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珍书记
王什维
其实,我和王珍书记并不十分熟悉。我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特殊的个人境遇,和“书记”之间的距离是那样遥远。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
我原籍北京。父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立北平大学毕业,经历复杂。建国初期携家口辗转来到山西,在“极左”的政治运动中,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瘐死狱中。四十几岁的家母在贫病交加中去世。我艰难完成学业,参加了工作,却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成为被整肃的对象,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中被打成“反革命”,受到“开除留用察看”、“管制三年”的处分,受尽磨难。直到1972年12月,被“管制劳教”近九年后,才“解除管制,恢复工作”,留在原来任教的东街初中(现今改名第七中学)教书。这样的家庭背景,这样的个人境遇,和党的县委书记之间该有多么遥远的距离。那时我只是偶尔从别人口中听到过王书记的名号,连面都没有见识过。
可我却偏偏受到了王书记的关注!
那是全国恢复高考后不久,县教育局要组织各联校的教师代表来我校听我的语文课。我十分惊悚,一个“摘帽反革命”,有何德能劳动这么多老师!教育局领导跟我谈话:“大家都知道你多年工作踏实,认真教书,得到学生和家长们的认可。这次听课,绝没有其它意图,只是让下边的老师们观摩学习,该如何真正上好语文课,改变过去那种单纯政治说教的做法。为这次活动,我们专门请示了王珍同志。他很支持,一再嘱托我们转告你,不要有任何顾虑,给下边老师们做好榜样!”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来自上边领导的肯定与鼓励。说实话,多年政治上的高压,我从不敢挺胸抬头,今天突然得到“书记”的关注,如沐春风,如逢甘霖,自然满腹温馨。
过了几个月,县法院着人到学校找我,声言即将为我“平反”,特来征询我的意见。又过了两个月,县政府、县法院、行文撤销了1965年“社教”中对我的各种处分。解脱了多年压在身上的沉重政治包袱,我可以轻松地投身改革开放的宏伟事业,书写个人一页崭新的经历。
又是一年,学校准备把东院的平房改修成十几套教师宿舍。我刚结婚三年,两个儿子嗷嗷待哺。全家四口住在学校一间不足十平米的破烂库房里,夏日漏雨,冬日奇冷,很希望得到一套宿舍。但我的家属都是农村户口,学校领导十分为难。几经周折,我还是分到了一套。事后,教育局一位副局长告诉我:“是王珍书记说了话——一个外籍人,在‘极左’形势下受了多年委屈,快四十了才成个家,生活又十分困难,学校可以特殊照顾一下嘛!”
1980年,在各方关注下,我的妻子转为城市户口。
一个县委领导,能在百忙中关怀一个普通教师的生计,使我刻骨铭心,感激涕零。我只有更加刻苦工作,以回报这种特殊的恩德。我经常接待来听课的各校老师,也利用星期天为学生举办各类知识讲座。虽然工作繁忙,却自有一番乐趣。我教过的两个班级,均被评为“山西省优秀班集体”,我本人亦被评为优秀教师、教改能手。1983年,经逐级评选,我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荣获金质奖章。我还出席了“山西省各界人士为四化服务经验交流会”,并以“悠悠寸草报春晖”为题,做了大会发言。
但是那几年,我的生计仍是十分窘迫,妻子无收入,两个儿子仍是农村户口,光穿衣吃饭就捉襟见肘。1984年春天,在市委(忻县已改为忻州市)召开的各界座谈会上,我提出文革期间,全国普调过一次工资,我正在接受“劳教”,只发生活费,耽误了调级,现两个儿子还都是农村户口,生活艰难,希望领导上给予解决。王珍书记当即明确表态:“错过了普调工资,应该补上;转户指标每年极少,前两年才给你爱人解决了,各单位各部门眼巴巴盼着的人太多,孩子们还小,等几年再说吧!”我急切追问;“王书记,工资问题,我还需要向哪些领导反映?”王书记斩钉截铁回答:“不需要!”没过几个月,市政府下发文件,进一步落实政策,为我“补升一级工资”。这一年冬天,市人事局又决定对我“奖励晋升一级工资”。这样,我的工资即由60元涨到75元,成为当时比较特殊的“中教五级”。据说忻州地区十几个县的初级中学教师中,我是唯一的。按国家有关优待知识分子的政策,我的两个儿子均转为城市户口。工资连升两级,家属都有了城市户口,妻子后来还被安排了工作,真是天大喜事。我的生计得到极大改善。
我唯一一次面见王书记,和他单独交谈,是在他的家里。那是1985年刚过完春节的一天中午。当时学校教师中发生了一些纠纷,学校和教育局的领导均态度暖味,因为我是工会主席,老师们委派我找书记反映真相。我多方打听,才找到王书记家——市委政府后边的一个平房小院。王书记正在午休,匆忙起身接待我。他盘腿坐在里屋的炕上,认真听我讲述,却始终没有表态。其间,他的爱人进来为我倒水,插话说;“王老师说的情况,应该……”,话未说完,王书记就打断她:“王老师和我说的是公事,你们女同志不要干涉!”我告辞时,王书记把我送出小院,嘱我“常来坐坐”。我心中忐忑——不知书记是否听进了我的话。下午三点多,教育局长即来到学校找我,并找来当事各方,妥善处理了事情,以各方满意告结,我十分软佩书记虚怀若谷地倾听基层同志的意见,雷厉风行的处事精神。这种敢于担当的行事风格,怎能不赢到普通百姓的赞赏和拥戴!
这就是我,一个中学老师和一个市委书记的简捷而平实的交往。从大的方面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拔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改变了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立了“实事求是”、“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有了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宽广视野,我才能获得平反,改善境遇,真正地挺直腰杆做人;从小的方面说,一个地方党委负责人豁达开明,目光向下,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努力为他们排忧解困,从而扭转了我的人生轨迹,使我能够解除各种顾虑和困扰,满怀希望地工作。
我庆幸赶上了好时代,遇到了好书记!
不久,王珍书记调离忻州市,先到忻州地区工作,后又调到晋中地区。我几次参加省里的教学研讨活动,均听到晋中地区教育界的同行对王珍同志赞不绝口——他分管教育,对晋中教育的发展卓有建树,使晋中的教育领先于各地(市)。我虽无缘再在王珍同志的领导下工作,但他对我的知遇以及扶危解困的关注,我终生不敢丝毫忘怀。后来,我曾被评为地区“优秀教师”、“优秀知识分子”、“优秀专业技术人员”。1994年,又被省人民政府评定为“中学特级教师”。我还担任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忻州市委主委、山西省委常委、第十届中央委员,以及忻州市政协常委,山西省六、七、八届政协委员。这一切进步都与王珍书记当年对我的关注关怀分不开。王书记有那样体恤下级的胸襟和气度,有那样超乎常人的胆略和智识,有那样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和处事风格,都是我后来接触到的不少官员所不具备的。
由是,我怀念王珍书记——真诚地怀念他。
(作者系省级“中学特级教师”曾担任中国民主促进会忻州市委主委,忻州市政协常委,山西省六、七、八届政协委员)
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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