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2月9日,在法国文化部建筑与遗产司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上海)合作协议签署现场,阮仪三教授在之后的交流活动中,向与会者介绍了他正在从事的京杭大运河沿线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调查与搜集工作。“1792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目前沿岸地区成型的历史建筑街区已经很少,大部分已经在城市化过程中消失了。”他正在为大运河的“申遗”做基础工作。在记者的请求下,这位自称“不过是个同济大学退休人员”的老人终于接受了采访。
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有一段路要走
记者:想请您谈谈在全球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中国的位置与作为。您认为中国与国外的遗产保护相比,有差距吗?
阮仪三:有。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还有差距,有一段路要走。可是,这种状况,还不为社会大众所认知。我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的前提下,是否也应该关注一下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一个民族在丧失了国家主权后还可以夺回来,但如果丧失了文化,是夺不回来的。在这一点上,中国目前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刻。
记者:您能否举几个代表性例子?
阮仪三:一次,我去参观英国的巴斯、契切斯特、切斯特和约克古城,那里有保存完好的罗马时代的温泉、城墙与教堂的遗址。英国人问我:“这是古罗马时代的建筑,在中国,你们同时代的建筑现在还有吗?”我马上感觉到矮了一截。在中国,明代的建筑已经很少了,不要说与古罗马同期的汉代建筑。我们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座汉代的“石阙”,是古人墓葬的门阙。
另外,在立法上,法国在1840年就颁布了《历史性建筑法案》,1962年颁布了保护历史地段的《马尔罗法令》,而中国却没有一个相关的保护城市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的法规。目前执行的《文物保护法》只针对单个的文物个体。因此,一些地方的古城全被拆光了。中国推行的城市改造的建设方针,使城市“现代”了,却把优秀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给破坏了。
记者:可是有的专家指出,在城市化与现代化过程中,历史文化遗产的被破坏是不可避免的,发达国家都曾经历过。阮仪三: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人家遭受破坏的时间很短。
20世纪50年代,经济崛起的日本出现了这种情况,一条高速公路要穿过一座有古代的马道与驿站的古镇“妻笼宿”,当地居民自发组织起来,不许开发商进入,要求保护传统历史建筑。之后,日本有164个乡镇成立了传统历史建筑保护区。这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出台了一系列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人家也乱过,但只乱了七八年。欧洲在二战后也有一段破坏期,但出现了“古城复兴运动”,比如波兰华沙的重建。国外也有这样一个过程,但人家很快就认识到了政府立法保护,这段“破坏时期”很快就过去了。
弥补差距需要教育、理念与资金
记者:您刚才谈到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世界的差距。既然有差距,总要想办法弥补。您认为目前最主要的工作要从哪里入手?
阮仪三:从教育开始。我们缺乏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教育,这种缺乏是惊人的。前两年,我带领一批国内的相关管理人员去法国文化部考察他们的城市历史建筑保护工作,在卢浮宫前,我说:“里面有那么多的文化瑰宝,你们不进去参观?”结果有人说,不用参观,门前拍过照就算来过卢浮宫了。可见人们对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轻视。这是很可悲的事。
我去西班牙、意大利考察,人家的每个城镇都有专业的历史建筑保护、宣传人员,向游客与民众派发针对社会各层次的,介绍当地历史文化遗产的印刷品。他们把宣传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教育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来做。
记者:除此之外,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还有哪些方面急需提升?
阮仪三:前面讲过了需加快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与教育的问题。还有保护理念的问题。以中国的传统历史建筑为例,这些建筑以砖木结构为主,使用寿命就是五六十年,往往因为超负荷使用,年久失修成为了危房。于是它们就在“不破不立”的思维下成为了“城市改造”的目标,拆光旧房建新房,搞得“千城一貌”。这就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问题。
在欧洲,人家是“旧城复兴”或“旧城更新”,而我们是“旧城改造”。
我们的保护意识很差,没有看到遗产的文化价值,只考虑到它的经济价值,没有把它看作是与民族文化的生存密切相关的东西。体现中国文化的特征的,靠的就是这些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先留存这些东西才能提取出民族艺术的精华。
记者: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否也关系到资金的问题?
阮仪三:对。我们保护缺钱。欧洲一些国家对历史建筑保护的资金一年是几十亿欧元,而我们没有那么多。除了拨款不够,民间的文化遗产捐助体系也没有建立起来。因为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到每个人身上的事情。在国外,遗产保护资金中,民间来源是很大的一部分。民间基金会的保护援助资金在英国占52%、法国占50%，美国一个盖蒂基金会每年投在历史遗产保护上的资金就是二十几亿美元。同时,政府对于民间资金都有免税的政策。
走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误区
记者:您在1980年代就提出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观念,救出了平遥,之后又有了周庄有了西塘。现在这些地方都获得了很好的保护,并且还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阮仪三:只能这样说,近年,我们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带来一些深刻的问题。我保护了平遥、丽江、周庄,但之后这些地方就成为了兴旺的旅游景点,这可喜也很可悲。保护与开发应该是个良性的循环,应该以“保护”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目的,而不是盲目“开发”。比如,周庄,它将旅游门票收入的十分之一用来保护古镇,改善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善了河网的水源质量。这就是良性的,保护是留存历史文化遗产,而不是过度地开发旅游,用它卖钱。
90年代后,大家又开始忙着“申遗”,趋之若鹜。但似乎只看中了“世界遗产”背后的知名度与经济效益。但忘了同时也要按照国际规定的要求来开展保护。“九寨沟”变得只有沟没有寨,把寨给拆了。把一个几万年来保存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给破坏了。
记者:那么在具体的历史遗产保护方法上存在什么突出问题呢?
阮仪三:当然有。比如,到处都在建造复制、仿制的中国的、外国的古建筑,一些专家公开地讲,不用参照1964年《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的保护修复要求,可以原样复制古建筑。
乌鲁木齐的一家国宝级文物单位将原有的古建筑构件拆除后,用现代的材料进行了“美化”。各地都在造宝塔、造古庙、造城墙。有个城市,请了外国的建筑师来中国建造国外的古建筑,建造英国的、德国的、荷兰的。本来应该是吸收国外的先进修复技术来保护我们的历史古镇,结果却让人家来造“假洋古董”,使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价值被淹没了,使遗产保护工作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挖掘一些东西留给后人
记者:那您个人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理想是什么呢?
阮仪三:我主要从事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它是固定在土地上的,不可移动的,是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文化价值,缺了它不行。原来中国的城市都有着各自的风情与风貌。比如水乡,由建筑、小桥、街巷、河道而构成的整体风貌。只有先留存这些建筑才能提取这些建筑艺术的精华,你才会去进一步理解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比如留存丽江,就是留存了中国木构建筑的群体。一旦失去,就成了一种文化上的缺失。今天再不抢救,就没有了。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原来的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即将丧失,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城市将是一个毫无文化的城市。
记者:今后,您的工作重心将放在那里呢?
阮仪三:我能力所能及做的,就是要严格按照世界遗产保护的法规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留点东西给我们的后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艰难,关键是意识,是人的脑袋瓜的问题。我坚守我的理念,我能做好一点就尽力做好一点。我得留一些好东西下来,让它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多培养一些人才。全国就我们这里有古建筑保护专业,还是我这样一个退而不休的人在从事工作,我还在带博士生。现在中央的政策是“重点保护,抢救第一”。挑选重要的来保护,用抢救的手段,抢救一些东西出来。要有“慧眼”把它挖掘出来,把它保护起来,提高人们的文化认知与文化修养。另外,以我的名义操作的一个用来扶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民间基金也在运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