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和中国文学的成长壮大紧密联在一起的。同时，由于山西在政治、经济、地理和民俗等方面有自己的特殊性，所以，山西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又具有独特的地位和色彩。
自远古以来，就有“女娲补天”、“愚分移山”等神话，流传于山西境内。这些神话体现了三晋先民坚忍不拔的淳厚精神，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世世代代顽强地奋斗着，劳动着。由此，也给山西文学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作品三百零五篇。大部分是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所作。约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由当时的文人编辑成书。先秦时代通称为“诗”或“诗三百”；直到汉代以后成为儒家的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中的《唐风》与《魏风》是产生于三晋大地的民间歌谣。这两部分诗作共十九篇，在整部《诗经》三百零五篇中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内容却很广泛，很有特色。其中《伐檀》、《硕鼠》是两首脍炙人口的名篇，其余篇章也都有深刻意义，比如描写劳工受奴役心中不平的怨愤的《鸨羽》等。
先秦散文，百家争鸣，三晋大地进入文学繁荣时代，山西文学史上出现第一个创作高峰，最具代表性的当推荀子和韩非。荀子的文章构思精到，层次清晰，强调人的能动性，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其中《劝学》、《成相》等篇，是流传下来的经典之作。韩非的主要著作是《韩非子》一书，这也是先秦法家以及理论散文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本书中的论说体，包括《五蠹》、《孤愤》、《八说》、《说疑》、《说难》等，笔锋泼辣，说理周密，逻辑严谨，结构完善，表达了他的政治立场、思想主张以及对社会的批判；而《内储说》、《外储说》、《喻老》、《说林》等，则是以“经”为纲，以“说”（故事）来解释经书的文体，还有一部分是民间传说与历史故事的汇集，具有浓厚的文学意味，往往是用夸张的手法，突出故事主人公的荒唐行为，达到讽刺当时一些政治、社会现象的目的。
战国时期，山西被分为韩、赵、魏三国，其中有不少是记述发生在这三国的故事的，有些作品成为经典之作，一直流传下来，比如《触龙说赵太后》等，也丰富了山西文学史。
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也是山西文学史上成就最为突出的时期。据《全唐诗》辑录，山西诗人有一百多人，诗作在四千首以上，约占《全唐诗》总数的百分之八以上。不光诗人诗作多，更重要的是这些山西诗人的贡献突出。初唐的王绩、王勃等，为开创唐诗的繁荣局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盛唐的王维，在艺术上是能与李白、杜甫比肩的大家；而王昌龄、王之涣、王翰等人以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诗歌，在唐代以至后世是无人超越的；中唐柳宗元的散文，在唐代只有韩愈能与他并驾齐驱；晚唐的司空图以其《诗品》一书独步文坛，而温庭筠则是影响很大的“花间词”派的鼻祖。
到了宋代，山西文学不再像唐代那样辉煌，却也出了司马光这样伟大的文学家与史学家，他的《资治通鉴》一书，是一部具有极大文学色彩的史学巨著。全书生动朴实，文笔酣畅，从内容到形式，对后世的文学创作都产生过重要作用。
金元时期，全国最著名的诗人元好问，就生长在山西这块土地上。元好问以诚为本，以真为贵，以唐诗为典范，创作出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反战诗和抒情诗，形成了悲凉、沉郁、清丽的风格，为当时的诗坛树立了典范。同时，“雁门人”萨都剌的诗文，体现出对低层人民的同情，揭露了贵族的荒淫生活，在当时的文坛独具特色。元代的戏曲是文学创作的主潮，四位最具影响力的剧作家中，白朴和郑光祖是地道的山西人，关汉卿的籍贯有几种说法，其中也有山西一说。这几位剧作家靠他们的优秀作品，托起了元代文学的辉煌。
自明朝以后，白话小说成为山西文学的主流，其标志是太原人罗贯中创作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这部巨著不论对战争策略、政治斗争的描写，还是对宏伟小说结构设计、人物形象个性化的塑造，都把刚刚出现的白话小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三国演义》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更重要的是把山西文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清代傅山在诗文方面追求朴拙雄健之美，情感强烈，内涵丰富，并且具有悲壮坚毅精神，在当时文坛独树一帜。同时，傅山还写有戏剧，对清代戏剧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历史演进到现代以后，山西的新文学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石评梅、李健吾、高长虹等作家，以其极富特色的作品，在中国文坛上打出一片天地，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十年代以后，在山西的各个解放区成长起来了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冈夫等作家，他们以富有强烈现实精神和浓郁地方特色的作品，获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赏。尤其是到了建国后，他们继续走大众化、通俗化道路，坚持深入生活原则，从生活中发现写作素材，思考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写出了一大批在读者中产生过强烈反响的小说、电影剧本、戏剧、诗歌，形成了山西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高潮，并且被称之为“山药蛋”文学流派，享誉国内外。
进入新时期以来，山西的一批中青年作家，如成一、周宗奇、张石山、韩石山、柯云路、王东满、李锐、张平、钟道新、蒋韵、赵瑜、燕治国等，既继承老一辈作家的优秀传统，又锐意求新，创作出了一大批主题深刻、艺术表现手法多样的作品，在山西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全国也是不多见的。由此，对整个文坛形成了一股强烈的冲击波。于是，有了“晋军崛起”的文学现象。“晋军崛起”，不但是对当时山西青年作家创作成就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对山西所有作家的最好的士气鼓舞，而且也展示了山西的文学创作在“山药蛋派”之后再度辉煌。由于“晋军”作家的出身经历、文化构成、知识准备、创作环境不同于“山药蛋派”作家，自然，他们的写作方式和艺术追求，也就有自己的特点。他们不再像前辈作家那样热心于具体工作，而是抓住生活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努力从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人性的等多种角度去审视，显现出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同时，在艺术手法上，不再拘泥于一种形式，既有传统的典型环境中描写典型人物，也有现代的心理结构、文化寻根、情感展示等等。当然，深切关注和深刻揭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与矛盾这一点，仍然是“晋军”作家中多数人所奉行的；老一代作家所形成的体察民情、关心民族前途、与普通群众的命运和情感血肉相连、紧扣时代脉搏这个传统，在“晋军”作家的创作中，仍然延续着。
张平是九十年代山西文学创作的领军人物。他199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抉择》，既是张平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也是山西文学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由于这部作品深刻的主题、强烈的现实性、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巨大的读者反响，在2000年度揭晓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评奖中，名列获奖作品之首。这是自从这项全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设立以来，第一位获奖的山西作家，也是对张平创作直面现实作品的充分肯定。特别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是近年来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中非常重要的收获，也是近年来获得观众广泛赞誉的少数几部现实题材影视作品之一。《十面埋伏》是张平继《抉择》以后奉献给读者的又一部惊世之作。这是中国当代第一部正面揭露司法腐败，展示司法队伍中权与法、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两种社会力量强力抗争、殊死较量的长篇小说。作品跌宕起伏，悬念丛生，一波三折，惊心动魄。《十面埋伏》在读者中的反响同样强烈，再一次掀起了张平作品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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