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新郎·寿王侍郎简卿》：“奈自古、功成人妒。君看乐羊中山役，任谤书、盈箧（qie）终无据。千载下，竟谁与。” ⑴
这是南宋词人刘仙伦送给友人的贺词。词中讲了一个典故：“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⑵魏文侯命令乐羊攻打中山国，此时，他的儿子在中山国为官，中山君为了打击乐羊将其儿子熬成羹送给乐羊。乐羊大义凛然，为鼓舞士气，喝了三碗羹，率领将士猛攻敌人，历经千幸万苦，三年才将中山国攻占，自以为功不可没，有邀功讨赏之举。魏文侯叫人拿出一满箱的告状信给他看，乐羊一下掉到冰窟里，连忙磕头稽首，说攻占中山不是微臣的功劳，而是国君的力量。《战国策·秦策》、《吕氏春秋·乐成》也有类似记载。后人写诗作文将这一典故化为“谤书盈箧”。
《通鉴》记载这件事是在周赧王七年（前308），秦王派甘茂出使魏国，约魏国一起讨伐韩国，同时派向寿做他的助手。做通魏国的工作后，甘茂派向寿回去向秦王汇报不要打韩国。秦王不知何故，在息壤（一条很长的山岗）迎接甘茂，问他为什么不打韩国。甘茂回答说：“宜阳大县，其实郡也。今王倍数险，行千里，攻之难。”⑶甘茂首先用客观原因搪塞秦王，就是宜阳是个大县，加之相隔千里，关隘重重，风险很大，困难很多。
接着甘茂又讲了曾参杀人的故事：鲁国有个与曾参同姓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曾参的母亲，他的母亲仍旧织布，泰然自若。等到先后来了三个人告诉她同样的事情，曾参母亲扔下机杼，跳墙逃走了。我的贤良不如曾参，大王您对我的信任又不如曾参的母亲，猜疑我的人更不止三个人，所以我怕大王您将来也会有扔下机杼的举动。于是甘茂又引用了乐羊的故事，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甘茂接着说，我是个寄居秦国的外国人，樗里子、公孙奭（shi）将来抓住韩国的事情来攻击我，大王不会不听信他们。那时攻宜阳前功尽弃，结果是大王您背弃了与魏王的约定，而我遭受韩国国相公仲侈的怨恨。秦王说，我不会听他们的，可以和你起誓！于是“盟于息壤”，两人在息壤立下誓言。秋季，甘茂和名叫封的庶长率领大军前去攻打宜阳。
果然不出甘茂所料，“甘茂攻宜阳，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孙奭果争之。秦王召甘茂，欲罢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斩首六万，遂拔宜阳。韩公仲侈入谢于秦以请平。”⑷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甘茂的确有先见之明，如果当时贸然进攻，不与秦王盟誓，其结果丢官为轻，说不定还得丢命，所以做事预则立，不预则败。
小人构陷，谤书盈箧，是专制社会的副产品，所有为国为民，立功图敌忠臣良将都必须面对的悬在头上的这把利剑。明代民族英雄袁崇焕有段名言：“勇猛图敌，敌必仇；振刷立功，众必忌。况任劳之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劳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来如此”⑸。
面对“谤书盈箧，毁言日至”，忠臣良将们的下场无非几种：第一种就是遇到昏君，惨遭死亡，史籍记载可谓汗牛充栋，这种人占大多数，历史上很多生前或死后昭雪平反的人属于这一类，那么，沉冤海底的又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会更多。如：吴起变法，被楚国贵族乱箭射杀；抗金英雄岳飞被“莫须有”罪名害死在风波亭；袁崇焕以“间谍罪”被凌迟处死等等。没有他们，历史上就不会有昏君、酷吏、佞臣。但这也是把双刃剑，忠臣良将被冤死，皇帝失去了股肱之臣。
第二种就是像乐羊、甘茂一样遇到一个明君，落得一个封妻荫子的好结果，这样的情况少之又少，或许前段时间遇到明君，能大展宏图，为国立功，后段时间换了老板就倒霉了。如商鞅变法，虽然遗留很多弊端，但它奠定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基础，所谓汉承秦制。秦孝公在位时，商鞅变法顺风顺水，秦惠文王接班后立即遭到封杀，商鞅也被车裂而死。
第三种就是逃跑。这种情况只会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各个国家为了生存或称霸，都知道人才的重要性，也会去抢人才。更重要的是这个时候人才还具有独立性，不是统治阶级身上的“毛”，不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张“皮”不行就可以附在另一张“皮’上，跑到另一个国家去。如吴起，周安王十五年（前387），“魏相公叔尚主而害吴起”，“起惧诛，遂奔楚。”⑹吴起害怕被诛杀，夹着尾巴逃到出国去了。
还有一个先王对他信任有加，后继者对他猜疑，像吴起一样怕被诛逃到赵国，他就是乐毅。燕国哙秀出禅让闹剧，国家几乎被齐国灭亡，接班的燕昭王励精图治，卧薪尝胆，誓死要报齐国灭国之仇。于是，设立“黄金台”招千里马，各路人才齐聚，乐毅就在其中。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国力增强，找准齐愍王“伐功衿能，谋不逮下，废黜贤良，信任谄谀，政令戾虐，百姓怨怼”⑺之机，联合多国共同伐齐。后来，其他国家被乐毅打发走，乐毅“身率燕师，长驱逐北”⑻，“入临淄，取宝物、祭器，输之如燕。” ⑼被封为国昌君。“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⑽
齐国灭亡只差一步之遥，“独莒、即墨未下”，全国只有两座县城未被攻占，可惜过了三年，城还未攻下。有人在燕昭王面前打小报告说：乐毅智谋过人，进攻齐国时，一口气攻克七十余城。现在只剩两座城，不是他的兵力不能攻下，而是他想倚仗兵威来收服齐国人心，自己好南面称王而已。他之所以还不行动，就是因为妻子、儿子在燕国，希望大王早些防备！”燕昭王听罢下令设置盛大酒宴，拉出说此话的人斥责道，先王不幸遇到继承人缺少德行，使国内人民怨愤不从，万恶的齐国趁着我们国家动乱进行侵伐，害死先王。对此，我痛心疾首，广泛延请人才，以求报仇。谁能使我成功，我愿意和他分享燕国大权。现在乐毅为我大破齐国，平毁齐国宗庙，报却了旧仇，齐国本来就是乐毅打下的，不是燕国该得到的。乐毅如果能得到齐国，与燕国结为友好的邻邦，抵御各国的来犯，这正是燕国的福气、我的心愿啊！你怎么敢说这种话呢！于是将挑拨者处死。又赏赐乐毅妻子以王后服饰，赏赐他的儿子以王子服饰，配备君王车驾乘马及上百辆属车，派宰相奉送到乐毅那里，拜乐毅为齐王。乐毅十分惶恐，不敢接受，一再拜谢，写下辞书，并宣誓以死效忠燕王。从此齐国人敬服燕国乐毅的德义，各国也畏惧他的信誉，没有再敢来算计的。
没过多久，“昭王薨，惠王立”，乐毅厄运来临。本来惠王做太子时就与乐毅有矛盾，加之齐国人使用反间计，燕惠王“乃使骑劫代将而召乐毅。乐毅知王不善代之，遂奔赵。”⑾还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赵国收留了他，并对他不错，乐毅也未为赵国出什么力，老死赵国。
古代人对待谤书，部分人出之无奈，只好听天由命，如宋代诗人谢无逸《送董元达》所说的：
读书不作儒生酸，跃马西入金城关。
塞垣苦寒风气恶，归来面皱须眉斑。
先皇召见延和殿，议论慷慨天开颜。
谤书盈箧不复辩，脱身来看江南山。⑿
诗中的意思是说，董元达不愿做穷酸书生而去边关效力，边塞穷山恶水的环境，使他回到京城时已是满脸皱纹，须发皆白了。老皇帝在延和殿召见了他，他慷慨的议论使皇上笑逐颜开。但是，由于朝中大臣对他有很多的诽谤，他懒得申辩，也就没有得到重用，于是他就来到江南，流连于山水之间。我估计他不是懒得辩解，而是无法辩解。
这样的情况很多，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864年，经过多年的征战，曾国藩率领他的湘军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他得到了清王朝极高的封赏，荣宠至极。虽然，他立马采取裁撤湘军，令弟弟曾国荃辞职返乡，把地盘让给绿营等措施，清廷依然不信任他，始终处于一种临深履薄的惊心状态。他在写给祝贺其弟曾国荃41岁生日的诗中，道出了自己当时的境况和心态：
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⒀
无独有偶，二十年之后，他的儿子曾纪泽在万里之外的英伦，也写下了意象相似的诗文《栗諴（xian）讣至，僚友各为挽诗，叠前韵谢之》：
不可淹留是岁华，鬓毛斑白尚天涯。
深知恋栈空馀豆，颇欲安炉去炼砂。
故国音书多懊恼，中年诗集半伤嗟。
低头一拜陶彭泽，万事乘除问酒家。⒁
这首诗是在他弟弟曾纪鸿（栗諴）死后，他的同事和朋友写了挽诗，为了答谢人家，依韵和之。诗中表现了他伤时感物，去官隐逸的情感，最后他与其父相似，一个拜陶渊明，一个拜屠羊说。这两个人都是不愿为官，逍遥自在的名士。
有人说，曾国藩做人，左宗棠做事，李鸿章做官不无道理。光绪四年（1877），左宗棠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曾栗諴（纪鸿）托我向刘毅斋（锦棠）借钱，闻亦由家有病人，缺资调养之故。毅斋光景非裕，劼刚（曾纪泽）又出使外洋，栗諴景况之窘可知。吾以三百金赠之。本系故人之子，又同乡京官，应修馈岁之敬。吾与文正交谊非同泛常，所争者国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与，故无丝毫芥蒂，岂以生死而异乎？栗諴谨厚好学，素所爱重。以中兴元老之子而不免饥困，可以见文正之清节，足为后世法矣。”⒂曾国藩总是想做个好人，生怕谤书盈箧，生怕朝廷对他不满。如果不是这样，曾国藩刚死，曾纪鸿也是一个官二代，穷途潦倒如此，左宗棠说他们“足为后世法”，也有人可能说他们“无用之极”，孰对孰错耶？
注释：
⑴《增订注释全宋词》第三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217
⑵⑶⑷⑹⑺⑻⑼⑽⑾《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102-103），P102，P103，P30，P126，P125，P126，P130，P138
⑸《明熹宗实录》卷七五，天启六年八月丁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台北。转引自阎崇年：《论于谦》，《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01期。
⑿《诗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410
⒀《曾文正公全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1723-1724
⒁《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284
⒂《左宗棠全集》第15册，上海书店， 1986，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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