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通史》编纂下限之我见 在《温州通史》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上,对于通史编纂下限问题,有些专家向主编多次慎重提出要从民国延伸至改革开放后。认为改革开放是温州历史最辉煌、最精彩,影响也最大。因此,温州通史下限应该延续至此。 《温州通史》是记叙温州各个时代史实的史书。温州解放仅60多年,改革开放至今时间更短,只有30多年。时间这么短,历史的沉淀有限,有的史实褒贬在历史长河中很难敲定。就拿民国史来说,国民党抗日的史实,过去一度曾被扭曲,直至近年来才得到比较客观的评判。 史书不同于方志。史书应为“详古略今” ,志书却是“详今略古”。古人有“史远而志近”的说法。史重过去,志重现状,所谓“隔代修史,当代修志”。史书往往是当代人写前朝史,褒贬分明;当代人写当代不好写,要写也只能从略,只能是详古略今。志书则不同,它是资料性著述,本地人写本地,当代人写当代,资料可靠,故可“详今略古”。 本人曾编首部《文成县志》有体会。南田刘燿东,师从孙诒让,曾东渡日本与胡汉民、陈叔通、沈钧儒等为同学。民国初曾任知县、县长等职。民国8年归里著《刘文成公年谱》、《南田山志》、《括苍丛书》,并修葺诚意伯庙,建追远祠等。县志理应列传。但当时县编委会领导以该人涉嫌杀害红军案强要删去,我们如实记述不同意删,结果只能记述从简,人物照片不得入志处理。时隔20年后的今天,这样的事似乎成笑话了。 由此可见,当代人写前朝史,隔代修史颇有一定的道理。《温州通史》下限不应伸至改革开放后,原来为民国时期已比较合适。(文成朱礼2010-8-28) 文成县历史记述的区域范围和时限小议 在《温州通史》第一次编纂会议上,有专家论述通史编纂区域范围和时限时,提及文成于1946年建县,以前(历史)不属文成县。言中之意,《温州通史》对文成建县前的地域文化,好像不需要记述。 这就牵涉记述文成县历史的区域范围与时限如何界定的问题。文成县行政区域,于民国33年(1944)7月,拟划瑞安县18乡镇、青田县9乡镇、泰顺县4乡(两岸、汇溪乡与翁山、白云乡部分)设置文成县。新县共辖30个乡镇,计262保、3074甲、38674户、174791人口。民国35年(1946)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建立文成县。至今就记述文成的区域范围将无可争议。国务院《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已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擅自变更行政区域界线。 至于文成县历史记述的时限,应该根据史志编纂原则,按建县后的文成县行政区域,上溯事物的发端,下迄编史修志下限之年。即文成建县后,不论建县前或建县后的地域历史,均属文成县记述范围。因为地方区域是随着社会历史发展而变化的,但又具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与不可割断性。因此,当代编史修志,要以现在文成的行政区划为空间范围记述,才能所记内容连贯,各类事物探本求源,从古至今地反映文成的历史全貌。今文成县南田片区,1946年12月前为青田县辖区,而文成建县后,应属温州市文成县。如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出生南田的大明军师刘基,就应该归温州市文成县收录立传。但遗憾的是,1990年编纂出版的《青田县志》中,却给刘基立传,这在史书编纂原则上,就涉嫌“越境而书”。《青田县志》如仅记述有关南田及刘基的某些史料,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变更难以分割,不得不涉及,那是无可非议的。如现温州市区原属永嘉县辖区,首部《永嘉县志》总不能把市区的人物记在该眸志内。 于此,文成、洞头县虽然是两个小县,建县时间又迟,但行政区域毕竟是温州市整体的组成部分。由于地处山区、海岛边缘,必然形成各自的地域文化特色。《温州通史》在搜集资料中,就应该考虑尽量挖掘其原始资料;编纂人员也应该深入两县实地考察、考证和温州相关联的史料,予以记述。 文成县的历史有它独特的地域文化,如刘基文化、畲乡文化和侨乡文化沉淀都比较深厚。对于刘基,大家还比较熟悉,还有富韬,唐末自豫迁南田泉谷(墓葬南田甘泉里之南,华山无为观侧刺史山),是梧溪富氏一世祖。再传宦居河南。五世祖富弼,为北宋名相。七世祖直清,偕从兄景贤返归南田的史载;民间宗谱有南宋名相周必大,为避元乱徙迁梓棺于峃川中堡,立宗祠于屿根,周氏一脉便在此繁衍生息的记载。自唐约742—897年记载,文成境域建有寺观6处;从唐浙东农民袁晁起义,元吴成七、明邓茂七,清粤义军、金钱会均涉及文成境域等。民国时期,文成县境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更是我党初期革命的策源地,红十三军、红军挺进师,瑞青泰、青景丽县委和浙南特委革命活动中心,也是国民党在此建县反共的初衷等等。 同时,畲族在文成已有400多年历史,全市畲族乡镇5个,文成占2个;文成华侨历史也有100多年,是全省著名侨乡,难怪房价之高全国有名。总之,文成的地域文化和温州及邻县有着密切关系,好多人文风物应该载入温州的史册。 (朱 礼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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