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高
1948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定从华北、华东、东北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的江南各省开辟新区，接管城市和广大农村。1949年初，国民党反动统治已面临土崩瓦解的绝境，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于1949年2月3日发出了《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要求北方解放区各中央局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抽调干部训练待命。
1949年2月，中共华北局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决定由晋中区（1948年8月设立，直属华北局）党委为主动员和组织大批干部成建制南下。晋中区党委随即在山西榆次县成立了晋中南下区党委（专署、军区机关），并发出了“关于外调干部问题的指示”，要求所辖地、县按照党政军群部门，抽一半干部南下，留一半干部在原地区工作的原则，从地、县、区各级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南下干部工作团，以区党委为总队，地委为大队，县委为中队随军南下。
2月，晋中区党委成建制地抽调南下干部。上旬，时隶属晋中区一地委管辖的五台县、盂县、忻县、定襄县、寿阳县、阳曲县等县主要党政负责干部，参加地委布置成建制抽调干部南下工作的会议后，随即召开县区干部扩大会议，层层进行思想动员，重点做好抽调南下干部的工作。当时，绝大多数干部对党中央作出抽调干部南下的战略部署表示坚决拥护，满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政治热情，积极踊跃报名南下到新解放区工作。南下干部名单宣布后，曾经个别思想不通或有实际困难的干部，经过县委领导和党组织做个别思想工作，放下包袱，积极投入到南下队伍中来。在此基础上，各县委按照上级要求，以县为单位组建成一个南下县委（南下行军称中队）。当时确定的南下县委领导成员有：五台县县委书记李同钢，县长罗西芳，组织部长老郑，宣传部长李满全，武装部长郭三田，公安局局长韩二玉，县委秘书白士光；盂县县委书记赵冰岩，县长韩治国，组织部长王三金，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谢黎，公安局长张功立，县委秘书郝湘荃；忻县县委书记齐寿良，县长程华，组织部长张思奇，宣传部长王斌，武装部长张世乙，公安局长郭兆民，县委秘书高峰；定襄县县长张国权，组织部长郑长明，武装部长齐身旺，县委秘书张自成；寿阳县县委书记王一平，组织部长苑文兴，组织部副部长牛福保，宣传部长李保荣，武装部长刘培先，公安局长郑维亮，县委秘书高臣唐，副县长张迪；阳曲县县委书记黄滨、组织部长苏克，宣传部长徐政敏，公安局长范福海，县委秘书李青田。
1949年1月，冀中区十一地委从深县、葶城县、晋县、宁晋县、赵县、安国县、东鹿县、安定县、正定县等9个县抽调70多名干部，组织冀中区南下工作团七大队，内设一、二、三中队。在河北省辛集市整训一个月后，根据上级指示，七大队编入晋中区南下五地委（晋中第五大队），下降一级，编为一个南下县委，其领导成员有：县委书记陈继昌，副书记马壮昆，县长戴之光，组织部长张国标，宣传部长尚春仁，武装部长季青，公安局长赵建军，县委秘书陈旭民。
1949年2月，冀南区区党委所属各地委和县委一分为二抽调干部南下，隶属四地委的南宫县委经过县区委干部会议宣传发动，从县委领导到一般干部积极踊跃报名，请缨南下开辟新区工作。迅速组建了134名干部参加的南下工作队（冀南第四大队第三中队），南下县委领导成员有：县委书记史论，县长赵吉甫，组织部长鲍晓农，宣传部长宋建华（南下时为县长），县委秘书阎振昌，公安局长刘先农。
1949年3月，晋中南下一地委所辖各县组建的南下工作队员在各县城集结，各县委举行动员欢送大会，干部群众敲锣打鼓欢送南下人员。各县南下干部赶到晋中区党委驻地报到后，按照晋中南下区党委的要求，于3月20日前后赶到石家庄集中。3月21日，由冀中区南下十一地委组织的第七大队南下干部也来到石家庄，编入晋中南下第五大队。晋中南下区党委及所属各地委和县委的全体南下干部在石家庄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整编和学习。整训期间，按部队要求组织训练、学习和生活。组织学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毛泽东关于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关于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党的队伍，牢记两个“务必”的问题，学习党在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和接管的事项。还听取了石家庄市长柯庆施所作的关于城市接管和建设的报告。通过整训和学习，南下干部更加思想明确，精神振奋，整装待发。（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