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的历史地位及其多方面的文化贡献
文坛盟主
元好问认为：“士之有所立，必藉国家教养、父兄渊源、师友讲习，三者备而后可。”（《中州集·辛愿传》）这正是他本人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三个基本条件。他的父、兄都博学能诗。元好问出生前及其青年时代前后５０年（１１６１—１２１０），是金代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史称“世宗、章宗之世，儒风大变，学校日盛。士人由科举而位列宰相者甚多。”（《金史·文艺传》）金世宗被称为“小尧舜”，金章宗则是历代金帝中汉文化最高的人。元好问确实得益于国家教养。可称为元好问之师的，除郝天挺外，还有王中立、路铎、赵秉文、王若虚等名士名臣。元好问结交的诗友很广，著名的如元好问的“三知己”辛愿、李献甫、李汾；以及雷渊、王渥、麻九畴、冀禹锡、杨弘道、刘昂霄、赵元等。师友中关键性的人物，是礼部尚书赵秉文。
在《赵闲闲真赞》中，元好问认为“斯文之主盟”必须具备四个字：和、诚、定、清。“不立崖岸之谓和，不置町畦之谓诚，不变燥湿之谓定，不污泥滓之谓清。”而元好问本人“性乐易，好奖进后学，春风和气，隐然眉睫间，未尝以行辈自尊，故所在士子从之如市然，号为泛爱。”（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其诗“但见其巧，不见其拙；但见其易，不见其难。正如佛说法云：吾言如蜜，中边皆甜。虽倡优驵侩、牛童马走闻之，莫不以为此皆吾心上言也。”（杜仁杰《遗山先生文集后序》）元好问提出的审美原刻和论诗纲领即“以诚为本”，“诚”不仅是对作人的要求，也是对作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要求。他指出：“唐诗所以绝出于三百篇之后者，知本焉尔矣！何谓本？诚是也。”（《杨叔能小亨集引》）“诚”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真诚；二是要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和温柔敦厚的诗教，要将情感寓于艺术形象之中，含蓄蕴藉。关于“定”，元好问的《写真自赞》是极好的注脚：“若夫立心于毁誉失真之后而无所恤，横身于利害相磨之场而莫之避，以此而拟诸君，亦庶几有措足之地。”至于“清”，则为元好问一生的向往与追求。他的《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之三说：“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其《论诗三首》之一说：“坎井鸣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不到柴烟粪火边。”为了追求谢灵运“青草池塘”般的乾坤清气，他痛自鞭策，刻苦磨砺：“我诗初不工，研磨出艰辛。”“共知诗人太瘦生，谁从惨淡得经营。”（《自题二首》）于是，在国家教养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在父兄渊源的家学基础上，在师友讲习的切磋琢磨进程中，这位出自寒乡小邑的神童，通过真诚的刻苦学习，于２８岁时已名震京师。同一年写的《论诗三十首》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又遭遇到“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大不幸和大幸，终于成长为一代宗师、文坛盟主。
（李正民）
艺术品、文物之收藏、品鉴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记述
艺术品是文化精粹的载体，是艺术家心血的结晶，是最可珍爱的传统文化资源。因此，守护、珍藏艺术品向来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在遗山的文集中不乏对历代名家书画作品和重要文献的记述和题跋，先贤和同时代文化人的著述与艺术创作经遗山记述评点，作为史料，可以使今人考见其时人文之盛，其中也折射出遗山独到的历史文化观和审美理念。从遗山所作《故物谱》中，可知他本人就热心收藏有一批珍贵艺术品和文物：“予家所藏：书，宋元佑以前物也；法书，则唐人笔迹及五代写本为多，有孝、范、许、郭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鹤》最为超绝……”还有其父元德明手写《春秋》三史、《庄子》、《文选》，上千余册，并画百轴，装在二鹿车上，随自己出行。虽在战乱中不免散亡，亦必一一记之，说明某书买于某处、所传何人、藏之几何年，其装裱题签均默记心中，“犹梦寐见之。”可见遗山对藏品何等珍惜呵护！
遗山对传世文物十分珍爱，在《续夷坚志》中所涉及的文物有铁券、击蛇笏、古镜、无弦琴、天砚、紫玉砚、手植桧圣像、汤盘周鼎、金宝牌、古钱、古印、古画、古砖等项，可以说涉及到收藏的各个领域，并为之或作考证，或述来源，或记形制，或评价值，为后人留下清晰的实录，可供考证之资取。如所录铁券文字，令后人知其真实面目，可补史载之缺。如上诸多有关述录评鉴，显示了这位文化大师渊博的学识和开阔胸怀，真可谓海纳百川，不拒细流。
此外有关风俗民情、民间信仰、奇闻异事、文人典故等等，遗山笔下无不涉猎，范围之广，实堪惊人。文史撰述固然是遗山文化工程的重点，但他决不局限于单纯的文史专门，而是目光远大、学养弘深，有着多方面研究的一代文化宗师。最为可贵的是上述的所有文化活动都是贯穿着强烈的爱国忧民、志在天下的精神，笔者昔年有诗论曰：“皇权正统辨君臣，枉罪遗山有夙因。青史标名翻旧案，先生不独是诗人。”拙意以为只有从中华文化整体发展史的视角，不拘一格，全方位地考量元遗山的诸多成就和贡献，才能对其人做出较客观的正确评价。
（降大任）
对人文地理 的考察和实录
遗山奔走中原河朔齐鲁，传播中原进步文化，也留下不少游记文字，其中涉及了大量的人文地理内容，如对泰山、山东、晋祠、济南、颍水、燕地、关中、灵璧、华州、崞县凤凰山等，对其山川形胜、沿革、风物和史迹文物、名人遗事有多方面的描述和实录，尤其重视其关乎社会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重要性。对五岳之尊的泰山，遗山与友人相伴游历三十日，往复千里，有详细的考察，有关泰山的道路里程、寺观桥路、名人行迹、碑刻文字与优美风光，一一笔之于书，所述既生动又亲切。在《内翰王公墓表》中他记录了大学者作家王若虚在泰山游程去世的始末，对这位老友表达了深深的悼念。文中特别有一段议论，称“夫人以境适，境亦用人胜，故古今以人境相值为难。”遗山记太原晋祠，述其由来，详其水利“可以载舟楫，汇为巨陂，派为通渠；稻塍莲荡，延袤百余里，望之令人渺焉有吴儿洲渚之想。”记济南诸泉亭轩，称其风物之美、游观之富，有“秋荷方盛，红绿如绣”之胜；记凤凰山晴雨奇景，与先贤文献之盛，并特别赋诗歌咏，皆绘声绘色，引人如入画图。充分表现了这位一代文宗热爱大自然，陶情于山川秀美的高雅风怀，所谓“人境相值”正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一派天机，今之人再到晋祠，何曾想见当年荡舟碧波之乐，能不愧哉！
又如，记关中、燕地形胜，遗山发思古之幽情，以其军事重地，有关系天下兴亡的地利之便，尤其感慨其风物之美与人杰辈出，激发“览山川之胜慨，考前世之遗迹，庶几不负古人者”的高远抱负。在游览中，遗山热爱祖国、热爱山河与济世救民之情油然而生，这正是报国之士、爱民之杰赤子之心的真情袒露。遗山不仅为我们留下了记述秀美山河和人文之盛的优美篇章，而且留下了他渗透在字里行间的钟情于父母之邦的高尚精神。这正是遗山文化贡献中最精华的部分。
（降大任）
对宗教文化的包容态度与理性采纳
遗山不仅是金元之际伟大 诗人、文学家、史学家，而且是学识渊博、胸怀博大的文化宗师。一个突出的方面，表现在他对释道两家宗教具有宽厚的包容气度。他交往有许多名僧和高道，据考证其所交名僧至少有２８人，道士３３人，而且女儿元严也是一位道士。遗山的学问以儒学为主，但也兼采释道。他经常与方外之友切磋交流二氏之学，同时谈诗论文。他评价佛学能够“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为身，一心所念，以万生所念为念。至于沙河法界，虽仇敌怨恶，品汇殊绝，悉以大悲智而饶益之。道量宏阔，愿力坚固，力虽不足，而心则百之。”他称赞释家“若大导师大医王，微利可施，无念不在。世谛中容有异同，其恻隐之实，亦不可诬也。”在战乱浩劫中百姓四处流离，生命难保，民族仇恨日益加深，佛教能起到抚慰精神，化解仇恨的作用，这是应当肯定的。有的高僧道行高洁，于“焚荡之余，破屋数椽，日与残僧三四辈自给，不肯轻傍时贵之门。”这种自力更生，不屑权贵的精神尤为可贵，就受到遗山的称扬。更有不少修行精进之僧人，超脱生死，了悟玄谛，坚忍不拔，一心清修，表现了坚诚的信仰，因而受到遗山的击节赞扬。遗山说“惟其生死一节，强不可夺；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无幽而不穷，无高而不登，无坚而不攻。虽时有龃龉，要其终则莫不沛然如湍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御也。”这种执着的精神，是儒者应当学习的。遗山倡导：儒者如能“旦旦如是，世世又如是”，必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使仁政礼治复兴于世，不至荒废。而遗山本人就是以这种精神为榜样，致力于文化复兴事业的。
对于道教，遗山同样抱有敬重态度，何况金元之际大兴的全真道等新道教，往往尊崇儒学，融合仁义孝悌之义，具有济世救民之功。遗山称赞他们“谦逊似儒，坚苦似墨”，志节不凡，勇于反对“攻劫争夺”，“以弭勇斗嗜杀之心。”如道士袁从义“通经史百家，旁及释典，亦称该洽”，袁氏“生资乐易，行己接物，得于吾孔孟书为多。事母孝，故生平未尝远出。”又收养孤幼，躬自教督，“既长，又为之婚娶，如是十余辈，其后俱有所成。”又雅好医术，“赖以全济者甚众。”兵后岁饥，“尽出余粟，以赡贫者。”此人反而对道教“祭醮章奏，皆鄙而不为。”袁氏其人实为披着道衣的儒者。全真道士于道显，更是苦行修炼，生活极为俭朴，平时吃剩饭，宿于道路，“胁不席者数十年”，以行乞为生，但“独于周急继困，解衣辍食，恒若不及也。”道士王志常读史传，“略知古今成败，留意医药，必以先所验者告之。”他率师徒修复忻州天庆观，又收埋尸骨，力行善事。特别是通真子秦志安，受名道宋德方之嘱，主持《道藏》的修订，终成宏业。这些道教人士，均系遗山挚友，受到遗山的礼重，并由遗山为之作传，表而出之，激励世人，以力行善举，疗救战争创伤，促进社会安定和平。遗山之用心可谓良苦，体恤民瘼可谓周备，确实反映了他急于文治，挽救世道人心的崇高志向和热诚。
（降大任)
弘扬祖国医学 济世救人的人道精神
中国传统医家向以“人命至重，贵于千金”（孙思邈语）为圭臬，从事治病救人的崇高事业。在金元战乱时期，无辜百姓死伤于兵刀者不计其数，流离四方罹疫受病极多，尤需医家抢救治疗。这也正是金元名医辈出、医学发达的重要原因。出于悲天悯人之情，遗山同情百姓疾苦，十分留意医学事业，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且对医道颇有造诣。
遗山特别看重那些专以救人为务而不图回报的名医，在为世医张遵古所作碣铭中录其“世业不敢不勉，至于以医为治生之具，则死不敢也”的名言，称其继承张子和、刘守真名医之学，“切于利生”的功业。赞扬太医卢昶精通医典，主张“善气莫若息心，善身莫若戒慎”，修德与行医并重的高行。对太原医师赵国器“世于方伎”之业，“于人命为甚重”的医德表而出之。尤其是对名医李杲施治之高明，详加记述，简直犹如一份详细的医案，对后世医家极具借鉴价值。遗山文集中所录医家善事者还有吴辨夫、周梦卿、许彦清、李明之、少林寺药局等均有精到的评述。
遗山感叹医术为难事，传统医典，乏人继承。他认为，世传歧黄卢扁之书，“皆典雅渊奥，本于大道之说，究乎死生之际。儒者不暇读，庸人不解读。”是人间一大憾事。他从医理上谆谆告诫行医者，倡言古人“用药犹兵”：“为药犹兵……善用之者，能以杀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则反以生人者杀人。世之君子，留意于性命之学者，良有旨哉！”并在文集中例举庸医用药之误，作恳切告诫：“学术不明，误人乃如此，可不大哀耶？”
在遗山文集中录有不少治病验方，供世人斟酌采用，如辟谷延寿丹、芦菔救熏死方、善济方、揩牙方、疗眼疾丸、食鱼致病方、背疽恶疮方等，并为周梦卿之《周氏卫生方》作序。在医学理论上，还有对扁鹊医道、脾胃不足为百病的专论，他指出往昔医者辨证不清，“壬辰之变，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殁者将百万，皆谓由伤寒而殁。”后读李明之《脾胃论》，方知世医之误。试想百万之众未死于兵而死于误医，这是何等可悲。因此，遗山不吝笔墨，对医术辨证施治之道之紧要大书特书，唤醒世人医家务须慎重。其仁者之用心，何其可敬！遗山在医学方面留下的文献，确实是一笔祖国医学发展史上的珍贵文化遗产，当传之万代而不朽。
(降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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