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01 17:4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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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汉文化氐人羌人汉武帝百越文化汉朝汉人与周边民族交融后的发展壮大
汉族源流之十二
汉朝汉人不同的地域风俗文化，推动了汉人汉文化与其周边民族文化的交融，促进了汉人和周边民族的融合，使汉朝成为历史上汉族形成发展的重要时期。
汉朝汉人注重渊源于古代华夏的先世血缘传承，积极发展和周边民族的交融。汉朝汉人不同的地域风俗文化，不仅巩固了不同地域上的汉人团结统一，而且也对周边民族起着有力的吸引和聚合作用。
在封建统治者的策动下，通过儒家思想的统理，汉朝形成和出现的汉人不同地域风俗文化，“随君上之情欲”而对周边民族进行着“移风易俗”的教化，成为周边的一些游牧民族，及江南和东南沿海的百越民族，学习、接受汉人汉文化，逐步融合于汉人汉文化的便捷途径。
一、汉朝汉人与北方和西部民族的交融
汉朝与汉人发生密切交往、互相融合的北方和西部民族，主要是当时的匈奴、氐、羌等游牧民族。
1、汉朝汉人与匈奴的交融
匈奴是周秦时期中国北方重要的游牧民族，春秋之时，秦、晋、燕以北的，自陇西东至辽东的广袤地区上，“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按《史记·匈奴传》所说：“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反映并说明了，匈奴是和夏后氏有着渊源关联的北方游牧民族，战国时才出现匈奴之名。
秦末汉初，匈奴灭其东方的东胡，掳其民畜。打败北部的丁灵、西驱大月氏，南下攻占黄河以南的河套地区，与汉朝的郡县相连。汉朝封建统治者从高祖到武帝初，一直对强劲的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四次以宗室女嫁匈奴单于，并岁岁赠给大量粮食、丝帛等物。这也在客观上推动和促进了汉人与匈奴间的民族交往和融合。
但是，出于游牧民族文化的特性，“随畜牧而转移”的匈奴，经常“逐水草”而进入汉人的定居农耕地区。匈奴是“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而对于汉人的农耕生产文化，则是不堪的扰乱和掳掠。因此，汉武帝经过长期的积蓄，先在陇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代郡（治所在今河北涞源）一带集结大军，阻击匈奴的南进。继之，又发动了元朔二年（前127）、元狩二年（121）和元狩四年（前119）的三次大规模的出击，使匈奴再也不在漠南称王，汉人汉文化地区出现“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和平安宁景象。
一方面是，如匈奴呼韩邪单于那样坚持匈奴与汉人友好交往，让一批又一批的匈奴人民，接受和步入安居乐业的农耕生产，学习先进的农耕礼仪文化。另一方面即是，汉武帝对东起朔方（治所今内蒙古杭锦旗北），西至令居（治所今甘肃永登）的北边地区实行大量的移民，迁移来的汉人由官家提供耕牛、谷种、犁等农具，开垦农地、发展农耕文化，使原先的牧场变成一片片的良田。西汉后期，河西四郡的人口达到20余万，说明当时这里汉人汉文化的发展程度，也反映战国以来，长期活跃在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这时已大部分学习和接受了汉文化、融合于汉人之中的历史事实。
2、汉朝汉人与氏人的交融
中原华夏与西部氏、羌等族的交融历史由来已远。从《商颂·殷武篇》的记载来看，商汤时中原华夏，已与活动在今甘肃、陕西、四川交界地区的氐人，有了往来和交流。
汉朝，在氐人的原住地武都（今甘肃西和）置武都郡，但有一部分氐人已经散居在凉州、关中一带，他们与汉人长期杂居，擅长农耕、养牛、马、猪、驴等家畜，学会织布，接受汉文化的水平也较高。
他们的姓名与汉人相同，平常都穿汉服、说汉话，只是在氐人内部还通行着氐语，氐人中的不少王侯，都接受了汉朝的爵封，汉朝氐人纷纷走上了与汉人融合的道路。文献记载大规模融合于汉人的例子如，汉末曹操曾命武都氐人5万余名，迁居关中的扶风、天水；建安二十五年（220），武都氐王苻健率民户400余户附汉，其弟则率民户400户附魏。由此可见，武都氐人至此已大多成为当地汉人的一部份了。
3、汉朝汉人与羌人的交融
华夏与西羌的交融由来久远。《说文》释羌：“西戎牧羊人也。”《风俗通》说：“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看来，古代羌人中国西部以养羊为特色的畜牧民族。夏禹兴起于西羌，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曾说：“中国第一个王朝——夏后氏，就是以羌族为主体并与唐虞两个联盟部族在黄河流域完成的一个统一大国。”
古代羌人中有一支姜姓，应是最早步入农业的华夏先民。按《太平御览》78引《帝王世纪》所记：“神农氏姜姓……人身牛首，长于姜水，以火德王，故谓之炎帝。”这就反映出华夏始祖炎帝神农氏，本系出自姜姓羌人。而一位华夏始祖黄帝的曾孙帝喾，其元妃姜嫄也是姜姓部族之女，作为华夏先民的周人，也与羌人有着渊源关系。早期进入中原的古代羌人后裔，创造发展了中原华夏农耕礼仪文化，成为中原华夏民族发展的重要渊源。
秦汉以来，羌人种系繁多、子孙分支，支系多达150多种，他们居无定处地分散活动在北起秦陇、南至蜀汉以西的地区。汉朝羌人社会生产仍处于较低的水平，人民少五谷、随水草、以产牧为主。直到汉武帝开河西四郡，羌人开始大量接触汉人汉文化，并且纷纷内附。羌人在与汉人的杂居中，日渐学习接受汉文化，不断和汉人互相交融。
由于汉人主要屯垦在河西，所以各支羌人接触汉人、学习汉文化的程度不同，接受汉文化程度较高的，就较自然地融入于汉人之中。同样，也有汉人融入于羌人的，如汉大将梁冀被诛杀，他的后代进入羌区，遂有金城（治所今甘肃兰州）南山的梁晖，字始娥，因祖父为羌人所崇，被推为羌人渠帅，而居此城的记载。
值此需要一提的是，当时还有一部分羌人面对汉人汉文化的强劲传入，却不得不聚族西驱或南进。他们向更西边、更南面的地区迁居，影响和形成了日后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分布格局。
二、汉朝汉人与东南沿海百越的交融
百越是汉文古籍对分布在中国南方和东南沿海及海上诸岛的古代民族泛称。这些古代民族因活动地区广泛、内部支系众多，而被战国末的《吕氏春秋·恃君览》记称为：“扬汉之南，百越之际。”
传说时代与尧、舜、禹有过交往的蛮、三苗等族体，应与百越有着族源上的联系，他们便包括百越或百越中的部分先民。至商汤时所记载的沤深、瓯、越沤等，西周时出现的七闽、于越等，都是指当时南方和东南沿海百越的一部分。春秋时，百越中的吴越所建吴国和越国，曾称霸诸侯、强盛一时。
1、汉朝汉人与吴越的交融
吴越是春秋时垦殖在今长江下游、江浙沿海的越人，是中国最早种植水稻的民族，是“饭稻羹鱼”的稻作文化创造者。《史记·贷殖传》说的：“楚、越之地，饭稻羹鱼。”这是对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楚、越两大民族，稻作文化特征的共同描述。
吴越实际上包含了句吴、于越两个越人支系。句吴起初并不是指地名，而是对百越一支的族称，他们大致分布在今苏南、皖南和浙北的一部分地区。于越则是活动在今浙江的宁绍平原、杭嘉明平原和金衢丘陵地区。句吴和于越因为“接土邻境，交通属、习俗同、语言通。”故而就合称为“吴越二邦，同气共俗。”
句吴和于越应是百越诸部中，最早学习和接受中原华夏文化的越人。《史记·吴太伯世家》曰：“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说明中原华夏文化的传入句吴之早、影响之大。《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则反映出中原华夏文化与于越文化之间密切的渊源关系。
吴越在春秋时强盛一时，越王勾践曾率越兵北渡淮，号称霸王。直至“王无疆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后来，同在长江游域强盛起来的楚威王，发兵进伐吴越，大败越军，杀王无疆，导致“越以此散。”吴越“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秦始皇统一中国对江南的经营，至汉朝时，吴越早已融入于江南汉人汉文化之中。
2、汉朝汉人与东瓯的交融
百越一支东瓯之名，见于《史记东越列传》：“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东瓯看来应是秦汉之际，分布在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以摇为首领的一支越人。不过从汉文古籍《逸周书·王会解》所提到的“瓯人”“越瓯，”以及《山海经·海内南经》记载的“瓯居海中，”等情况来看，在周代已经有一支称为东瓯的越人，遍布于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了。
楚威王杀越王无疆，虽然“越以此散。”但实际上还是有一部分吴越，向南迁徙融入于东瓯和闽越之中，从而扩大和增强了东瓯的力量。秦始皇统一中国，东瓯虽说臣服于封建中央王朝，但他们仍保持着较大的独立性。秦末，因东瓯首领率众“佐诸侯灭秦。”甚至“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所以，刘邦便以摇助汉有功，仍然封其为东瓯王，臣服于汉。景帝时，刘濞发动七国之乱，“使东越（瓯），东越亦发兵从。”但是，后来东瓯反戈一击，杀吴王濞以谢朝廷，以致得罪了其他异姓王。
建元三年（前138）闽越兵围东瓯，东瓯王不敌，便向汉武帝请求，“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如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众，安家在庐江郡。这是东瓯融合于汉人的明显记载。不过，东瓯除了有一部分在迁徙江淮，与汉人交融之外，当时大部分越人应仍留在瓯江地区，他们在当地长期与汉人交融中，通过学习和接受汉文化，逐步成为当地汉人汉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
3、汉朝汉人与闽越的交融
闽越是分布在今福建和浙江南部地区的一支越人。《周礼·职方氏》记载：“四夷、八蛮、七闽”等的“七闽，”应反映闽越支系之多。闽越是以地名冠以族名，作为族名，闽越无疑属于百越的一支。蒙文通《越史丛考》说：“越本国名，其族为闽。”指的也是“闽”兼有地名和族名的双重意思。闽越的分布地主要在今福建，包括浙江南部和江西东部。秦汉时闽中郡内有东瓯、闽越、南海三个越人国，以闽越较大，记载也较多。
汉高祖五年（前202）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汉朝初废除异姓王，却仍未废除闽越王。汉初七国之乱，吴王濞“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但是闽越王实际上是支持这次叛乱的。因此无诸死后，闽越统治者余善与封建中央王朝之间，矛盾就进一步加剧了。元鼎五年（前112）南越相吕嘉反汉，余善又暗中与其勾结。次年，汉武帝派兵四路水陆并进，攻伐闽越。元封元年冬（前110），汉兵“咸入东越，”闽越国除。
汉武帝统一闽越后，将一部分闽越迁居到江淮，使他们逐渐融入于江淮流域的汉人汉文化之中。大部分闽越依然生活在当地，但是随着汉人汉文化的大量传入闽越，闽越对汉文化的学习和接受程度也迅速提高，特别是封建中央王朝开始在这里设置军事驻地，对闽越进行军事统治，进一步加速并推动了闽越的融入于汉人汉文化。
4、汉朝汉人与南越的交融
南越之名始见于《史记》。汉代所说的南越，既是地名、国名，也是族名。秦汉时将大庾、骑田、都庞、萌渚和越城等，五岭以南地区统称作南越。正如《史记·南越列传》所说的：“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高帝已定天下，为中国劳苦，故释佗弗诛。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南越作为百越的一支，是因地域得名，与东越、闽越一样，随百越所分布地区而指称的。汉时地处岭南的南越，在社会生产、经济文化、生活习俗，乃至方言等方面与中原华夏有所不同。
赵佗原是中原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秦初随任嚣出征岭南。秦末汉初，以南海龙川（今广东龙川）县令，自立为南越王。赵佗在岭南与越人相处13年，在秦代就积极推行中央王朝颁行的“书同文、行同伦”等统一措施。秦始皇曾发官吏有罪者及赘婿戍岭南，后来又将经商者、闾左谪戍岭南，将一批又一批的华夏官吏、商人和平民，从中原各地迁移到南越。为了使谪戍岭南的士兵长期留居下来，又从中原征调15000未婚青年女子到岭南，替士兵补衣和婚配为妻。
汉朝建立，赵佗继续在岭南加快汉人的汉文化的发展。他仿效汉中央王朝所建立的百官、宫室等封建统治制度；大力引入中原华夏先进的农耕经济，推广使用铁器农具，拓垦荒地、开凿水井，饲养马、牛、羊等家畜。同时，又在南越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执行“和集百越”的民族团结政策，促进汉人与土著越人的融合，极大地有利于岭南汉人汉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南越的学习和融入汉人汉文化。
在赵佗死后，吕嘉煽动一部分越人攻杀南越幼王、太后和汉使者。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汉军分兵四路攻南越，次年攻入番禺（今广州），吕嘉率其所属从海上逃走，南越国除。汉中央王朝在岭南设儋耳（冶所今海南儋县）、珠崖（冶所今海南琼山）、南海（冶所今广州市）、苍梧（冶所今广西梧州）、郁林（冶所今广西桂平）、合浦（冶所今广西合浦）等九郡。汉朝的设置岭南九郡，标志着中央王朝对南越统治的进一步完善，也标志着汉人汉文化在南越全面深入发展。
百越的一支南越在岭南融合于汉人汉文化之中，后来日渐发展成具有南越特色的、汉人岭南地域文化。而岭南西部称作骆越、西瓯等百越支系，云贵高原上称作夷越、滇越的百越支系，汉晋之时虽然仍活动其间，最终同样大部融入于当地汉人汉文化之中。
三、余言
汉朝的幅员空前辽阔、制度完备，主体民族汉人的人口众多、分布广泛。按《汉书·地理志》的记载，经文景、武帝等几代的开拓，至昭帝时封建中央王朝已在东西9302里、南北13368里的国土上，建郡103个、县1314个、道32个、侯国241个。各地登记在册的人口，已迅速达到5959万4978人。
汉朝周边各民族纷纷学习和接受汉文化，源源不断地融入于汉人汉文化之中，使汉朝汉人的发展，如同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
在封建中央王朝的疆域内，主体民族汉人和主流文化汉文化，一方面有力地吸引和影响着周边民族和周边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吸纳和融合了周边民族及周边民族的优秀文化，不断地发展和壮大了汉人汉文化。
所以我们看到,汉朝汉武帝时，累世生活在北方和西部的匈奴、氐、羌等游牧民族，长期在东南沿海“饭稻羹鱼”的百越支系吴越、东瓯、闽越和南越等稻作民族，不都是经由学习和接受汉人汉文化，逐步融合于汉朝5959万4978汉人之中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