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人一到六十岁时，就要被送到一个预先在野地里造好的墓里，那里将是老人过完余生的最后居所，如果儿女孝顺，能够多送几个月饭，就能够多活一些时月，如果儿女不孝，那就只能饿死在里边。花甲老人死后，随即把吊饭罐的口子用砖堵上封死，然后就用土掩埋。这个在家乡保德妇孺皆知的传说说的正是古代的花甲墓。
令人不解的是:这样的事情似乎只有民间传说，正史并没有确切的记载，至于这样的事情到底发生在何朝何代，更是一团雾水，民间传说也只是梗概而已。那么这样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呢?
一次和父亲的闲谈中，他给我讲述了自己亲自碰到的这样一座墓。那是七十年代吃大锅饭时代，几个人为集体耕地的时候发现的，每次犁过那片地时，总有一些砖块出现，几个人好奇，就刨开看了一下，掏开灰缝，扒开几块砖，等阳光射入墓穴的时候，终于看清了:这是一个坛状的砖墓，在中上部明显有一个后来封上的小洞，底部呈圆形，大约能容一个人躺下，中部比较大，上面的砖逐层缩放，直至合顶，高低两米出头，类似于现在不少人家做的旱井;墓内有一具遗骸，从躺着的体型看大约是一个男性，周边并未有任何随葬品。几个人看完之后，就断定着这就是古代的六十花甲墓，因为和一般的墓葬不同，家乡的丧葬制式大多为土穴，即使有砖石券得葬子，也是窑洞型的，并未有坛状的墓葬制式，更兼家乡的丧葬特讲究合葬，死后两口子埋在一起，少有独葬;另外家人总会在墓穴内留一些死者生前用过的东西之类，而眼前这样的墓室只能让人联想到民间传说的六十花甲墓。
有趣的是，扒开口子以后，竟有一人下去把死人的腿骨拿起来和自己的腿比较了一下，结果发现比自己的长，就断定过去的人比现在的人高一些，当然比较的人也是中等个子。这个墓穴，就在家乡叫小圪堆的地方，距离当年已过去将近四十年了，如今应该还有遗存。
花甲墓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证实了这种传说的真实性，仔细搜集相关资料，原来六十岁弃老的传说并非只有家乡，也并非只是汉民族。从华中师大刘守华教授搜集整理的记录中可以看到，中国发现的同类型传说文本已达70余例，涉及的区域包括湖北、陕西、河北、山西、山东，涉及的民族包括汉族、苗族、土家族等，可以说六十花甲弃老传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存在过，然而这竟然只是一种传说而已，让人无从知道这种传说故事发生的确切年代，实为怪矣?选
对于花甲墓，各地也有不同的叫法，山西晋中昔阳县叫“生藏墓”，山西部分农村人叫“砖打墓”，大概是区别于现在的土葬制式;鄂西北叫“寄死窑”、“自死窑”，山东胶东半岛叫“模子坟”或“丘子坟”，此外叫法最广的应该是“活人墓”了。
从花甲墓传说的范围，我们大致可以判定:六十岁弃老曾经是一种制度化的习俗，并且这种习俗延续了较长的时间。弃老，弃病，对于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原始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因为茹毛饮血的时代，为了种族存活、延续等整体利益的需要，这是最大的“人道”，然而后世出现这种事情着实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从传说的故事，我们不难看出在今人看来无法想象的花甲墓竟然在其中也饱含着孝道文化:假定是弃养，何必送水送饭?假定是弃老，又何必砖券墓室，打一地穴足以?唯一的解释就是，这种做法已经成为国家的制度，个人在无法违背和改变的情况下，只好尽力变通如此去做。在历经多代的沿袭之后，花甲墓就成为老人晚年最终的凄凉居所，再后来乃至这种做法逐渐演变为一种民间的习俗，这种陋习甚至控制了整个民族的生活状态，正如古代女人缠足的习俗，竟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一样。
有的传说认为花甲墓的这种做法发生在秦代，因为这种做法的残暴恰好和秦始皇的暴政能够相联系，于是产生了“六十岁活埋”的故事，进而缔造出孝子李隐冒死藏父，听从父亲，智斗西藩特使卡尔瓦，从而使秦始皇撤销了“六十岁活埋”律令的故事。笔者认为:恰恰在这个时期不可能发生，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已经确立了儒家文化的地位，“老吾老及人之老”的思想影响下，孝道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逐步解放，老人在汉民族的观念里，不存在弃养的主客观条件。湖北的武当山当地人认为，花甲墓的陋习直至唐中宗李显被武则天流放到房州后才彻底改变。笔者认为，这一传说更是借助于历史事件的一种孝道文化的弘扬而已，唐代的丧葬礼制中，史书明确记载武则天于公元674年曾经建议唐高宗把原来的父在为母服丧一年的制度，改为父在为母服丧三年的新制。
那么到底六十花甲墓的事情究竟发生在什么时代呢?从已发掘的古墓文物看，无一不指向蒙古人统治的元代。1974年，莱州市东宋村的一座“丘子坟”中出土了两件元代的青花玉壶春瓶。山西岚县出土的花甲墓内，墓志铭清晰记载:此葬始造于大元大德三年，后重葬于明万历四十三年。元代的统治从忽必烈算起在中国历史上先后延续了近百年时间，然而这段时间却是我国阶级矛盾异常尖锐，长期存在，战争频发的一个时代，汉人作为四等公民长期忍受蒙古人和色目人的统治，汉族的文化受到了摧残，思想遭到了禁锢。在蒙古族建立政权的初期，以及明政权建立的初期，频繁的战争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不少繁华之地竟成为人烟荒芜之地。1357年朱元璋部将攻克扬州的时候，城中居民仅有十八户，山东、河南地区长期遭受元朝军阀的摧残，弄得多是无人之处，1368年徐达率师北伐“徇取河北州县，时兵革连年，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
元朝的初期政权更是建立在血腥屠杀镇压的基础上，以至于因为百姓逃亡，一些州县的建制突然扩大，这充分说明人口在战争中巨减，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元朝的统治者急需要稳定社会生产力，迅速积聚社会财富，于是不少作为驱口的汉族人民，很容易就会成为他们随意役使的创造价值的工具。显然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一到60岁以上就会丧失创造财富的能力，这很可能就成为元初统治者裁减开支的一条强制性政策出台的初始创意。
可以想象，在经历挣扎与血腥镇压的较量后，除作为经济重心偏移的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以外，绝大部分蒙古族占据的中原地带百姓大概都开始了这一政策的执行，于是汉民族开始有了这种特殊的墓葬制式，直到延续到明朝初期。在历经几代的习惯积淀中，这种陋习便成为一种习俗的自然延续。
由于元代开始有了记述国史的蒙古文字，加上忽必烈对八思巴蒙古文作为官方文字的不断改良，汉文便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托卜赤颜》作为蒙古国史的唯一记载，在明代原文竟然亡佚，残余的部分内容因为硬译文体也显得文理不通，于是在正史中竟然找不到对花甲墓的任何记载。对于当时的汉民族来说，这一事件的原委记载是不敢轻易示人的，更不敢把仇恨的种子直接嫁接到蒙古统治者的头上，于是便产生了花甲墓种种离奇的口头传说，锻造了一个个让人费解的谜团。
(作者为保德县委办干部)
■张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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