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焦点产业新区专栏 每一年的雨季，总有那么一两场大雨，让整个北京狼狈不堪，损失惨重。每一年任凭舆论哗然，政府也会信心满满的告知，下一次绝不会是这样……然而，类似的错误，却在年复一年的轮回。大雨，撕碎了北京“世界城市”的华服，露出华丽外表下的真面目。而这一次，尤为严重。7 月 21 日的北京暴雨，造成至少 37 人死亡。
一到暴雨，再华丽的城市，都难逃城市内涝的狼狈命运，这似乎成为了中国城市的通病。人民日报披露，2008 年到 2010 年间，全国 62%的城市发生过城市内涝，内涝灾害超过 3 次以上的城市有 137 个。突发性的灾难，已经成为检验城市基础设施的评估师，而灾难前后的应对措施，也成为检验城市管理的试金石。
一场大雨就能让一个城市停摆，甚至葬送无数生命。 “国际大都市”所谓 “世界城市”的光环也难以掩盖这样的伤恸。城市排水显然已经不是某一个城市的问题，它是中国城市集体面对的现代性难题。近三十年来，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地方政府执着于修建越来越高的摩天大楼，但作为城市运行的生命线，地下管网却以各种理由被有意无意的忽视了。地下忧患的背后，不仅是下水管道标准高低与否的问题，还反映了城市建设所追求的价值。
地下管线如此脆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源于城市建设“重地上轻地下”的传统，地面上的高楼大厦是看得见的面子和政绩，却忽略了地下管线这个里子。各个城市都把修建摩天大楼当做城市繁荣的象征，你方唱罢我登场，誓与天公试比高。却很少关注地下管线的建设，只有在城市变身水乡泽国的时候，才有所警惕，很快便会满怀信心的宣称“再迎暴雨，北京有谱了”。遗憾的是，这些宣言往往被暴雨击得粉碎。
地下管线的建设积弊，甚至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下水道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俄罗斯道，地处高寒，降雨量少，城市下水道口径小埋藏浅；其二是西欧道，如伦敦、巴黎年均降雨量在 600－1000 毫米之间，下水道宽阔可跑车。作为国民经济计划的具体化和延续，中国在 1953 年至 1957 年之间将“苏联模式”引入城市规划，国内各城市在这一时期开始采用一整套以苏联为标准的定额指标，高寒地区的城市设计标准，直接套用在地域辽阔的中国城市上，自然为以后的内涝埋下了伏笔。
雪上加霜的是，狭窄的排水管道里还存有大量的沉积物。据统计，北京近 8成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有沉积物，约一半的雨水排水管道内沉积物的厚度占管道直径的 10%至 50%，个别管道内沉积物厚度甚至占到管道直径的 65%以上，直接影响了城市排水系统功能的发挥。
可见，城市内涝不仅仅是下水道的标准问题，还在于城市的系统规划设计。近年来，许多城市大面积的铺装了硬质路面，这种城市建设思维最早源于西方，但是上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国家开始进行反思，认为硬化的地面是“死亡性地面”，会影响地面的生态系统和树木的生长。德国从上世纪 60 年代起就采用透水材料铺装路面，并致力于不透水路面的改造，其目标是到 2010 年，把全国城市 90%的路面改造为透水路面。可惜，国内很少有城市意识到这个问题，还在大肆铺装硬质路面。
急功近利的城市建设、排水管道狭窄表浅、硬质化的路面铺装、失去生命力和泥土的渠化河道、见缝插针的钢筋水泥、绿地植被减少、易得肠梗阻的排水管道……这些构成了城市内涝背后的推手。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便是城市管理。
首先，是地下管网档案的管理问题。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路网不断延伸，地下空间日益复杂，相应的管网档案却七零八落，缺乏统筹。据统计，全国大约有 70%的城市地下管线没有基础性城建档案资料。以北京为例，北京市从解放初期的市政地下管线只有少量的自来水、污水，发展到现有上水、下水、中水、电话、电力、路灯、光缆、通讯、信号、煤气、天然气、热力网等等。而这些管线又分别由几十个单位建设和管理，包括自来水公司、污水管理处、燃气公司、热电厂、电信公司、电力公司、部队和各工矿企业等，如此众多的管线却缺少一个统一的协调管理部门。不仅如此，地下管线的规划、测绘及档案资料管理等事项仍然分属于不同部门，一旦涉及利益分配和具体责任的承担，不是你争我抢就是互踢皮球。这种情况下，要解决下水道问题无异于盲人摸象。
其次，灾前的预警管理和灾后的应急管理也异常脆弱。与北京暴雨前后脚到来的，是 24 日凌晨到达香港的韦森特台风。这是香港 13 年来最为严重的台风侵袭，却没有造成人员死亡。香港特首将其归功于及时的灾前预警。早在 23 日下午，香港天文台就频繁发出警告信号，在其挂出 8 号风球后，除了电视、广播、网络、手机等传送讯息外，地铁、商场、住宅小区、医院等公共场所都会悬挂预警通知，预警信息传遍整个香港，全港随即有条不紊的避风应急：公司职员提前下班回家，渔船返港，电车停运，大型公众活动取消，消防人员、医护人员和警务人员坚守岗位，随时待命。
而当北京遭遇 61 年一遇的暴雨时，无论是灾前预警还是灾后应急，都让人失望。气象部门在一天的时间里连续五次调高暴雨的严重程度，却没有向公众大规模发布预警信息，事后以“手机预警信息发送尚有技术障碍”自辩，显然难以自圆其说，成为千夫所指。
大雨倾盆时，全市明显没有系统的应急方案， 各部门依旧慢吞吞地各行其是：容易积水的立交桥下没有明显警示和标识，致使多部车辆冲入其中无法幸免；机场高速在暴雨时仍然“一丝不苟”的收费；京港澳高速积水严重，仍然没有关闭高速通道；本该应急接纳避雨人群的公共场馆， 却紧闭大门……以至于有人戏称， ：一个是鼓舞人心的善举义举，感动人心，另一暴雨让我们看到了“两个北京”个是城市管理中的种种缺陷，同样触目惊心。
北京可以花费数百亿修建华丽的奥运场馆，却无力建好下水管道。2011 年 6月 23 日，北京平均降雨 120 毫米；2012 年 7 月 21 日，北京平均降雨 170 毫米，至少 37 人死亡，损失惨重……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可想而知。
或许，北京，和国际大都市的距离，就是一条下水管道的距离；中国和世界的距离，就是一条下水管道的距离。
本文特别供稿，民间独立智库安邦，本文作者系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唐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