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流行一句俗语：“武战死，文谏死。”说的是古代忠臣，武将战死沙场，文臣谏死庙堂。我们只要翻开史籍，这样的事情不甚枚举。可以说中国史就是一部“武战死，文谏死”的煌煌历史。
最近，我看书收集到几个大臣扭住皇帝进行强谏的故事，着实对他们佩服得紧，可以说是史上最牛大臣。
楚文王在息侯的配合下擒获了蔡侯，准备将其烹杀，以祭献太庙。斩杀一国之君，非同小可，大臣鬻拳固谏。楚文王坚持己见，不听从鬻拳的劝谏，鬻拳于是抓住文王，以兵器相威胁，文王恐惧之下，表示听从，并按其劝谏去做。（原文：“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従，临之以兵，惧而従之。”）（李梦生：《左传译注·庄公十九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40页）
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在殿中奏事，由于忠言逆耳，言语激烈，不合宋太宗的心意。太宗恼羞成怒，站起来就要走，寇准抓住太宗的衣服，要求他重新坐下，事情办完后才退朝。（“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四十》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第9527页）
宋徽宗宠幸童贯等佞臣，左正言陈禾历数他们的罪行，话还未说完，皇帝心中不高兴，拂衣起身就要走。陈禾拉住皇帝的上衣，要求把话讲完。君臣相互拉扯，结果把宋徽宗的衣服拉破了。（“论奏未终，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请毕其说。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宋史·卷三百六十三·列传第一百二十二》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第11350页）
绍熙五年（公元1178年）元月，太上皇孝宗病重，想见光宗一面，光宗怕老婆，也不是一个好鸟，一直不肯见他爹。丞相留正等带着辅臣进宫劝谏，光宗竟拂衣而去。留正拉着光宗的衣裾继续劝谏，光宗转身就走。留正等跟在后面，到福宁殿，光宗急走进殿，让内侍关门。留正等不能再进去，痛哭出宫。后又上疏劝说，言词更加激烈。被光宗贬出京城。“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数请车驾过宫。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谏，随至福宁殿门。正退上疏，言极激切。”（《宋史·卷三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五十》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第11975页）
我之所以举四个例子，总觉得这些事值得我们去琢磨，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教益。
首先，这些人的行为反映出了形式上的忤逆和内容上的忠诚的矛盾冲突，凸显出君臣关系的复杂性。
一般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于臣子来说，从政的最小风险就是一切顺从帝王的旨意。但是人君，特别是昏君、庸君的行为往往会把国家带入混乱，甚至灭亡的边沿，这个时候作为臣子面临着复杂的君臣关系：顺从帝王，他就是奸臣、怕死鬼；忤逆帝王，他就是忠臣，可能成为真死鬼。他必须在忠于帝王、国家与顺从帝王之间做出艰难选择。
之所以艰难是因为：一方面，他们以威胁强迫手段对付君王，以臣逼君，严重违背传统政治观念中关于君臣关系的行为规范，是十足的大逆不道；另一方面，他们对君王的劝谏内容又是以本国的根本利益为着眼点，不包含任何个人的目的，表现了忠君之臣在特殊情况下为国忘我、大义凛然的勇敢刚直，又符合于忠臣的行为标准。
纵观历史，在此关键时刻，选择明哲保身、顺从帝王的多，选择据理力争、忠于国家的少，而选择不管死活、以力强谏的则是凤毛麟角。鬻拳、寇准、陈禾、留正就是这样的人。
其中鬻拳做得最绝。公元前675年，楚文王率军抵御来犯之敌，被敌人打败于津(今湖北枝江县西)，逃回楚国。鬻拳听说楚王战败而回，他故意闭门不纳。楚文王被鬻拳所迫，率军伐黄(今河南潢川县西)，打败了黄师。文王凯旋归国时途中病死。（“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送伐黄，败黄师于碏陵。还，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绖斋。”）（《左传·庄公十九年》） 鬻拳强谏虽然获得了成功，但他本人也惩罚了自己，此次听说文王已死，自己自杀殉葬；前一次则砍掉了自己的双腿。他的行为诠释了忤逆君王是要被严惩的，因而是不能提倡的。
这些人的可贵之处在于选择了忠于君主、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同时也可能选择了死亡，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现在官场鬻拳、寇准辈几绝迹矣，而阿谀之风盛行。
其次，这些人的行为表现出了帝王至尊之地位与臣子忤逆之言行之间的矛盾冲突，凸显出言论环境的重要性。
封建社会虽然有所谓的言官制度，但在专制皇权面前也只能是一种摆设。言官或其他大臣言事忤逆帝王，轻则罢官，重则杀头。言论环境的好坏主要看帝王的胸怀和抱负，以及所处的历史环境。
寇准扯衣强谏，宋太宗转怒为喜，对寇准的行为予以表扬，并说：“我的寇准，就像唐太宗得到魏征一样。”（“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列传第四十》）
陈禾扯衣强谏，宋徽宗说：“陈禾，你将我的衣服扯破了啊！”陈禾说：“陛下不怪罪我扯破您的衣服，我也不怕掉脑袋报答陛下知遇之恩。童贯等人现在得到您给他们的富贵，将来您就要受到危亡之祸。”陈禾越说越激动，皇帝脸色阴转晴说：“爱卿如此忠贞爱国，我还有什么担忧的呢？”太监要给他换衣，他说把这件衣服留下作纪念，用此表彰忠直之臣。（“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岂惜碎首以报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贵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祸。’言愈切，上变色曰：‘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内侍请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宋史·卷三百六十三·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留正任职丞相期间“谨法度，惜名器，毫发不可干以私。”宋孝宗赞扬留正曰：“真宰相也！”（《宋史·卷三百九十一·列传第一百五十》）
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的皇帝对这几个人还是予以肯定的，所以都保全了性命。这要得益于宋太祖重视文官，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宋朝的言论环境相对宽松些。
至于鬻拳能够强迫楚文王听从他的强谏，主要是楚国地处蛮荒之地，好战尚武、重国轻君的习性已内化为国民的性格，封建专制文化尚未成熟。
再次，这些事件反映出了封建大臣的臣妾人格与独立人格的矛盾冲突，凸显出保持个人独立人格的艰难性。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秦统一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终结，在宋朝出现了一些特殊事例。
寇准是出了名的清官忠臣，他嫉恶如仇，对逢迎之风深恶痛绝。有次吃饭，他的胡子上落有饭粒，丁谓将其捋掉，寇准怒斥丁身为大臣在大庭广众之下巴结宰相，是何居心。宋真宗时期，辽国屡次入侵，寇准力斥求和派，强行力挺宋真宗御驾亲征，打败入侵之敌，定下“澶渊之盟”，使宋朝得有很长的和平期，人民安居乐业。寇准后来遭小人陷害，罢官被贬。
根据《宋史》记载，陈禾“始崇尚义理，黜抑浮华”。他担任言官，首先弹劾童贯，接着弹劾黄经臣。说黄“怙宠弄权，夸炫朝列。每云诏令皆出其手，言上将用某人，举某事，已而诏下，悉如其言。夫发号施令，国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权，奈何使宦寺得与？臣之所忧，不独经臣，此涂一开，类进者众，国家之祸，有不可遏，愿亟窜之远方。”后来王黼、童贯都想收买他，他一概拒绝。史书说“谒不得入，馈之不受。”王黼想见他不让进屋，送东西给他不接受。
留正说：“士大夫名节不立，国家缓急无所倚仗。靖康金人犯阙，死义者少，因乱谋利者多。今欲恢复，当崇尚名节。”由于他不巴结权贵，独立行事，曾经三起三落：先是恥与姜特立共事，反对其任左丞相而冲犯宋光宗，待罪六和塔；其次是为了调和宋孝宗和宋光宗父子之间矛盾，被宋光宗遂出宫门，待罪浙江亭；最后为遏制佞臣韩侂胄弄权，被列入“伪学奸党”名单而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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