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认为的这些神话（有很多是历史事实）产生的初期，人类还没有文字和书籍，连甲骨文和钟鼎铭文也没有。人类只好凭借着口口相传将自己的生活实录一代传给一代。这种口口相传过程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史实容易变形。主要是因为口口相传的过程也是一个再加工的过程。
从创造者来说，我们说过有生产力低下，科学水平低下，语言表达原始低级，思维发展幼稚的原因，所以很多他们所说的东西我们不懂，古人对待这些暂时还不懂得东西有个科学的方法，就是暂付阙如。就是我虽然不懂，但是我不作结论，把它放在一边等有能够懂的人来研究，等以后可以懂的时候去研究它，去做结论。但是历史研究中有个很常见的通病就是：我们不懂，说明这件事不可能是史实，所以它是神话。看一看朱熹的《楚辞集注·天问》就可以知道有多少远古传说被朱熹斥之为“怪妄不足辩”“荒诞无说，今亦不论”等等。于是，几千年来，一群无知的子孙们，因为不明白远祖的苦心，只用了“这是神话”四个字就这样把一部鲜活的中国远古史打入了永夜。岂不悲哉！
从神话的表述者和传承者之间的严肃的传承过程来说，同样存在传说变形的问题。既然是口口相传，在流传中就有人为的渲染夸大，神乎其神，有因为自己也不理解造成的误传，有记忆、口齿、方言导致的谬误，有如儒家通过人为修改达到宣传自己价值观的（例如禅让一说），当然也有自作聪明的修改。后者例如《淮南子》就是自作聪明地把共工触不周山和女娲补天联系在一起，使得一千多年来，人们总是以为女娲之所以补天，是因为共工把天撞塌了。其实认真想一想哪里会有这样的因果关系。共工只是撞歪了天，而女娲却只是补了一个被雨水冲塌了的一个窑洞的顶部而已。
我完全赞成鲁迅先生有关中国神话的一个观点：“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以成大文。”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神话研究工作者的一个重大使命就是正本清源。
一、 远古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远古史研究首先涉及的问题是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我国研究史前史和神话的学者都是文科的专才，他们精通古汉语、精通古籍目录、训诂、甲金篆隶,精通×××文化和出土文物。但是他们的研究多数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文字到文字，从甲地到乙地，从陶器到铜器。很少见到有学自然科学的人介入这方面的研究。由于长期以来高等教育课程设置的缺陷，理科对古汉语要求较低，所以很少有人既精通某领域自然科学又有扎实的古汉语功底的。这就造成了我国史前史和神话研究的人才知识结构的畸形——纯粹古汉语古文化学者在研究。而这个被文科人才无意垄断的研究领域恰恰需要大量的自然科学人才的介入。我们的领导者们也在大声疾呼要搞多学科综合研究，但是如果各学科的研究人才只精通自己一门学科，其研究正如那个各管一段箭的医学笑话，箭在体外的归外科，留在体内的归内科。这样的研究中各科人才的知识能力很少能够水乳交融形成合力的。
二、 让神话的归神话，历史的归历史。要认真甄别我们的神话材料，其中很多都是历史事实。我们应该从历史的源头处研究思考，还远古史以本来面目。神话研究的错误导向已经误导了我们很多年了，现在首先必须在观念上正本清源。越古老的证据越接近远古的史实，我们必须从源头肯定一部分史实，从源头否定一些歪曲篡改，使我们对远古的史实做一些回归的工作，使我们远祖的生活状态和历史业绩早日回归真实。通过我们的仔细甄别、逐渐认识补充我们的远古史知识，完善我们的远古史结构，丰富我们的远古史积累。
三、 在史料极其匮乏的远古研究中，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甄别哪些史籍是远古史的可靠材料。据我的研究至少《夏小正》《楚帛书》《楚辞》《山海经》《汲冢周书》《世本》都是研究远古史的可靠的史籍，而《诗经》《三礼》《春秋左传》《尚书》《周易》《尔雅》《说文》都保存着远古史的珍贵信息。甲骨文和金文主要记载商周的历史。先秦诸子中很多著作中保留着采风的远古资料，也是研究远古史的珍贵的第二手资料。研究这些史料我们首先要肯定他们是历史的真实，在承认这些史料记载的真实性前提下才能正确甄别和研究它们。我们的先秦的祖先们用笔从来慎重，只要看一看甲骨文的“史”字就可以参出一个究竟：以手执笔为史。
四、 在远古，我们的先祖们一定是想尽一切办法要将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历史业绩，他们的一切流传下来给后世子孙知道，他们一定也害怕被后代忘记。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手段有限，能力有限，我们的沟通能力也有限，加上中间几千年的历史跨度，其中一定埋没了许多不为人所知的史实，埋没了许多珍贵的历史遗产。存世的这些就更加弥足珍贵，研究它们、解释他们、流传他们是我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五、 对待那些现在我们仍然只能猜测的远古传说，对于现在我们仍然无法解释的历史记载。我们只能等待后来的考古、技术进步，科学进步去解释。我们只能效法古人的科学态度：暂付阙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