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
        山西票号的衰亡之因既有自身内部存在的弊端，又有外部经济、政治变动的冲击。探析其衰亡的原因，从中获得的最大启示为：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动力。

 　　山西票号在其长达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历经挫折，又数次崛起，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中外闻名。然而，在清末经济危机困扰下，在与现代银行的竞争中，山西票号开始走向衰落，经辛壬变乱[1]后，一蹶不振。虽有不少有志之士曾努力欲挽救票号于危难之中，终因回天乏力，山西票号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探究其衰亡的原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一、 山西票号衰亡的内因

　　（一）缺乏正式的对经营者的责任追究机制及对其经营行为的审计、监督机制，造成总经理（大掌柜）责权利严重失衡。

　　山西票号普遍采用“东家出资、掌柜经营”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制度。虽然该制度在现在看来仍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当时所实行的“两权分离”制度，只是赋予总经理无上的权力，却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责任追究机制，也没有设立专门的类似现在的审计和监事会之类的机构对经营者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总经理只负盈、不负亏，票号盈利多总经理获利也多，但票号发生亏损则由财东负责，总经理不负任何责任。这种“利益共享，风险不共担”的责权利失衡的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极易导致“道德风险”的发生，使经营者对资本利润的追求增强，而对资本安全的考虑减弱，从而加大票号经营风险。主要表现在19世纪90年代之后，票号一改一贯谨慎的作风，经营者在没能审时度势，明辨政治、经济动向的情况下就大量放款，使票号在20世纪初形成放款远远超过存款的局面。结果，在辛亥革命后，因大批工商企业破产从而票号放款无法收回的情况下，致使众多票号遭挤兑而搁浅倒闭。

　　（二）票号放款皆为信用放款，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倒账风险。

　　不可否认，信用放款在经济景气时期对于票号扩大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曾起过重要作用，票号经营前期信用放款风险也确实较小。但在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投机和经济危机伴随而来。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银行信用方式理应有所变化，除了信用放款之外，还应采取抵押放款方式，使放款收回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保证，从而降低贷款风险。而且抵押放款当时早已成为西方银行的典型做法，票号可谓“有章可循”，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借鉴西方银行抵押放款的经验，开展此项业务。然而，在这一点上，票号经营者的守旧思想占了上风，执意只做信用放款，而从未开办抵押放款业务，导致票号在清末经济危机中倒账损失愈来愈大，票号衰落也就在所难免。

　　（三）票号经营后期，总经理普遍思想观念因循守旧，错失制度创新良机，未能实现票号向现代银行的转变。

　　山西票号在外国银行来华之后，尤其是在遭遇到中国官商银行的市场竞争之后，部分亲身感受到竞争压力的分号经理首先意识到了票号实行制度创新、向股份制现代银行转变的必要性。主要代表人物当数蔚丰厚票号京都分号经理李宏龄，他曾于1908至1909年间数次向平遥各总号大掌柜力陈改组银行之利弊，希望各总号能联合起来进行从上至下的改革，实现票号向现代股份制银行的转变。但由于总经理长期蛰居总号高墙大院之内，深居简出，更是很少到各分号走动，这一切都使得总号信息不灵，无法及时掌握市场动向，又加之各号总经理一般都年级较大，接受新式教育甚少，封建的保守、僵化思想根深蒂固，对新事物充满敌意，甚至坚决反对。李宏龄等人关于改组银行的建议就数次遭到当时各号领袖——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的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愤然道：“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2]至此，票号改组银行一事由于总经理阶层的阻拦而烟消云散。

总之，票号错失制度创新的机会，没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进行改革，就注定其要作为“落后”的东西被历史进步的车轮所抛弃。

 
　　二、 山西票号衰亡的外因

　　山西票号存在的时期，适逢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入侵，国内民众起义，战火连年不断，政局动荡，经济危机频频发生，不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严重威胁票号经营的安全，成为票号衰亡的外部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的压迫，严重削弱晋商实力。

　　山西票号产生于中国封建制度行将解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建立的时期。票号发展初期受封建主义“重本抑末”政策的压制，中后期又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使其脆弱的身躯过早地衰败了下去。

　　帝国主义发动的多次侵略战争，一方面掠夺和破坏了包括票号在内的资本家企业，另一方面由此引起的战争赔款又转变为清政府向包括票号资本家在内的绅商的捐输勒派。在此双重压迫和剥削之下，致使晋商企业大批破产，商业资本损失惨重。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起义期间，晋商企业损失达白银五百多万两。19世纪90年代后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和日俄战争，又使晋商在东北、华北等地区的企业和财产遭受巨大损失，作为票号资本之基础的晋商实力丧失殆尽，也就预示了票号的衰亡以为时不远了。

　　（二）辛壬变乱可谓一针“强心剂”，致使票号一蹶不振。

　　1911年辛亥革命和1912年（壬子年）“北京兵变”期间，风云变幻，许多城市经济遭到破坏，工商业破产，银钱行号遭挤兑而搁浅倒闭。票号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大批银钱财务被散兵游勇洗劫一空。在战乱中，票号除被抢劫现银一百三十万两外，最大的损失在于因工商业大批破产导致几千万两贷款收回困难，在贷款大于存款几百万两的情况下，贷款无法收回，存款又遭挤兑，银根告紧，资金周转不灵，大多数票号惨遭倒闭。辛亥革命虽酝酿已久，但武装起义却非常短暂，对于这一突发事件，大多数票号事前没有察觉，毫无警惕，更谈不上应变之策，面对混乱局面，只有坐以待毙。

　　（三）清政府在制度创新中没能发挥其强制性推动作用，帮助票号完成向股份制现代银行的转变，而是设立官商银行和官银钱局号与票号争夺业务，大大缩小了票号的生存空间。

　　山西票号向现代银行的过渡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而且是正式制度安排，对于山西票号这样一个封建性和守旧习性很强的经济集合体，自发地向现代银行过渡需要说服众多的票号和人物采取一致行动，其过程相当艰难和缓慢。而时事的变化要求票号迅速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竞争的环境，当时的情形只有政府推行强制性措施才能帮助其完成这一转变。而清政府却从自身利益出发，不但没有充当票号的主心骨向其伸出援助之手，反而设立了数家大的官办或官商合办银行和众多的官银钱局号与票号争夺业务，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左右借贷市场价格，通过降低放款利率或提高存款利率抢夺票号客户，另外，在发生贷款倒帐时，其倚仗官府势力，持强权又可全额收回债款。总之，资本雄厚、经营规模庞大的官办银行在竞争中迅速排挤与之实力相差悬殊的票号，大大缩小了票号的生存空间，使票号经营难以为继，注定要走上衰亡之路。

　　三、 结语

　　山西票号就是在上述“内忧外患”的夹击之下走上末路。票号曾经的辉煌业绩令世人瞩目，而其衰亡的悲壮结局更发人深省。回顾票号的发展历程，探析其衰亡的原因，有许多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教训，而从中获得的最大启示就是：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每个个人、企业乃至国家的发展都应在全面掌握最新信息的基础上判明时局动向；顺应时代潮流，锐意进取，积极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