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年间的大学士纪晓岚有《阅微草堂笔记》传世。在该书的《滦阳续录之五》中，记述了一位名叫李甲的山西商人在外经商，奔波流落了八年后，以为其妻已亡，欲再聚一位山西女子为妻。而其妻八年来未见过丈夫一面，在经历了命运之变，又传闻其夫已亡的前提下，也想再找一位山西商人重新成家。经同一媒人说合，两人遂成好事。那时结婚的男女双方，婚前只是由媒人穿针引线，彼此了解一下对方的大致情形和生辰八字，婚前并不相见，只有在入了洞房后，新郎官方可揭开新娘头盖。故事正是在此时抖开了悬念：“合卺之夕，以别已八年，两怀疑而不敢问。宵分私语，乃始了然。”一对新人原来竟是一对旧人，于是纪晓岚感叹道：“夫再娶而仍元配，妇再嫁而未失节，载籍以来，未之闻也。”就这样喜剧套着悲剧，悲剧连着喜剧，纪晓岚记下了晋商中一个悲悲喜喜，情感交错复杂的爱情故事。晋商中出现这种看似偶然和荒诞的故事，其实有着极为普遍的前提，在叙述这个故事前，纪晓岚先道出了这个故事发生的大前提，那就是：“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晋商们在事业有成之前，其人生的艰辛悲酸，就这样留在了与他们同代的当朝大学士笔下。
关于晋商千里奔波，追逐财富的经历，清代道光年间，曾做过地方小官的山西忻州诗人王锡纶，也在一首很写实的诗中有过描写：“商人几点思乡泪，洒向刀头尽成血；当年逐利辞乡县，天山翘首程如线；白发慈亲泪满衣，红颜少妇啼成泣；闻道于阗琼玉多，又传囗宾毛衣贱；某家携归万斛装，某客手挥千金便；从此相将爱远行，故故寒邮逐奔电；赢得腰缠十万多，死上他乡不相见。”在山西清代的诗坛上，王锡纶并没有什么名气，从他的这首诗看，与当代一些自命风雅的官员们爱写点颂扬时局粉饰现实的顺口溜小诗，在官场风光完后，再上诗坛风光一番不大相同，他的诗中是很有些现实主义成份的。晋商们赚钱的辛苦和悲酸；他们赚到钱后“携归万斛”、“手挥千金”的满足；一人成功后，吸引了更多的晋商也相继上路远行的种种情景；那种真实的历史，他在这首诗里给我们留下了真实的描述。
山西晋中一带现存着许多晋商大院，我们从中追溯历史，大院的主人们早年创业的故事，大多经历过离乡背景，告别慈母娇妻，晚年终于挣下万贯家业，经商有成后开始起房盖屋的历程。有客死异乡的晋商，就有荣归故里的晋商。凡荣归故里者，除了继续运营资金扩大经商的业务外，自然要购地置房，想为后代儿孙们留下一份产业。我们在榆次、太谷、祁县、平遥的老城区，以及在这些县城的乡间，除了能看到至今依然声名显赫的晋商大院外，许多始建于明清两代的民居，也能让人想到当年院主人那种小康盈实的生活。
那些现存的晋商大院当年的主人们，毕竟还构不成一个群体。做为明清两代的一个社会群体，晋商中有大财东，自然也有小财东。加上那些为财东们理财的大小掌柜们，大小伙计们，他们财富的拥有量不同，但生活的质量，却远远超过了当时一般的庄户人家。
一个成功的商人要用帮手，商号里得雇用伙计，贩运商品也得雇用伙计。在晋商没有发明票号之前，通过商品流通挣钱是主要的经商手段。为此，商人和伙计们就得常年在外组织货源，构通客户，人随货走。货未售完，即便遇上过年，也不能弃货而归。这种情形，正如纪晓岚前面所说：“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当晋商中的票号业兴起后，能让孩子去票号里当个小伙计学艺，成了许多人家对后代的一种期盼。商人们的聪明体现在许多方面，票号里吸收小伙计来学徒，要求十分严格。一般来说，首先必须是当地正经人家的子弟，先要有人担保，还要经过面试，但凡能入号的小伙计，三年内票号中管吃管住，再往下就得看自个的本事了。三年过后，号里的伙计就能在号中顶入劳力股，即“身股”，用现在的话说，就算熬成“白领”了，其中佼佼者，日后派到各地的分号里，一步步熬成分号掌柜的大有人在。票号招小伙计，多用本乡本土的同乡，被分到外地的分号后，由于号规严格，三年学艺其间是不可回家探亲的，三年之后，回家探亲也有规定日期。各家票号都有约定俗成的同样规定，即票号人员不准在当地聚妻纳妾，这一招很厉害，你挣下的银子，还得花回老家去。那么，一般票号里的“白领”能挣多少钱呢？据１９９７年４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山西通史》总结：“这种人身股也叫人力股，就是资本家出钱，劳动者出力，均有股份，一经获利，银股身股，平等分配。至于职员待遇，凡顶人身股者，按其股厘数目，每季支给三、四百两或五百两不等，不顶身股者，为薪给人员，按年分给几十两到一百两不等。”我们以这种酬劳计算，当年能在晋商们的票号里做到“白领”，由小伙计而成为票号股东者，收入是很了不得的。
土地是封建社会最基本的财产。晋商们赚下的钱，必然有一部份会转成土地这种财产。从有清一代的地价，就可看出晋商票号里这些小股东们的收入价值。在乾隆和道光年间，江苏人钱泳曾写有《履园丛话》一书传世，书中对当时江南一带富庶地区的地价有如下记载：“至本朝顺治初，良田不过二三两。康熙年间，长至四五两不等。雍正间，仍复顺治初价值。至乾隆初年，田价渐长。然余五六岁时，亦不过七八两，上者十余两。今阅五十年，竟亦长至五十余两矣。”江南一带人多地少，山西则人少地多。山西当时的土地价格，我想大约不会比江南更贵。即便到了道光年间，山西当时的一亩地价大约也达不到江南５０两白银的数目。即便就算是５０两白银吧，票号里供职的“白领”们，也有的是置办田地的银子。
走出去挣钱的胆略和对故乡割舍不下的恋土情结，在晋商身上的统一有时让人无法理解。在南方人对晋商的印象中，这些山西人便只是会赚钱而不会消费的守财佬。当代浙江学者翁礼华２００４年新出版的专著《钱财两面》，内有《十年一觉扬州梦》一文，摘其一段如下：“据说清代在扬州有南北两帮盐商，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各自对钱的态度差异很大。其中北方的秦晋（指陕西、山西两省）盐商崇尚‘财不外露’的守成，赚了银子便赶紧捎回故里窑藏起来，自己仍穿着褪了色的旧布袍，嚼着葱蒜，咬着馒头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而以徽商为代表的江南盐商则注重现世享乐，建楼宇，筑园亭，美服饰，精肴馔，养清客，蓄优伶，玩古董，工博弈，一切声色犬马无不涉足。所以在两淮盐商中，秦晋盐商为代表的北方盐商，远不如徽商为代表的江南盐商对扬州文化发展和繁荣的贡献大。可见省钱的节俭是文化，花钱的消费也不见得不是文化，而且后者尽管从道德的层面来看有奢华之嫌，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充分消费才能给更多的人带来充分就业的机会。”
这种说法，界定了当年晋商和徽商不同的文化观，是有一定道理的。节俭是山西人的天性，但在外经商发了财的晋商，并不是不会消费，只会将银子窑藏回老家的土老财，他们只是与徽商们的消费理念不同，将重点消费落回了生养自己的故土之上，没有将消费落在外地而已。这位南方当代学者对晋商的认识，实在是一种皮毛式的善意误见。
晋商有严格的帮规。特别是在晋商以票号称雄天下之后，各自的号规更加严格的有些不近人情。比如驻外的老帮和伙计，一律三年只准回家探亲一次，驻外期间不能带家眷，更不准在驻地宿妓纳妾和起房修宅。在这种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商人们赚下的银子，自然要捎回故里了。有专家统计，到清代光绪末年，仅平遥城内的票号就达２２家，而这些票号在国内外的７７座城市里，设有４００多个分号。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约束，分号的商人们一旦奢华过度，消费在这些城市的银子该会有多少！但晋商绝非不会消费的守财奴，在晋中一带已经开发成旅游景点的几处晋商大院里，那种种美仑美奂的建筑、雕刻、家俱和其它藏品，岂不是也留下了晋商在各自的故乡“建楼宇，筑园亭，美服饰，精肴馔，养清客，蓄优伶，玩古董，工博弈”的种种消费文化吗？在这些大院里游览，当年富敌天下的晋商和他们的眷属们过着怎样奢靡的日子，恐怕你怎么想象都不为过。正如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肇域志·山西》中所说：“国初，民无他嗜，崇尚简质，中产之家，犹躬薪水之役。……后则靡然向奢，以俭为鄙。……而奢靡之风，乃比于东南。”创业时期讲节俭和拼博，且能言行一致，业成之后在实际行为上排场和奢华，节俭和拼博已经成了一种过时的想法，或者是仅留在精神层面的的一种理念。这恐怕不单单是晋商的一种变化，而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性规律。
晋商的财东和掌柜们要买地建豪宅，一般股东们岂能不仿而效之？那些能进入票号的平民人家子弟们，一旦有了钱，自然也要买地盖房光宗耀祖，同时也让自个的父母妻儿过上好日子。于是，在城里买块地皮，修幢院子，便是他们花银子的首选。特别是那些长年住在外地分号里的大小票号伙计，他们在外流的是思乡泪，回乡后花的是自个挣下的钱。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同理，有钱不盖房，岂能继续让父母妻儿蓬荜藏身？一个成功的商人可以带动一批人致富，一批成功的商人可以带动一个地区的经济起飞。今天人们常说的这个道理，在晋商的发展历史上，早已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了。
得感谢当代的一些有识之士，是他们经过多方呼吁和艰苦的努力，才给我们留下了一座原汁原味的平遥古城，使今天的人们，能在这座古城中想象出明清时代的社会画卷，了解到当年晋商在外拼搏挣钱，而在故乡进行消费的实况。平遥这个地方，原本人多地少，土地贫瘠，无论地面上还是地底下，也没有什么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单靠种地取食的农耕经济，是断然不能发展出一个平遥古城的。但平遥这地方又是东西可贯通秦燕，南北可连接漠北和江南的交通要道，于是从汉代开始，这里就成了东西南北的一个商品集散地。商品流通的需要，使平遥人开始经商，平遥人经商的结果，又使平遥城得以繁荣。平遥古城内，形成于明清时期的４条大道和８条小街，还有号称７２条的蚰蜒小巷，使各种大大小小的四合院落，一幢连着一幢，各种经营内容不同、铺面风格各异的商号店铺，一家连着一家。如果将历史回溯到明清时期，平遥城里，分明就是一处筛金过银的大码头。城里的常住居民经营着各种生意，数不清的大小过往商贾们，在这里成交着各种买卖。酒楼饭庄里，商人们在宴请着客户，烟花柳巷内，商人们在戏弄着歌妓，而那些终于获得了大量财富的晋商们，更因了酒色财气，在赌场上演绎着一出出一掷千金的故事。是商人们繁华了这座古城，是这座古城为所有的掏金者提供了消费的场所。而在那些青砖灰瓦古扑又整洁的小四合院里，只有在外拼博一生，获得财富后赋闲在家，开始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的老人，绝没有想得到财富，却缩头在家，不敢出去闯荡经商的年轻主儿。
除了平遥古城，我们现在去横贯晋中的祁县、太谷、介休和榆次等县城，都能看到保存下来的商业旧街和一幢幢古老的院落。不仅是在晋中，在晋南襄汾县的丁村大院，在吕梁山深处的灵石王家大院和碛口古镇，在太行山腹地的平定山城和其他一些地方，那些保存完好的商贾大院，正在迎候着八方游客。那些有幸留存的富家小院，也会让人想到商人们当年的生活。试想，如果当年腰缠万贯的晋商们，如果把银子都消费到外地的话，在山西大地上，岂不少了许多值得我们今天去游览的好地方！
我们再以山西的省城太原而论，明代初始，就因有晋王分封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建，从而有了“锦绣太原城”的美誉。清代晋商们在太原的不断消费，促进了太原的城市建设，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有描述。生活于清代嘉庆至同治年间的福建举人魏秀仁，曾在太原客居多年，并且有长篇小说《花月痕》问世。在他笔下，多有对太原市井和园林的描述。当时太原城西水系一带的景色，几乎与江南无异，这位清代举人就如此写出了柳溪南北的风景：“彤云阁是上下两层，溪北最高之处，四面明窗，俯瞰柳荫中，渔庄稻舍，酒肆茶寮，宛如天然图画。溪南一带桂树，遮列如屏，便是囗华堂。”“彤云阁”的阁名好解释，而“囗华堂”所以得名，则出自《诗经·唐风》中“囗杜”一诗的“有囗之杜，其叶囗囗”之句。那意思是孤傲的棠梨树，却长的枝叶繁盛。这些景观，相传建于宋代，在清人的小说中还有描写，足见它们在清代被有钱人重修过。除此，这魏秀仁还描写了太原城内的繁华市面和榆园、寄园等多处园林建筑。有清以来太原城内的好多建筑，除了一些系官人所修，更多的还是晋商们所为。据刘大鹏所著《晋祠志》记载，清代乾隆年间，太谷城内的晋商巨富孙氏，就在晋祠建起一幢园林别墅，内中其山其水其楼台亭阁精妙绝伧，到光绪三年时山西大旱，孙氏家族败落，这处园林也就被饥民们拆卖了。山西各地的晋商们，明清两代多在太原城内建会馆，买私宅，设店铺，对太原城的发展，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就说晚清时太原城内各种灯红酒绿的商业闹市和街巷吧，其规模和繁华景象，绝不亚于当年南方的一些大城市。
还得说一说晋商对地方戏剧文化的贡献。
在祁县的渠家大院里，有一个大院可称为戏台院。院子不小，戏台也挺大，四周有回廊，大慨是演戏时摆设雅座的地方吧。２００４年夏天，我去渠家大院游览那天，这幢戏台院里梆子声声，锣鼓阵阵，分明有人正在唱山西梆子。待走进这幢戏台院，才知是祁县城里的几位晋剧票友们在自娱自乐。太谷县的曹家也有一幢戏台院，是现存的曹家三多堂大院中一个独立的四合头院子。与祁县的渠家相比，院子里有住人的房屋，戏台没有渠家的戏台大，却更精巧了一些。渠家和曹家都是山西晋中一带有名的晋商旺族，当年的院主人在自家一幢套一幢的大院里面，专门修出一幢戏台院来，可见当年晋商们对戏剧的痴迷到了何种程度。
晋中一带的商贾大户们当年迷恋的是中路梆子，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晋剧这个戏种。晋剧的前身是中路梆子，中路梆子的前身是发生于晋陕豫结壤地带的民间梆子戏。元代是中国戏剧出现繁盛的时代，梆子戏可视为在元杂剧影响下，由非正规乐户自娱自乐演唱表演，更具民间风味的一种戏剧。何谓梆子？梆子就是城乡民间打更用的木质响具，在没有扩音设备的元末明初直至晋剧得到大发展的清代，用这种木质响具做为主打击乐器，既有了节奏，也有了先声夺人的热烈气氛。民间艺人的流动让这种梆子戏流向更多的地区，不同地域民间艺人的参与，必然产生音随地改的现象，于是梆子戏在陕西形成了秦腔，在山西晋东南形成了上党梆子，在晋南则形成了蒲州梆子。晋剧正是在蒲州梆子的基础上，经众多民间艺人的交流和改革，逐渐形成的一个剧种。然而不论如何演变，那种强烈的梆子声，却是这些北方剧种的一大共同特色。
在山西，戏剧研究者们有一种共识，那就是晋剧的繁荣，晋商功不可没。还以祁县的渠家和太谷的曹家为例，他们在先祖创业成功，后代成为巨商大贾之后，对这种家乡梆子戏的痴迷，既出自当时掌门人的个人爱好，更出自他们将这种个人爱好与经济行为紧密结合起来的战略眼光。每年的冬季农闲时节，他们都要在自家的戏台院里组织会演，晋中各地的梆子戏班子都可以来演出，使戏班子有了互相切磋技艺，取长补短的机会。会演期间，除艺人们的一应吃喝费用由东家支出外，名角们还会得红包相赠。为了组织来年的生意，东家和大掌柜们还会邀来外地客户，美酒佳肴过后，再听一听戏，感情融合了，生意上的事情自然也就好说了。对乐于参加这种会演的演员和出资组织这种活动的东家而言，这就叫双赢。现如今的大小老板们，谈生意时讲究高级酒楼先吃饭，饭后桑那里涮一刷，再叫来小姐按一按的模式，这种一条龙服务，一般员工是没有资格享受的，而当年晋商的东家们却不同。驻外地的员工们年前回到了老家，在来年春上再度出远门前，都可以带上家眷，到东家的戏台院来听戏。那阵子没有电视，这种高级的精神享受，自然成了东家和员工们一种增加感情的纽带。但戏班子要想维持，还得回归到观众为衣食父母的生存之道上去。而晋商大贾们年年组织的这种晋剧会演，无疑演提高了名角的地位，也提高了名角所在戏班子的声望，从而也就促进了他们在其后一年的演出中，拓展了自己的市场回报。在解放前，这些艺人们必须靠演出来谋生。这是一种惨烈的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考验。后人往往哀叹那时晋剧艺人们的不幸，却忘了正是在那种惨烈的竞争中，才出现了盖天红、十二红、毛毛旦这些享誉民间的晋剧名角，并最终孕育出了丁果仙这样的一代晋剧大师。在名角支撑戏班子的模式下，在为了生存的竞争中，晋剧的辉煌，被丁果仙推向了一个极致。
节俭和奢华，其实是一种对立的统一，也是一种同生共长的文化现象。人类追求财富的同时就要支配财富，时髦的说法就是能挣钱、会消费。自明清以来，数不清的山西人走进了晋商的行列，他们将思乡的泪水洒在了四面八方，却在山西这块原本贫瘠的土地上，造就了昔日的繁华。人类对财富的欲望，远远超过了地球上其他生命对财富的欲望。获取财富是人的一种需要和满足，消费财富也是人的一种需要和满足。以经济学的观点看，不管政府还是个人，拥有了财富就得消费。政府和个人的投资，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财富的消费。只有消费，才能促进财富的再行分配和运转，给更多的人带来就业和获得财富的机会。从社会进步的意义上来讲，节俭精神固然需要提倡，有时讲究一点奢华也并不是一种坏事。无论山西还是安徽，今天有钱的款爷和老板们，穿名牌，吃酒楼，住别墅，开奥迪，当年晋商和徽商们在衣食住行上的那点奢华，岂能与之相比？当然了，泡小蜜，包二奶，下赌场，吸毒品，这些恶习在今天的商人群体中也俯拾皆是。如果将这些行为都归于奢华的话，古代商人也并不以逛窑子、纳外室、进赌场、吸鸦片为荣，现代的商人则更应该自尊自爱，坚决地禁绝这一类爱好，才不至于使自己的事业毁于旦夕。
(二：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溪南一带桂树，遮列如屏，便是囗华堂。“彤云阁”的阁名好解释，而“囗华堂”所以得名，则出自《诗经·唐风》中“囗杜”一诗的“有囗之杜，其叶囗囗”之句。其中前四个囗，系“木”字与“大”字一左一右合成，最后两个囗，系同一字，三点水旁，加一个“胥”字合成。)--电脑无此生僻字，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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