合韩魏，把矛头指向六卿中最主要的对手范中行氏两家，揭开了讨伐战争的序幕。
赵氏与范中行氏之间爆发的这场帅突，导火线是暂住邯郸的卫贡五百户人口的归宿问题。实际上，这是新兴的异姓强族觊觎和争夺晋国大权的斗争的必然反映。
晋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赵鞅想把卫国进贡的五百户人口从邯郸迁往晋阳，遭到同宗大夫赵午父兄的拒绝，赵鞅一怒之下，杀了赵午，于是，赵午子稷、臣涉宾“以邯郸叛”，午是中行氏(荀寅)之甥，而荀寅又是范氏(士吉射)的姻亲，因而得到范、中行氏的支持。秋七月，范、中行氏以晋君名义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争以范、中行氏的失败而告终。
赵鞅之所以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因为他十分注意建立可靠的根据地。赵鞅先后派董安于、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到晋阳后，立刻“损其户数”，调整赋税，争取民心，修建垒堡，加固城防，使晋阳成了赵氏稳固的后方。其次，赵鞅善于利用六卿之间的矛盾，结成反对范、中行氏的统一战线。战争爆发时，整个晋国两大敌对阵营各派的组合，力量对比的变化瞬息万变，错综复杂。赵，韩、魏、智氏之间，四家权卿与晋君之间，特别是赵氏与智氏之间矛盾重重。然而，在未取得对范、中行民的最后胜利之前，赵鞅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注意争取韩魏智氏，特别是晋君的支持。对智氏的胁迫，他委曲求全，默许有功之臣董安于自杀。当范、中行氏以晋君名义伐晋阳时，赵鞅没有公开反叛晋侯，并设法尽快恢复同晋公室的关系，从而得到国人的拥护，扭转了战争的不利局势。再次，赵鞅还非常注意改善同别国的关系。晋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赵氏与范、中行氏战事正酣，楚乘晋内乱，“乃谋北方”。赵鞅被迫妥协，对士蔑说：“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遂“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满足了楚国要晋引渡戎狄的要求，避免了晋楚之间的直接冲突。最后，作为晋军统帅，赵鞅身先士卒，具有勇于牺牲的精神。晋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晋郑两军战于铁，赵鞅中箭负伤，面部血流不止，却“鼓音不袁”。赵鞅攻卫，他虚心听取烛过的劝告，“去犀蔽屏橹，而立千矢石之所及”，指挥作战，故能“一鼓而士毕乘之”。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中行文子、范昭子奔齐，“赵氏竞有邯郸、柏人”，形成“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的局面。
从晋哀公六～十七年(公元前489～前478年)，赵鞅为避免同智氏之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转移国内视线，巩固既得利益，又发动了一系列讨伐卫、齐、鲁、鲜虞的战争。晋哀公六年，赵鞅帅师伐鲜虞。晋哀公十年春，赵鞅帅师伐齐。晋哀公十四年春，伐卫。然而，这一进程因赵鞅染疾而中断，“使太子毋邮将而围郑”，从此，赵鞅退出晋国的政治舞台，结束了他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
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8年)，“简子卒，太子毋邮代立，是为襄子。”四卿中年资最长的智襄子(荀瑶)，乘机独占了大部分范、中行氏故地，把持了朝政，取赵氏而代之，成为四卿中最强的势力，导致后来与赵氏的战争，使晋国历史进程出现反复和挫折。
综观赵鞅生平事迹，可以说他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鞅在军事上讨伐晋腐朽势力的同时，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也向旧的宗法制度发起猛烈冲击，严重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基础，加速了晋国封建化的进程，其影响甚至波击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这是因为赵鞅改革为赵氏立国奠定了基础。赵鞅继位之初，赵氏家族已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由于赵鞅采取了卓有成效的革新措施，使赵宗室的势力迅速增强。赵襄子正是在继承其父改革的基础上，争取民心，任用贤臣，虚心纳谏，终于同韩魏一起灭了“贪惶好利”的智氏，才有晋静公二年“灭晋后而三分其地”的结果，韩、赵、魏“三家分晋”实际上奠定了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的争霸格局。
赵鞅的经济、政治、军事改革措施最为彻底，很少保留奴隶制残余的痕迹，加速了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赵鞅浇铸了战国时代近二百年灿烂的赵文化基业，晋自西周初年立国，即奉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基本国策，具有融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传统。赵鞅、赵襄子两代改革后，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晋“观事而制法，因事而制礼”的优秀传统，使赵文化含有“中原古文化的农耕文明和北方古文化的草原文明二位一体”的典型特征。在经济、军事、文化，商业、建筑等方面以其鲜明的风格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应有贡献。
赵 括：(公元前？～前260年)，马服君赵奢之子，也叫马服子。著名战国时期赵国将领。
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派大将白起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今河南沁阳)。截断了上党郡(今山西长治)和韩都的联系，上党形势危急。上党的韩军将领不愿意投降秦国，打发使者带着地图把上党献给赵国。
赵孝成王(赵惠文王之子)派军队接收了上党。过了两年，秦国又派王龁围住上党。赵孝成王听到消息，连忙派廉颇率领二十多万大军去救上党。他们才到长平(今山西高平)，上党已经被秦军攻占了。
王龁还想向长平进攻。廉颇连忙守住阵地，叫兵士们修筑堡垒，深挖壕沟，跟远来的秦军对峙，准备作长期抵抗的打算。王龁几次三番向赵军挑战，廉颇说什么也不跟他们交战。王龁想不出什么法子，只好派人回报秦昭襄王，说：“廉颇是个富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军老远到这儿，长期下去，就怕粮草接济不上，怎么好呢？”
秦昭襄王请范雎出主意。范雎说：“要打败赵国，必须先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
秦昭襄王说：“这哪儿办得到呢？”范雎说：“让我来想办法。”
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说：“秦国就是怕让年轻力强的赵括带兵；廉颇不中用，眼看就快投降啦！”他们所说的赵括，是赵国名将赵奢的儿子。赵括小时爱学兵法，谈起用兵的道理来，头头是道，自以为天下无敌，连他父亲也不在他眼里。
赵王听信了左右的议论，立刻把赵括找来，问他能不能打退秦军。赵括说：“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对付一下。如今来的是王龁，他不过是廉颇的对手。要是换上我，打败他不在话下。”
赵王听了很高兴，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接替廉颇。蔺相如对赵王说：“赵括只懂得读父亲的兵书，不会临阵应变，不能派他做大将。”可是赵王对蔺相如的劝告听不进去。赵括的母亲也向赵王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王别派他儿子去。赵王把她召了来，问她什么理由。赵母说：“他父亲临终的时候再三嘱咐我说，‘赵括这孩子把用兵打仗看作儿戏似的，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大王不用他还好，如果用他为大将的话，只怕赵军断送在他手里。’所以我请求大王千万别让他当大将。”
赵王说：“我已经决定了，你就别管吧。”
公元前260年，赵括领兵二十万到了长平，请廉颇验过兵符。廉颇办了移交，回邯郸去了。赵括统率着四十万大车，声势十分浩大。他把廉颇规定的一套制度全部废除，下了命令说：“秦国再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算完。”
那边范雎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消息，知道自己的反间计成功，就秘密派白起为上将军，去指挥秦军。白起一到长平，布置好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赵括不知是计，拼命追赶。白起把赵军引到预先埋伏好的地区，派出精兵两万五千人，切断赵军的后路；另派五千骑兵，直冲赵军大营，把四十万赵军切成两段。赵括这才知道秦军的厉害，只好筑起营垒坚守，等待救兵。秦国又发兵把赵国救兵和运粮的道路切断了。
赵括的军队，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守了四十多天，兵士都叫苦连天，无心作战。赵括带兵想冲出重围，秦军万箭齐发，把赵括射死了。赵军听到主将被杀，也纷纷扔了武器投降。四十万赵军将士，就在纸上谈兵的主帅赵括手里全部覆没了。
赵充国：(公元前137～前52年)，字翁孙；陇西上邽人(今甘肃天水)，后移居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著名西汉军事家。
赵充国历经汉朝三位帝王，对汉朝中国经营西域居功至伟。赵充国为人沉勇有大略，纵观赵充国一生所经历的大大小小战役，都是以稳为主。无论敌人是强大还是弱小，赵充国都是一幅不动若山的形象，他非常懂得在战略方面来压制敌人，最后釜底抽薪，甚至不战而屈人之兵。
赵充国的少年时代正处于汉朝向匈奴开始反击的年代，在少年人心中，卫青、霍去病、李广这些英雄的名字熠熠生辉，“从军”成为了许多少年男子心中的渴望。于是赵充国就努力学习兵法，练习武艺，并且留心边防事务，幻想有一天能够率领大军横扫大漠。年纪渐大之后，赵充国就参军当了一个骑兵，童年的刻苦练习终于有了效果，赵充国超强的骑射能力让领导很满意，所以很快就被调入了精锐的皇宫卫队羽林军中。
当时汉武帝刘彻派遣李广利率领部队攻击匈奴，赵充国以代理司马的职位随军出击。结果李广利指挥无方，连吃败仗，匈奴右贤王见到李广利失利，认为自己立大功的机会来了，他纠集大量的匈奴骑兵，将李广利的部队团团包围。汉朝的步兵依据车仗，以弓箭防御，并不惧怕匈奴骑兵的攻击，所以一时半会匈奴也奈何不了汉军。但是死守并不能够带来胜利，即使是以防守而著称的大将军卫青，也要凭借骑兵出击来获得胜利。另一方面，匈奴右贤王和汉军作战多次，知道强攻汉军阵地将会伤亡惨重，所以就围而不打，等待汉军粮食耗尽而崩溃。摆在汉军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缴械投降，二是突围。赵充国建议由自己率领敢死队向匈奴突击，然后李广利率领大部队跟随突围。李广利思前想后，也就同意了这个意见。于是赵充国特别挑选了一百多名骁勇的骑兵，向匈奴的阵地发动了突击。
那一仗，是赵充国毕生最最危险的一仗。赵充国率领这一百来人犹如利刃般插入匈奴阵地，赵充国和他的部下们完全把生死置之度外，和匈奴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匈奴人发现汉军要突围，也是全力出击，将赵充国这一群人包围起来。血战中，后面李广利率领的大部队第一头就撞了上来。汉军的战斗力很强，面对占有绝对人数优势的匈奴骑兵毫不畏惧，一场大战之后成功突围，此战匈奴虽然获胜，但也仅仅是惨胜。
此战赵充国身被二十余创，终于帮助主力打开了一个缺口。回来之后，李广利对赵充国是非常感激，就向汉武帝刘彻推荐他。汉武帝刘彻当即特别召见赵充国，让他脱下衣服，察看他的伤口，大加赞扬，然后就是升官为中郎(皇帝侍卫官)，过两天再升为车骑将军长史(军队幕僚的长官)。
汉武帝刘彻去世之后，许多为少数民族开始蠢蠢欲动，就在汉元凤元年春，也就是汉昭帝刘弗陵刚刚继位的时候。氐族人在武都(今甘肃西和西南部)起兵造反。在汉朝廷乱成一团的时候，赵充国奉命出兵镇压，当时汉军的战斗力要远远强于各少数民族，加以赵充国深通韬略，很快就派平了叛乱。平定叛乱后赵充国升官为中郎将，兼任水衡都尉，负责上林苑，同时兼管皇家财物以及负责铸钱等工作。此时的赵充国已是汉王朝中的流砥柱了。同年冬，匈奴部队约两万骑兵入侵汉朝，赵充国领兵出战。在训练有素的汉军面前，匈奴骑兵被打的溃不成军，被斩首、俘虏九千多人，其首领西祁王也被活捉了。赵充国因功被任命为后将军(汉朝时期有前、后、左、右四个大将军，位同上卿)，在军队中的地位仅次于大将军霍光。同时，赵充国仍然领水衡都尉这个中央的重要职务，说明霍光对赵充国是非常信任的。
英明睿智的汉昭帝刘弗陵不幸于汉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去世之后，赵充国明智地和大将军霍光站在一起，参与拥立刘询为汉宣帝，以拥立大功被封为营平侯。过了两年，匈奴与西域的车师国联合进攻乌孙国(在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传说中项少龙带着乌家一族跑到西域去建立的国家)，乌孙是汉朝的友好国家，就向汉朝求援。汉宣帝刚就位不久，顿时火冒三丈，不顾路途遥远，派遣赵充国率领三万骑兵前去救援。由于救援乌孙的战场在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所以就任命赵充国为蒲类将军。赵充国率领三万骑兵出酒泉，走了一千多里在蒲类海地区和匈奴开战，匈奴被斩杀数百人后，不得不撤退。赵充国也不追赶，完成任务之后顺利引兵退回汉朝。匈奴还是不死心，过不久又聚集十万多骑兵，大有入侵之势。汉朝又派遣赵充国统领四万余骑兵，驻屯于北部边境九郡(今五原、朔方、云中、代郡、雁门、定襄、北平、上谷、渔阳等地区)。匈奴见又是赵充国，于是引兵远去，放弃了这次的进攻企图。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历经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三个朝代，赵充国已经七十多岁了。此时的赵充国已是名满天下，到了该功成身退的时候了。但是，汉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在汉宣帝派千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羌族部落的时候，先零羌族的首领杨玉请求朝廷允许他们渡过湟水(今青海东部黄河上游支流)游牧，实际上就是要扩大自己的地盘，但是又怕汉朝不同意，所以所做的试探。义渠安国同意了这个要求，并奏请朝廷要答应其所求。老辣的赵充国立即识破了羌族的险恶用心，于是向汉宣帝上书指出羌人有诈。汉宣帝立即下令召回义渠安国，同时拒绝了羌人的要求。先零羌族不肯善罢甘休，立即联合本族各部落，强渡湟水，占据了汉朝边郡地区。接下来以先零羌族为首，二百多位羌族部落酋长在一起，他们发誓以往彼此的一切冤仇一笔勾销，然后订立攻守同盟条约并且交换人质。不久，羌族的一位酋长狼何派使者向匈奴借兵，企图进攻鄯善、敦煌，切断汉朝通往西域的交通线。
这起叛乱事件是对汉王朝权威的全面挑战。义渠安国的部队首先和羌族战士交手，号称取得了斩杀千余人的战果，其实是滥杀了许多站在汉王朝这边的羌人。但是羌族人越聚越多，义渠安国的指挥能力又差，所以很快就在行军途中遭遇伏击，损失惨重。羌族人袭击汉朝统治的各个边疆要塞，很快的汉朝就失去了对整个湟水地区的控制。
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春，汉宣帝决定要派军队平定羌人的叛乱。这时赵充国已七十三岁了，作为汉朝的著名军事家，当然会被征求意见。于是汉宣帝派遣御史大夫丙吉去询问赵充国，应派谁担任统帅。赵充国知道事关重大，思考再三，回答说：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了。面对赵充国这样一个七十多的老头请缨出战，汉宣帝心里也没底，害怕一旦赵充国失败，不但会让他本人一世英名尽丧，而且还会挫动大汉将士的锐气。于是就询问赵充国的应敌方案。赵充国回答：百闻不如一见(成语出处)，军事上没有所谓必胜的方略。我要看到实际情况之后才能因地制宜的决定如何对付敌人。在我看来，羌族其实人数并不多，不必太过担心，皇帝把任务交给我之后就可以放心了。汉宣帝听到赵充国如此有把握的说法，心里很高兴，就赋予赵充国全权来处理这次事件。
赵充国率领了一万多骑兵先到了金城，准备渡过黄河向北进军，为了防备羌兵在汉军渡河时突然出击，他先派出三个分队趁夜偷渡过河，在对岸建立滩头阵地，以掩护全军过河。第二天全军过河后立即构筑营垒严阵以待，不久，便有一百多个羌族骑兵到汉营附近来寻衅挑战。见到羌族人如此轻视自己的大汉铁骑，众位将领非常愤怒，都建议出阵迎战，但是赵充国下令不准出战，他认为汉军远道而来，人马疲惫，不可驰驱。敌一百多骑都是轻装精兵，也可能是专门来引诱汉军的小股前锋，既然大军出征，应以全歼敌军为目的，而不要贪图局部的小胜利。羌族骑兵卖力的表演了半天，见汉军毫无反应，只好悻悻的离开。接下来赵充国派人到咽喉要道四望峡侦察，确认那里没有敌人之后，便率众连夜穿过四望峡，一路上总是派出斥候(侦察兵)，最后终于安全抵达西部都尉府(今青海海晏)。
赵充国进驻西部都尉府后，还是不出战，而是每天搞搞文体活动，或者设宴摆酒吃喝，号称是在犒劳将士，每天如此。汉军休息了很多天，全军闲得不行了，每个汉军战士都是两眼放红光，斗志旺盛。但是赵充国无论羌兵怎样挑战，还是不予理睬，禁止汉军出战，让人以为他们是来度假的。其实，赵充国按兵不动，是有长远战略意图的。第一，在羌族各部落中，先零羌最为顽固，一些弱小的部落如罕、秆等部，都是在先零羌的胁迫之下与汉朝为敌的，先零谋反之初，罕、秆部首领靡当儿曾派其弟雕库来见西部都尉，陈述其本不愿反的立场，但恰遇部分罕、秆部落的人参与了反叛，西部都尉便将雕库扣留。赵充国到来之后，下令释放雕库，并当面抚慰他说：汉朝大军只杀有罪的人，你没有参与叛乱，是没有罪的人，我们就放你回去，望你转告各部，速与叛乱者断绝关系，以免自取灭亡。现在天子有诏，对于参与反叛而能投案自首的人，或者协助官军逮捕斩杀叛匪的人，都一律免罪，凡能捕杀一个有罪的大贵族赏钱四十万，中等豪绅十五万，小富豪两万，壮年男子三千。雕库听了十分高兴，当即表示唯命是从，而后返回部落。这种策略就是以攻心为上，通过安抚的办法分化瓦解敌人，打破其部落间的联盟，等到他们只剩少数顽固分子时再出兵歼灭。第二，汉朝要安定的统治这块地盘，没有羌族人的配合是不行的，如果赵充国全力出击，把羌族人杀个血流成河当然可以平定叛乱，但是民族的仇恨一旦埋下，是很不容易消除的，这不利于西部都尉府的长治久安。所以赵充国看得很清楚，这次平定叛乱要尽量的少死人，无论是汉军战士还是羌族叛乱者。
面对赵充国的大军，羌族各位酋长们都是心里面没有底，不禁开始相互埋怨，觉得这次完蛋了，一时之间是军心大乱，毕竟赵充国的威望可怕。但是，远在长安的汉宣帝和大多数朝廷官员不了解实际的情况，都反对赵充国的做法，认为这样和羌族野蛮人作战简直是有辱大汉的威名。酒泉太守辛武贤一向仰慕霍去病的赫赫战功，就向汉宣帝提议说：如今边防部队都集中在南山，北边空虚，而且塞外地区苦寒，内陆人马很不适应，已经明显瘦弱，不如在七月上旬出兵，各带一个月的粮草，从张掖、酒泉分路出发，征讨鲜水(今青海湖)一带的罕、秆羌人，虽不能消灭羌兵，也能掠夺大量牲畜，俘虏他们的妻儿，然后退兵，伺机出击。这样一来，必能震慑羌虏。年轻的汉宣帝对辛武贤的意见表示赞同，于是一面向陇西调集军队，一面把辛武贤的意见转交赵充国，命他与部属讨论。
见到这样的意见，赵充国顿时吓了一跳，立即就与长史董通年共同提出反驳意见：辛武贤自以为是霍去病在世，轻率地想带领一万人马，绕道千里去攻击罕、秆羌人，这完全是纸上谈兵。如果一匹马驮上三十天的粮食，再加上武器服装，就很难快速前进了。况且，即使汉军辛辛苦苦地赶去了，飘忽不定的羌兵或者逃匿，或者据险扼守，截断汉军的粮道，汉军必然师劳力竭，白白耗费人力、财力。然后赵充国从实际情况出发，建议汉朝坚持采取一拉一打、软硬兼施、刚柔相济的策略，团结、争取罕、开，讨伐先零。因为只有先把先零这个祸首加刺头搞定，才能震慑罕、秆等部落，使之“悔过反善”，这才是“全师保胜安边之策”。
汉宣帝收到赵充国从边防前线送回的报告后很是扫兴，未曾认真分析就予以否定。他认为先零之所以兵势强盛，是由于得到了罕、开的帮助，不先攻击罕、秆，就无法对付先零。汉宣帝听取了大臣们的意见之后，就下诏书谴责了赵充国，指责他因为年纪大而失去了破敌的锐气。同时任命许延寿为强弩将军、辛武贤为破羌将军，率兵征讨罕、开羌人，而且要求速战速决。
赵充国收到宣帝表示责备的诏书后，心里很着急，倒不是计较个人得失。他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根据实际情况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才是对皇帝对国家尽忠的事。于是再次上书陈述军事上的得失利弊，劝宣帝收回成命。赵充国指出：先零羌起兵为叛是有罪的，罕、开羌并未入侵边境，现在放开有罪的一方，而去讨伐无辜的一方，势必增加一个仇敌，形成两处祸害。如果先打罕、秆，先零必然发兵援助，这样就会进一步巩固他们的联盟关系，敌兵也就成倍地增加，攻战难以奏效，甚至事倍功半。赵充国实事求是、词恳意切的报告送到汉宣帝身边，汉宣帝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帝王，他静下心来仔细分析分析，觉得赵充国说的有道理，终于作决定停止了对罕、秆的用兵。至此，汉家朝廷上下统一了对这次平叛战争的战略思想。
不久，见到羌族部队开始懈怠，赵充国突然率领部队抵达先零羌占据的地区，先零猝不及防，望风而逃，丢下了所有的辎重物资，争先抢渡湟水。由于道路狭窄，人多拥挤，敌军乱作一团，毫无秩序。按理说，这正是聚歼敌人的大好时机，众将领都建议穷追猛打，全歼敌人。可是赵充国却回答说：“此乃穷寇，不宜追击。”然后慢慢驱赶，放弃了这次全歼敌人的大好机会。结果，先零羌除淹死、被杀和投降汉军的几百人外，七、八千人的主力都安全地渡过了湟水。接下来，赵充国带兵到了罕、秆地区，严令士兵不准侵扰，部落首领靡当儿到汉军营地说：“汉兵果然笃守信义，不打击我们。”一再表示愿听约束，仍回故地。赵充国放弃这样的机会之后，让这次平叛的战争继续延迟了很多年，但是从长远来看，一直到汉朝离开中国的历史舞台，羌族都没有再发生大的叛乱。
赵充国虽然打败了先零羌族，但是对方主力仍在，并没有被彻底征服。先零的部队屯集在湟水以西，时刻都有卷土重来的可能。这时赵充国染病在身，需要休养，为了确保边防的安全，他向皇帝上奏“屯田之策”，即撤退骑兵，留一万步兵在边郡屯驻，并且从事农垦，以农养战，以战护农，兵农一体，安边自给。
但是，这一正确的建议又遭到多数朝臣的反对。汉宣帝派来破羌将军辛武贤，命令他俩合兵一处进攻先零。看到皇帝进军的命令，赵充国的儿子赵卬(中郎将)害怕起来，托人去劝说他的父亲放弃自己的主张，赶快执行皇帝的旨意，说：一旦不合上意，御史这群垃圾就会来责问您，您都不能自保，还考虑国家干什么？赵充国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就是要以死来坚持自己的主张，对国家对皇帝效忠，我想对圣明的皇帝来说是应该以忠言相告的。于是赵充国又向皇帝呈上关于屯田于边的奏章，详细阐述了国家、军队和边防的关系。他指出：就经济而论，现在我方军队每月需要谷子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一千六百九十三斛，干草和麦秸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全靠内陆转运，战事一天不解决，征税、劳役就停止不了；就边防而言，目前的紧张局势不仅仅是羌族问题，羌族问题如不从根本上解决，四邻小国还会一个影响一个地发生变乱。我们的军队要想立于不败之地，贵在运用谋略，尽量避免正面冲突即实际交战；战场上的百战百胜，也不是善于用兵者的最高理想，应先造成敌人必败的条件，我们才能稳操胜券。如今羌军内部离心离德，想来归降的人与日俱增。英明的皇上如能在这种时候决定罢兵屯田，威德并用，那么，用不了多久就可取得全面的胜利。
与此同时，赵充国提出“班师罢兵，万人留田”的建议，具体陈述了屯田的十二条好处，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是政治上，“万人留兵屯田以为武备”，可以产生震慑敌人的重大影响，同时可减轻国内劳役，使百姓获得喘息的机会；二是经济上，屯田士兵生产的粮食可以自给自足，节省国家巨大的开支，不仅不用朝廷“千里馈粮”，还可以有剩余粮食输入国库作为储备；三是军事上，以往由于供给不足，北部边陲一万余里的防线上只有几千将士，现留一万步兵屯田，有效地增强了边防力量，“执及并力，以逸待劳”，可以随时抵御外族袭扰。总之，留兵屯田之举，对内有不花钱的好处，对外有防备敌人的作用，是个不必作战就能取胜的计策。
赵充国为坚持屯田之策，秉笔直书，极言利弊，三次上书皇帝。他的奏章送到朝廷后，皇帝每次都要召集群臣讨论。表示赞同的人第一次不足十分之三，第二次达一半，第三次则有十分之八。最后于是汉宣帝终于批准了他的屯田之策。赵充国终于以一种顽强的坚持获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得到了汉宣帝的支持之后，赵充国举家西迁，开始实施屯田之策。他亲自率领士兵拓荒垦田，在“地势平易”的青海河湟两岸开垦了数以千顷的荒地。在寓兵于农，拓荒垦田的同时，赵充国还修水利、建桥梁、筑亭塞，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赵充国首创的屯田戍边、开发边疆的策略成为后世仿效的榜样。而他敢于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畏强权的精神也让人充满了敬意。一千多年之后，毛泽东在一次阅读《汉书》时曾感慨地说：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我们都要学学赵充国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成立的亦兵亦农、开发边疆的做法，无疑也是沿袭了赵充国的屯田之策。
唐朝著名诗人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中吟道：“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送魏大从军》的诗中，以“六郡雄”的美誉赞扬了首创屯田戍边、怀有雄才大略的赵充国。诗曰：“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所以，在后世赵充国被称为“屯田将军”，这种屯田耕战的模式也被许许多多的后世政治家、军事家所采用。
这时，许延寿和辛武贤仍然主张进击羌人，汉宣帝也予以批准，两策并用，命许、辛和中郎将赵印会师进剿。结果，许延寿收降羌人四千多名，辛武贤斩杀二千，赵卬斩杀、收降二千多人，唯有赵充国兵不出营而收降五千多人。于是赵充国又上奏章说：“羌人约有五万军兵，已经斩首七千六百级，投降三万一千二百人，淹于湟水和饥饿而死的也有五六千人，现在逃跑的充其量不过四千兵马，况且罕羌首领表示，要杀死先零羌的首领杨玉，于是请求回军。宣帝答应后，赵充国于汉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振旅而还”。当年秋天，先零羌首领杨玉果然被部下杀死，其部属四千多人全部归降汉军。
年纪大了，八十多岁的赵充国终于告老请退，汉宣帝赐予安车驷马，免官归第。于汉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农历12月病逝，终年八十六岁，谥号“壮侯”。
赵充国善于治军，爱护士兵。行必有备，止必坚营，战必先谋，稳扎稳打。在平叛战事中，他坚决采取招抚与打击相结合、分化瓦解、集中打击顽固者的方针，能和平解决的，决不诉诸武力。正所谓孙子兵法：“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正确的主张受到朝廷大臣和皇帝一致反对时，赵充国无所畏惧，反复上书说明这一方针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终于为皇帝和大多数朝臣所接受。赵充国的留兵屯田之策确为深谋远虑之议，不仅在当时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对后世亦有深远影响，因此他不仅是一代名将，而且是享有盛誉的军事家。
令人敬佩的是，赵充国一生的主要功绩集中表现在晚年，七十三岁时主动领兵出征，七十九岁凯旋回京。以如此高龄顶风冒寒，坚守边疆，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赵婕妤：(公元前？～前1年)，女，又名赵飞燕。著名汉成帝皇后。
赵婕妤善长歌舞，由于体态轻盈，据说能“掌上舞”，故称“飞燕”。汉嘉鸿三年汉成帝微服出巡，见歌女赵飞燕艳丽非常，便召她入宫，宠爱有加。不久汉成帝又召其妹赵合德入宫，封赵氏姊妹为婕妤，从此赵氏姊妹贵倾后宫。
为进一步巩固地位，赵飞燕诬告许皇后，又指班婕妤有邪媚之道，由是汉成帝遂废许皇后，另立赵飞燕为后，封赵合德为昭仪，二人极得恩宠。至汉平帝即位后，赵飞燕被贬为庶人，后自杀身亡。
后人称“燕瘦环肥”的“燕”就是赵飞燕，比喻体态瘦削轻盈的美女。
赵 晔：(公元？～80年)，字君伯；会稽山阴人(今浙江绍兴)。著名东汉学者。
赵晔年青时为县吏，奉檄文迎接督邮，晔耻于人下，遂弃车马而去。到犍为资中(今四川资阳)，从杜抚受《韩诗》，潜心探讨，历时二十年，和家人不通音信。家人认为他已死，并为之丧服举哀，直到杜抚逝世后，他才回到故里。州郡召补赵晔为从事，赵晔却辞而不就。后举为有道，卒于家中。
赵晔著有《吴越春秋》十卷，记吴太伯至夫差，越自无余至勾践期间的史事，还收集大量的民间传说，颇与小说相近。书中所言越国的世系，也多与《史记》不合，有一定补充史料的价值。有元人徐天佑音注，并对事迹的异同作出考证。此外，赵晔著有《诗细历神渊》，蔡邑在吴流亡期间曾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后来匿还至京师，流传世上，“学者咸诵习焉”。现已佚传。
赵 苞：(公元？～178年)，字威豪；甘陵东武城人(今河北清河)。著名汉朝将领。
东汉时期，赵苞少年即勇武好义，孝顺父母，在乡里有盛誉。
赵苞有个叔伯哥哥叫赵忠，是个宦官。汉灵帝时期官为中常侍。中常侍，东汉时由宦官专任，传达皇帝诏令，掌管朝廷文书。张让与赵忠是中常侍的首领，受到灵帝刘宏的信任，把持朝政，气焰熏天，编织关系网，贪污腐败，卖官鬻爵，怨声载道。但有许多官员夤缘巴结唯恐不及。赵苞却认为赵忠的飞黄腾达是赵家的耻辱，不但不逢迎巴结，而且坚持不跟赵忠来往。
东汉时，读书人当官的正当途径，是由州郡按限额举荐孝廉和茂才(即秀才，避刘秀名讳改为茂)。赵苞被举荐为孝廉。孝是孝行有名，廉是清正廉洁。朝廷派他为广陵县令(今江苏扬州)。任职三年，政教清明，百姓爱戴，经州郡向朝廷报告他的政绩，赵苞于汉熹平六年(公元177年)升任辽西郡太守。
东汉时的辽西郡较秦汉时面积小了许多。原辽西郡东北部被乌桓族占据，东南部建了辽东属国。辽西郡只管辖阳乐、海阳、令支、肥如、临渝五县，比今秦皇岛市管辖范围略大。郡治阳乐，在今抚宁城西洋河畔。赵苞修缮域防，训练士卒，开垦土地，百姓生活安定。北方少数民族不敢轻易入犯。
按当时风俗习惯，地方官到任的第二年就可以接家属来住。赵苞派人到家乡去接老母和妻子。农历12月家属到了离阳乐不远的柳城境内(今辽宁朝阳，一说今昌黎靖安镇)，被侵入长城以南到处抢掠的鲜卑骑兵俘获。鲜卑酋长听说赵苞是著名孝子，就把赵苞母亲、妻子做人质“载以击郡”，去攻打阳乐城。
赵苞率两万兵出城与鲜卑人对阵。鲜卑人押解赵苞的母亲、妻子到阵前，威胁赵苞母亲向儿子喊话劝降。赵苞见母亲被绑忍不住啼哭，突然他精神一振大声喊：“妈！我没出息，本来想当官挣点俸禄孝敬您，想不到给您老人家惹了祸。我现在是国家的官员，守土有责，不能只顾母子私情而坏了忠义。为了保卫国家，我万死不辞！”母亲也大声喊：“威豪！每个人有自已的命运。不能因为母子私情而坏了忠义节操。你努力吧！”母亲话音刚落，赵苞就下令进攻。鲜卑酋长原以为赵苞这个孝子会为了使母亲活命而投降的，没有打仗的准备。经赵苞率军冲杀，鲜卑军阵脚顿时大乱，纷纷后退。鲜卑酋长在溃逃的路上，杀了赵苞的母亲和妻子，率残兵败将逃到燕山以北。
赵苞胜利回师，将母亲、妻子的尸体装殓在棺柩里，泣血祭奠。然后，向朝廷上奏本章，乞求允准自己护送母妻棺柩归葬故里祖坟。汉灵帝派使臣前来吊唁，并下圣旨封赵苞为隃侯(今河北清河)。
赵苞回乡办完丧事，对乡亲们说：“吃俸禄的官员如果因为私利而逃避职守不算忠，牺牲母亲而保全忠义节操不算孝。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母亲为我而死，我感到非常惭愧，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人间呢？”不几天，赵苞呕血而死。
赵苞义不顾私的事迹，载入《后汉书?独行传》。这种“乘方不忒，临义罔惑”的特立德行，永远为后世景仰。
赵 岐：(公元108～201年)，字卿，初名嘉，字台卿；京兆长陵人(今陕西咸阳)。东汉儒家学者、经学家。
赵歧一生经历颇为复杂，曾因得罪当时宦官而四处避难，在北海以卖饼为生。后又卷入“党锢之祸”而被免职，居家十几年。曾历任并州刺史、议郎、太常等职。去世时年九十四岁。
赵歧撰有《孟子章句》一书，认为“儒家惟有《孟子》，闳远微妙，缦奥难见，宜在条理之科。于是乃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载本文，章别其指，分为上、下，凡十四卷”。《孟子章句》是目前仅存最早的一部两汉章句之学的著作，清儒焦循认为：“赵氏子《孟子》，既分其章，又依句敷衍而发明之，所谓‘章句’也。章有其指，则总括于每章之末，是为‘章指’也。叠诂训于语句之中，绘本义于错综之内，于当时诸家，实为精密而条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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