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村村志序
《尹村村志》是尹村张凤和先生遗著。
张凤和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工作，1998年退休后，开始整理资料，编写村志，经过十二年的辛勤劳作，村志终于脱稿，然而就在他写完村志后第九天，却不幸发生意外，抢救无效逝世。张凤和先生去世后，其子张寿彭、张景彭等子女五人，对村志重新整理，决心完成父亲遗愿，使村志早日付梓出版。
村志是建置最小的村级志书，是方志家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员。村志编修古已有之，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郎遂编撰安徽池州《杏花村志》，据说“是修村志之起端”。自此之后，便间有村志的修撰与出版，但为数很少。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显示，现存1949年之前编修的地方志共有8200多种，其中乡、镇、村、里志仅有160多种左右，为总量的19‰，且集中在当时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自从20世纪80年代全国性修志事业兴起以来，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全国各省（市、区）、市（地）、县都在编纂新方志，然而乡、镇、村志的编修不在新方志的规划之中，其编修处于自发状态。《尹村村志》编写便属于这种情况。张凤和先生编写村志完全是自发的，是自觉自愿地要将自己家乡“村庄变迁、自然环境变化、民情风俗的演变以及美丽的传说故事”整理出来，他最初的动意是“写一本三、五万字的东西，以使这些资料长久流传，不致湮没，好让人们在追忆往事的同时品味社会的发展，岁月的流逝及世态的变化，以此给人们以启迪和思考。”他的这些想法得到了许多村人和朋友的赞赏和支持，“他们有的伏案撰写源源赐稿，有的忙里偷闲寻找资料统计数据”，确确实实为编撰付出努力。2007年，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初稿基本完成，但因资金问题未能付印。直到2010年8月初，尹村村委主任听说此事后，主动上门找张凤和先生商谈，表示要尽快筹措款项，并组织健全了编委会，“四处联系出版商，为志书出版挑起大梁。”《尹村村志》是尹村第一本村志，其撰写出版在尹村甚至整个忻府区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行政村是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组织机构，是国家整体中的一个最基层单位。乡村社会的变迁始终是中国历史变迁的主体内容，这不仅因为在区位结构中乡村占绝对的多数，而且因为乡村的生活模式和文化传统更深层次地代表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即使对于整个近代而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本质上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过程。20世纪中国历史变革的走向、规律及其独特的特征，如果不从乡村社会研究入手，就很难真正获得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认识价值的认识。1964年毛泽东主席就说过：“研究现代史不能不去搞家史、村史，从研究最基础的历史——村史的微观入手，这是进而研究整个宏观社会的历史基础”。毛泽东主席这一指示发出后，全国一度曾掀起了写村史的热潮，但由于是政治任务，再加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编撰人员的水平有限，村史是搞了一些，但真正意义上能称为村志的不多，出版的就更少。1995年11月江泽民总书记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读本》一书序言中指出：“要加强农民教育，就要编一些教材，编写教材要结合实际，要通俗易懂。”江泽民总书记强调的是教育，而且是在序言中所说，所以也并未引起广泛注意。但毛泽东主席和江泽民总书记显然都指出了编写村志的重要性。
编修村志可以为农民提供生动、形象的基层材料，编修村志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变革发展道路的重要途径。村志记载村庄的发展演变历程，作为存史、资治、教化的文献保留下来，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也是一件利村利民的实事工程。因为编修一部村志，实际上是等于对中国农村农民问题做了一次深刻的调查研究和个案分析。进入新世纪以来，全国人民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建设的重点难点在农村，农村要发展经济，深化改革，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新问题层出不穷，值得深入探索，认真研究。编修村志是系统研究农村新情况的一种有效形式。编修村志也是保存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村级资料的最佳载体。随着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推进，广大城市周围的村庄正在被城市蚕食，在城市化进程中，大、中城市周围的村庄亦在逐渐消失，原先的村庄划入市区，村民变成了市民。这些已被撤销的或正在撤销的村庄，如果不编写村志，今后要收集、抢救村庄的演变的资料也就难了。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自然村是农村社会的基本社区，每个自然村都是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要想了解农村社会，就不能不从自然村看，而反映自然村的历史和现状的全貌正好是村志的特长。所以，一本好村志不仅仅是一个个村庄聚落历史与现状的综合反映，而且更具有超出其本身价值之外的一般性意义，它可以为人们了解社会多提供一份素材，可以为相关县志、省（市）志补充一些详细具体的农村经济社会资料。村志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它可以为将来的历史学家保存今天看来十分常见，而在将来却是异常的基层社会日常生活的资料。
村志还是县志等地方志的重要补充，县志记述的对象是一个县的行政区，是对全县整体情况的记载，由于篇幅的限制，它只能记载县的基本情况，对行政村、自然村的情况无法详细记载，最多是概括记载行政村，列表反应自然村。而村志可以详细地记述其历史与现状，展示自然的源流与特征，补县志记载之无或不足。如果县志所记是县之宏观、中观之县情资料，那么村志资料所载就相当于所在县之微观资料。由此可见，村志记述资料是县志所无法取代的，村志资料的这一特点决定了与县志记述内容、资料取向方面的区别，它可以记县志之无，详县志之略。村志的出版问世，为社会主义新方志园地增添了村级层面的综合性志书，其资政、教化、存史的功能已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所认识。
《尹村村志》在编写上十分符合志书规范，这得力于张凤和先生深厚的文学修养与文字功力，张凤和先生从小记忆超人，上小学时就能将国文课本全部背诵，上学期间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由于成绩优异，被保送上了师范学校，他热爱文学，上师范期间就有诗歌、散文及通讯报道在报刊杂志发表，毕业后最初教小学，所带班级在全联校会考中总是排列榜首，因其教学有方，从小学教师被调为初中教师、高中教师。在当教师期间，因其学问的深厚与写作方面特长，三次被宣传部、教育局借调回城，任写作秘书和创办《忻州教育》杂志。正是这几次借调，使他有机会阅读了许多有关忻州的文史资料，从这些史料中发现了有关尹村的一些人文历史，萌发了他编写村志的愿望。
《尹村村志》除了规范外，还具有很强可读性，其记载民情风俗、村情民生、古迹遗址文字简洁，描述细致准确，特别是其中人物传略、传闻轶事与往事追忆三章，让人读之不忍释手，我在阅读这本村志时原本准备浏览一过，但拿起后，却放不下，便一口气读了下去。
《尹村村志》在忻州市新一轮修志中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它填补了忻州市村志奇缺的空白，为忻州市村志撰写做出了表率和可资借鉴的范本。村志之所以奇缺，有多方面原因。专家多忙于写大志，村领导忙于事务，土秀才忙于修谱，更严重的是没有专项经费。在这种情况下，一位普普通通的退休教师，从热爱家乡的情怀出发，拿起笔来，四出走访，搜集资料，撰写内容，历经十二载，几易其稿，终成卷帙。其间经历的风风雨雨，克服的种种困难，是常人所难以想像的，用“呕心沥血”、“苦心孤诣”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这件事本身就让我们体会到“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句话的深刻性。当我捧着《尹村村志》24万多字，油墨飘香的打印稿时，我被作者敬业奉献的精神深深感动。张凤和先生虽然去世，未能看到村志的付梓出版，但他却以这本村志永远留在了尹村人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