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阳市历史学会会长、《庆阳通史》副总主编卢造钧
编修《庆阳通史》是2007年7月启动的，历时4年，今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溯远古，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150多万字，三卷本。上卷远古至隋唐五代，中卷宋元明清，下卷民国。
目前，全国有武汉、广州、济南、南京、石家庄等个别省会城市和宁波、桂林、锦州、安阳、呼伦贝尔等个别区域中心城市出版通史。《庆阳通史》是全省第一部市州通史。
一、庆阳为什么要编修通史
庆阳出通史，既有历史文化研究的社会推动，也有繁荣地方文化的实际需要。
庆阳古籍较多，见于史书和方志的有170多种。东汉王符的《潜夫论》，魏晋傅玄的《傅子》，明代李梦阳的《空同集》，民国慕寿祺的《甘宁青史略》，不仅是庆阳地方文献，而且是中华文化和研究西北史地的重要典籍。明代景清、赵邦清、巩火育三位进士所代表的清官文化，班彪、柳宗元、范仲淹等历代文人宦迹游踪中的庆阳著述，多为世人瞩目。明代以降，庆阳州县地方史志的编修长兴不衰，至新中国成立，见于史籍的24部，今存13部。改革开放以来，出版了900多万字的《庆阳地区志》和县志、专业志约40部；点校整理出版旧志、古籍约20部。新一轮修志,已有三县出版。近多年，又出了《庆阳简史》，出了庆阳市和八县区的《史话》。《庆阳历史文化丛书》先后出版两套16部。研究庆阳岐黄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民俗文化的出版物超过百十部。校史、企业志、乡镇志、村志、家谱的编修也渐成风气。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编修《庆阳通史》似乎也就势在必行了。
但是，真正催生《庆阳通史》的，却是庆阳历史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正是由于对这些问题的清醒认知，才是编修《庆阳通史》的主要动因。
应当说，庆阳这个地方是有文化的，庆阳历史文化研究的成绩是很显著的。同时，庆阳历史文化研究的缺陷和问题也是不少的。主要是：
对现有资料的搜集利用很不充分，相当多的研究拘泥于地方志的记载，很少参阅国家历史文献，很少采用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严重影响庆阳历史研究的深化，也严重制约研究水平的提高。
对庆阳历史的研究主要专注于少数历史人物、部分历史时段和政治、军事等少数领域。即使这些研究，也多停留在较低层次。对民族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城池史、生态史、断代史等必不可少的领域，涉猎少，空白多，缺乏研究的完整性、系统性和贯通性。
研究庆阳历史的立点低，视野窄，往往站在地方视野看庆阳，而不是站在国家史的视野看庆阳，不能把中国历史发展脉络与庆阳历史相对接，难以反映庆阳在全国、全省历史大座标上的真实地位和影响。对史学界的研究现状、前沿问题普遍关注较少。因之，往往关起门来自说自话，难以引起学界关注。
研究庆阳历史的不少人员缺乏专业训练，不太熟悉学术规范，不善于搜集引用史料，不善于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更不善于多学科综合研究。对一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缺乏考证，缺乏专题研究。不善于阐释历史变迁进化的因果关系，也不善于以当代的认知水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因之，研究庆阳历史的论著不少，但有较高水准、被学术界认可的成果不多。
面对低水平的“研究热”，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冷思考”。这样，聘请专家学者，站在“国家”历史的高度，编修庆阳“地方”通史的动议，就立即得到了市政协张文先主席的赞同和支持。不久，市委、市政府作出了正式决定，并把这一重要文化工程交由市政协主持。庆阳市委原书记张智全任编纂委员会主任，周强市长和张文先主席任副主任，张文先主席亲任总主编。编修《庆阳通史》的工作由此启动。
二、靠谁编修通史
反思四年的实践，我们深感编修地方通史，必须一靠政府，二靠专家，靠就真靠，缺一不可。
市政协张文先主席开初就为《庆阳通史》的编写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即努力使《庆阳通史》真正成为具有鲜明庆阳特色、丰厚史学价值、较高学术品位的上乘之作。并要站在国家史的高度撰写庆阳历史，力求实事求是地反映庆阳在中国、在西北、在甘肃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实事求是地写出庆阳的历史特色、地域特点和各个历史时段的时代特征。
围绕这个目标，张文先主席为通史撰写工作确定了四条原则，即存真史、存信史的原则，史料性与学术性相统一的原则，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原则，全面翔实、史貌完整、线条清晰、有别于志的原则。同时明确提出：《庆阳通史》不是简史，记述应详。力求熔铸资料、著述准确，体例完备、内容贯通，文字精炼、言必有据，凝练思想、以论见长，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努力做到不一般地写史，不写一般的史，力争把一部地方通史精品交给庆阳人民。
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落实前述原则，在通史编写策划之初，市政协即确定了聘请专家学者，遵从学术规范，坚持地方与高校密切合作，严肃认真撰写《庆阳通史》的工作路径。由是，聘请河南大学“黄河学者”、现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黄正林博士，陇东学院教授马啸博士，陇东学院教授刘治立博士，市博物馆原馆长李红雄副研究馆员等人组成课题组，由黄正林教授担任课题组组长。同时聘请甘肃省委原副书记、《甘肃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马西林先生，《甘肃通史》主编、兰州大学刘光华教授，陇东学院李仲立教授为顾问指导编写。
特别是作为总主编的张文先主席，自始至终给予了有力的实际领导。从大纲的审定，到每一稿的修改审定；从每一次评议，到一些重要学术观点的讨论综合；从与出版社谈判签约，到装帧设计的审定，都是亲自主持的。市政协副主席郭晓霞、秘书长杨静仁、副秘书长雷清刚、胡振宁及文史委原主任潘正东、副主任李浩滨都是参与很深的。市政协文史委，实际上就是通史编写办公室。可以说，张文先主席的领导和掌控，是《庆阳通史》学术质量和顺利出版的首要保证。
同时，《庆阳通史》自始至终依靠专家学者也是坚定不移的。从大纲的编写，到资料的采集，到一章一节的编写，都是依靠专家学者完成的。从而为《庆阳通史》奠定了可靠的学术基础。
历史是基于事实的学问，必须深入挖掘、充分占有翔实的史料。编写工作启动后，课题组不避寒暑，不辞劳苦，踏勘了全市七县一区和周边地区的古城、古道、古迹等历史文化遗存。之后，用了大量精力，夙兴夜寐地爬梳资料。先后从国家图书馆，陕西、甘肃档案馆、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到市县档案馆、图书馆等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寻找有关庆阳历史的蛛丝马迹，取得了始料不及的丰硕成果。用刘光华教授的话说：“上起远古，下迄民国，举凡庆阳历史事件，不论涉及的是考古资料，还是正史记载、文献档案、报刊以及今人论著，包括外国考察家的珍贵记录，大体收罗无遗。”这样，就使通史有了扎实的史料支撑。
进入撰写阶段后，课题组更以十分敬业的治学态度，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对地方自然变迁、人口民族、社会经济、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地方文化、民国史和中共历史等能够彰显地方个性和地域特色的问题作了重点研究。在此基础上，两年写出了初稿，又经半年努力出了二稿、三稿。之后，又出了四稿，某些章节甚至超过六稿、七稿。实践证明，坚持地方与高校密切合作，依靠专家编写通史的路子是提高通史学术质量的基本保证，也为今后地校合作开辟了一条捷径。
《庆阳通史》的编写靠专家，修改审定同样靠专家。有了初稿后，市政协又聘请西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李清凌教授，西北师范大学侯丕勋教授，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宁夏社会科学》主编薛正昌研究员，兰州大学王劲教授，与总主编、副总主编和顾问一起，逐字逐句地审阅书稿，条分缕析地批注、修改，并且面对面地沟通意见，凝聚共识。《庆阳通史》的几位顾问和总主编、副总主编作为编写组成员，自始至终紧盯成书目标，坚持学术原则，把握则例尺度，进行具体指导，并且全面参与了书稿的讨论、修改和最后的审定。
《庆阳通史》四稿过后，在西峰召开了有市级领导干部、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当地史志专家40多人参加的审定会。根据会议意见作了大量修改后，又聘请陇东学院齐社祥副教授、曲涛教授作了史实和文字的仔细订正。通史中附的20多幅历史地图，也是请陕师大历史地理系以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为蓝本，结合文本叙述绘制的。
现在看，如果没有两个“依靠”，《庆阳通史》肯定不能达到应有的学术水准。
三、成书容易不容易
《庆阳通史》成书，既容易，也艰难。说容易，是说四年成书比较顺利，没有大的折腾。说艰难，一路走来，每走一步，都要克服许多困难。但是，编写组有“三不怕”的治学精神：爬梳资料不怕辛苦，学术观点不怕争论，修改书稿不怕反复。辛苦是自然的，争论是有益的，反复是必要的。
说争论，成书的过程就是多方争论、经常争论的过程，甚至是激烈争论、反复争论的过程。课题组内部争论很多，课题组与参与审定的专家学者争论很多，课题组与地方学者争论很多，总主编、副总主编与撰稿人的争论更多。实际上，争论就是交流，交流就是互补。市政协曾以正式文件先后两次印发观点鲜明、要求具体的评审纪要，就是争论的结果。实践证明，学术争论对于保证学术质量是极端重要的、绝不可少的。
说反复，也是正常的。全书共有四稿，都是认真负责反复修改的。成书过程中，开了三次评议会，每次会后都有大的修改，不少章节作了重写，有的章节反复重写，有的章节请人另写。出版社三审三校后，又对全书作了不少文字修改，出版社只得四审四校，以至推迟三个月出书。
正是由于吃苦、争论、反复修改，才使我们少走了弯路，保证了质量。
四、地方能不能出一部令人比较满意的通史
现在还不好说。但是，有几个方面是比较满意的。
商务印书馆认为，庆阳通史符合学术规范，具有学术品位。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学会会长张海鹏教授，《甘肃通史》主编、兰州大学刘光华教授作序，给了较好评价。张海鹏教授认为，《庆阳通史》坚持了正确的撰写原则，具有可靠的学术基础，具有扎实的学术和史料支撑，具有庆阳人的眼光。刘光华教授认为，《庆阳通史》具有鲜明的庆阳特色和较高的学术品位，是一部全面论述庆阳历史的好书。
甘肃历史学会会长田澍教授在全省历史学界的多次会议上反复指出，《庆阳通史》的编撰出版为甘肃地方区域史的研究，开创了路子，树立了榜样。并指定庆阳在省历史学会第21届、第22届年会上先后两次介绍了经验。
庆阳市20多位地方史志专家和部分领导干部读过书稿，普遍比较满意。
至于最终能不能经得起广大读者特别是学术界的检验，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那就难以预知了。
由于编写地方通史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尝试，疏漏舛误肯定难免，有些问题直到出版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只能说，每一位参与者都尽力了，就是这个样子了。今后如果修订完善，也是后人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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