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珍书记
王什维
其实，我和王珍书记并不十分熟悉。我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特殊的个人境遇，和“书记”之间的距离是那样遥远。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我原籍北京。父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立北平大学毕业，经历复杂。建国初期携家口辗转来到山西，在“极左”的政治运动中，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瘐死狱中。四十几岁的家母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我艰难完成学业，参加了工作，却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成为被整肃的对象，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中被打成“反革命”，受到“开除留用察看”、“管制三年”的处分，受尽磨难。直到1972年12月，被“管制劳教”近九年后，才“解除管制，恢复工作”，留在原来任教的东街初中（现今改名第七中学）教书。这样的家庭背景，这样的个人境遇，和党的县委书记之间该有多么遥远的距离。那时我只是偶尔从别人口中听到过王书记的名号，连面都没有见识过。
可我却偏偏受到了王书记的关注！
那是全国恢复高考后不久，县教育局要组织各联校的教师代表来我校听我的语文课。我十分惊悚，一个“摘帽反革命”，有何德能劳动这么多老师！教育局领导跟我谈话：“大家都知道你多年工作踏实，认真教书，得到学生和家长们的认可。这次听课，绝没有其它意图，只是让下边的老师们观摩学习，该如何真正上好语文课，改变过去那种单纯政治说教的做法。为这次活动，我们专门请示了王珍同志。他很支持，一再嘱托我们转告你，不要有任何顾虑，给下边老师们做好榜样！”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来自上边领导的肯定与鼓励。说实话，多年政治上的高压，我从不敢挺胸抬头，今天突然得到“书记”的关注，如沐春风，如逢甘霖，自然满腹温馨。
过了几个月，县法院着人到学校找我，声言即将为我“平反”，特来征询我的意见。又过了两个月，县政府、县法院、行文撤销了1965年“社教”中对我的各种处分。解脱了多年压在身上的沉重政治包袱，我可以轻松地投身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书写个人一页崭新的经历。
又是一年，学校准备把东院的平房改修成十几套教师宿舍。我刚结婚三年，两个儿子嗷嗷待哺。全家四口住在学校一间不足十平米的破烂库房里，夏日漏雨，冬日奇冷，很希望得到一套宿舍。但我的家属都是农村户口，学校领导十分为难。几经周折，我还是分到了一套。事后，教育局一位副局长告诉我：“是王珍书记说了话——一个外籍人，在‘极左’形势下受了多年委屈，快四十了才成个家，生活又十分困难，学校可以特殊照顾一下嘛！”
1980年，在各方关注下，我的妻子转为城市户口。
一个县委领导，能在百忙中关怀一个普通教师的生计，使我刻骨铭心，感激涕零。我只有更加刻苦工作，以回报这种特殊的恩德。我经常接待来听课的各校老师，也利用星期天为学生举办各类知识讲座。虽然工作繁忙，却自有一番乐趣。我教过的两个班级，均被评为“山西省优秀班集体”，我本人亦被评为优秀教师、教改能手。1983年，经逐级评选，我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荣获金质奖章。我还出席了“山西省各界人士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并以“悠悠寸草报春晖”为题，做了大会发言。
但是那几年，我的生计仍是十分窘迫，妻子无收入，两个儿子仍是农村户口，光穿衣吃饭就捉襟见肘。1984年春天，在市委（忻县已改为忻州市）召开的各界座谈会上，我提出文革期间，全国普调过一次工资，我正在接受“劳教”，只发生活费，耽误了调级，现两个儿子还都是农村户口，生活艰难，希望领导上给予解决。王珍书记当即明确表态：“错过了普调工资，应该补上；转户指标每年极少，前两年才给你爱人解决了，各单位各部门眼巴巴盼着的人太多，孩子们还小，等几年再说吧！”我急切追问；“王书记，工资问题，我还需要向哪些领导反映？”王书记斩钉截铁回答：“不需要！”没过几个月，市政府下发文件，进一步落实政策，为我“补升一级工资”。这一年冬天，市人事局又决定对我“奖励晋升一级工资”。这样，我的工资即由60元涨到75元，成为当时比较特殊的“中教五级”。据说忻州地区十几个县的初级中学教师中，我是唯一的。按国家有关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我的两个儿子均转为城市户口。工资连升两级，家属都有了城市户口，妻子后来还被安排了工作，真是天大喜事。我的生计得到极大改善。
我唯一一次面见王书记，和他单独交谈，是在他的家里。那是1985年刚过完春节的一天中午。当时学校教师中发生了一些纠纷，学校和教育局的领导均态度暖味，因为我是工会主席，老师们委派我找书记反映真相。我多方打听，才找到王书记家——市委政府后边的一个平房小院。王书记正在午休，匆忙起身接待我。他盘腿坐在里屋的炕上，认真听我讲述，却始终没有表态。其间，他的爱人进来为我倒水，插话说；“王老师说的情况，应该……”，话未说完，王书记就打断她：“王老师和我说的是公事，你们女同志不要干涉！”我告辞时，王书记把我送出小院，嘱我“常来坐坐”。我心中忐忑——不知书记是否听进了我的话。下午三点多，教育局长即来到学校找我，并找来当事各方，妥善处理了事情，以各方满意告结，我十分软佩书记虚怀若谷地倾听基层同志的意见，雷厉风行的处事精神。这种敢于担当的行事风格，怎能不赢到普通百姓的赞赏和拥戴！
这就是我，一个中学老师和一个市委书记的简捷而平实的交往。从大的方面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变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立了“实事求是”、“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有了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宽广视野，我才能获得平反，改善境遇，真正地挺直腰杆做人；从小的方面说，一个地方党委负责人豁达开明，目光向下，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努力为他们排忧解困，从而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能够解除各种顾虑和困扰，满怀希望地工作。
我庆幸赶上了好时代，遇到了好书记！
不久，王珍书记调离忻州市，先到忻州地区工作，后又调到晋中地区。我几次参加省里的教学研讨活动，均听到晋中地区教育界的同行对王珍同志赞不绝口——他分管教育，对晋中教育的发展卓有建树，使晋中的教育领先于各地（市）。我虽无缘再在王珍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但他对我的知遇以及扶危解困的关注，我终生不敢丝毫忘怀。后来，我曾被评为地区“优秀教师”、“优秀知识分子”、“优秀专业技术人员”。1994年，又被省人民政府评定为“中学特级教师”。我还担任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忻州市委主委、山西省委常委、第十届中央委员，以及忻州市政协常委，山西省六、七、八届政协委员。这一切进步都与王珍书记当年对我的关注关怀分不开。王书记有那样体恤下级的胸襟和气度，有那样超乎常人的胆略和智识，有那样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处事风格，都是我后来接触到的不少官员所不具备的。
由是，我怀念王珍书记——真诚地怀念他。
（作者系省级“中学特级教师”曾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忻州市委主委，忻州市政协常委，山西省六、七、八届政协委员）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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