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通史》编纂下限之我见 在《温州通史》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上，对于通史编纂下限问题，有些专家向主编多次慎重提出要从民国延伸至改革开放后。认为改革开放是温州历史最辉煌、最精彩，影响也最大。因此，温州通史下限应该延续至此。 《温州通史》是记叙温州各个时代史实的史书。温州解放仅60多年，改革开放至今时间更短，只有30多年。时间这么短，历史的沉淀有限，有的史实褒贬在历史长河中很难敲定。就拿民国史来说，国民党抗日的史实，过去一度曾被扭曲，直至近年来才得到比较客观的评判。 史书不同于方志。史书应为“详古略今” ，志书却是“详今略古”。古人有“史远而志近”的说法。史重过去，志重现状，所谓“隔代修史，当代修志”。史书往往是当代人写前朝史，褒贬分明；当代人写当代不好写，要写也只能从略，只能是详古略今。志书则不同，它是资料性著述，本地人写本地，当代人写当代，资料可靠，故可“详今略古”。 本人曾编首部《文成县志》有体会。南田刘燿东，师从孙诒让，曾东渡日本与胡汉民、陈叔通、沈钧儒等为同学。民国初曾任知县、县长等职。民国8年归里著《刘文成公年谱》、《南田山志》、《括苍丛书》，并修葺诚意伯庙，建追远祠等。县志理应列传。但当时县编委会领导以该人涉嫌杀害红军案强要删去，我们如实记述不同意删，结果只能记述从简，人物照片不得入志处理。时隔20年后的今天，这样的事似乎成笑话了。 由此可见，当代人写前朝史，隔代修史颇有一定的道理。《温州通史》下限不应伸至改革开放后，原来为民国时期已比较合适。（文成朱礼2010-8-28） 文成县历史记述的区域范围和时限小议 在《温州通史》第一次编纂会议上，有专家论述通史编纂区域范围和时限时，提及文成于1946年建县，以前（历史）不属文成县。言中之意，《温州通史》对文成建县前的地域文化，好像不需要记述。 这就牵涉记述文成县历史的区域范围与时限如何界定的问题。文成县行政区域，于民国33年（1944）7月，拟划瑞安县18乡镇、青田县9乡镇、泰顺县4乡（两岸、汇溪乡与翁山、白云乡部分）设置文成县。新县共辖30个乡镇，计262保、3074甲、38674户、174791人口。民国35年（1946）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建立文成县。至今就记述文成的区域范围将无可争议。国务院《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已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变更行政区域界线。 至于文成县历史记述的时限，应该根据史志编纂原则，按建县后的文成县行政区域，上溯事物的发端，下迄编史修志下限之年。即文成建县后，不论建县前或建县后的地域历史，均属文成县记述范围。因为地方区域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变化的，但又具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与不可割断性。因此，当代编史修志，要以现在文成的行政区划为空间范围记述，才能所记内容连贯，各类事物探本求源，从古至今地反映文成的历史全貌。今文成县南田片区，1946年12月前为青田县辖区，而文成建县后，应属温州市文成县。如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出生南田的大明军师刘基，就应该归温州市文成县收录立传。但遗憾的是，1990年编纂出版的《青田县志》中，却给刘基立传，这在史书编纂原则上，就涉嫌“越境而书”。《青田县志》如仅记述有关南田及刘基的某些史料，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变更难以分割，不得不涉及，那是无可非议的。如现温州市区原属永嘉县辖区，首部《永嘉县志》总不能把市区的人物记在该眸志内。 于此，文成、洞头县虽然是两个小县，建县时间又迟，但行政区域毕竟是温州市整体的组成部分。由于地处山区、海岛边缘，必然形成各自的地域文化特色。《温州通史》在搜集资料中，就应该考虑尽量挖掘其原始资料；编纂人员也应该深入两县实地考察、考证和温州相关联的史料，予以记述。 文成县的历史有它独特的地域文化，如刘基文化、畲乡文化和侨乡文化沉淀都比较深厚。对于刘基，大家还比较熟悉，还有富韬，唐末自豫迁南田泉谷（墓葬南田甘泉里之南，华山无为观侧刺史山），是梧溪富氏一世祖。再传宦居河南。五世祖富弼，为北宋名相。七世祖直清，偕从兄景贤返归南田的史载；民间宗谱有南宋名相周必大，为避元乱徙迁梓棺于峃川中堡，立宗祠于屿根，周氏一脉便在此繁衍生息的记载。自唐约742—897年记载，文成境域建有寺观6处；从唐浙东农民袁晁起义，元吴成七、明邓茂七，清粤义军、金钱会均涉及文成境域等。民国时期，文成县境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更是我党初期革命的策源地，红十三军、红军挺进师，瑞青泰、青景丽县委和浙南特委革命活动中心，也是国民党在此建县反共的初衷等等。 同时，畲族在文成已有400多年历史，全市畲族乡镇5个，文成占2个；文成华侨历史也有100多年，是全省著名侨乡，难怪房价之高全国有名。总之，文成的地域文化和温州及邻县有着密切关系，好多人文风物应该载入温州的史册。 （朱 礼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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