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传说最为完整的体现是保存在开罗的埃及博物馆里面的公元前九百年 (相对于西周中期) 的一幅画在纸莎草叶子上的宗教画。在这幅画上，人身鹰面的Ra坐在船的中部，后面站着Horus和Thoth，前面是Seth，而后者正用梭标制服Ra的宿敌Apophis蛇神。有趣的是，Ra的船正是由蛇神所承载，并由四只狐狸和四只响尾蛇拖曳着前进。这个神话显然是古代尼罗河沿岸的生态环境的产物：狐狸和响尾蛇分别代表了当地主要野生动物的神祗，Ra的船是尼罗河沿岸的主要交通工具。在这幅画里，Apophis蛇神波浪形的身体是尼罗河水的象征，而Ra的船因为是承载在蛇神的身上，因而发生了一个微妙的转化：它不再是一艘传统意义上的船，而是可以被看作一部蛇车。我们知道蛇是龙的原型。如果把蛇置换成中国传统的龙，不就变成《九歌》里面的“龙辀”了吗？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华夏的太阳神传说源于古埃及，只是Apophis蛇神被中国传统的龙取代罢了。在这里引进埃及神话的意义在于解决了一开头提到的不相容性。太阳神既然可以由三种神祗运送，那么自然也可以由两种神祗 (龙、马) 运送了。前面还提到了Utu。他也要在夜间作地下旅行到达东方，只是没有用船只。考虑到两河文明比古埃及文明更加古老，以及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Utu很可能是Ra的原型。至于马，可能的来源之一是南亚，因为印度教的太阳神Surya也是乘马车旅行的。另一个可能性是在马车传入中国之后在本土产生的。至于铜器时代的欧洲，与中国的阻隔太多，彼此之间交流的机会太小，姑且不必考虑。
应该注意到的一点是，华夏的太阳神传说源于古埃及的理论并不排除华夏本来就存在某种太阳崇拜的传统这个可能性；古埃及的传说有可能被嫁接到本土的原始宗教上而形成新的传统。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华夏民族在古埃及文明兴起之前就已经存在太阳崇拜(2)。少数历史学家试图靠某些仰韶文化的陶器上的太阳图形来证明华夏民族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太阳崇拜教，是不够严肃的。即使今天，也有人在陶瓷上画太阳、月亮、星星，这决不等于今天的作画者仍然崇拜自然天体。如今史学界最大的“硬伤”不是别的，正是对于科学方法论的蔑视和破坏，以达到理论“创新”的目的。
也许有人会质疑古埃及与中国在上古时代发生文化沟通的可能性。虽然当时的技术基本上排除了直接人员往来的可能，但不能排除文化的逐渐扩散和渗透，而且这种扩散和渗透并不是没有佐证支持的。比如说，四千余年前埃及旧王朝的女神Hathor头上的太阳和牛角标志至今还可以在中国的某些南方沿海地区的寺庙建筑上看到，而且在相隔数千年之后在形态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某些部落把太阳神视为部落之父。这与古埃及人把太阳神视为国王之父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在大洋洲的巴布亚，人们也看到了古埃及的木乃伊制作工艺影响的痕迹。据估计，古埃及文化的传播路径是通过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最后到达远东地区的。
古埃及文化的另外一条传播路径是通过出埃及的犹太人到达以色列，并以基督教的方式到达古罗马、欧洲乃至全世界。古埃及新王朝的法老Akhen-aten (1350-1334 BC在位) 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单神教 — 太阳神Aten的崇拜教。他的宗教近乎于无神论，其中没有任何人格化的神祗，从而触怒了保守势力，结果身败名裂。有些欧美学者提出古埃及的太阳神是基督教上帝的原型，他所承坐的船只就是《圣经》里诺亚方舟的原型，而古埃及的太阳神Amun就是基督教的祷告结束时所说“Amen”(阿门) 的由来。
古埃及文化的第三条传播路径是直接越过地中海到达古希腊，后者的许多神祗起源于前者。至少古希腊的著名历史学家Herodotus是这么看的。从两河领域发源的西方文明通过古埃及的发展，再经过希腊和以色列这两条路线而到达欧洲，构成了西方文明体系的两个平行的传承链条。从这个意义来讲，没有古埃及便没有今天的西方文明。虽然干燥炎热的尼罗河流域的面积和人口均十分有限，这块土地所孕育的古文明的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
注释：
(1) 少数现代史学家将东皇太一也解释成太阳神。其实，“太一”的“一”也就是老子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一”，与道的关系极为密切。老子又说：“昔之淂一者：天淂一以清，地淂一以宁，神淂一以霝(灵)，谷淂一以盈，侯王淂一以为天下贞(正)”。“一”在道家学说中居于中心地位。因此，与“一”有关的神乃万神之母，与太阳神东君决不可混为一谈。屈原把东皇太一放在《九歌》之首也正是出于这个考虑；相比之下，东君则是被排到第七的位子上了。
(2) 秭归“太阳人”石刻暗示着新石器时代的太阳崇拜，但是这与华夏民族无关，因为当时华夏民族的活动范围尚未到达三峡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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