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批社教运动
刘孝行
1965年10月，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系统的“大四清”在我县全面铺开，运动分三批进行，霞峰公社列入第二批铺开单位，于1966年3月开始，至7月结束，历时5个月。来自波阳县的300多名工作队员由石队长（波阳法院院长，真名不详）带队进驻霞峰公社，公社所属单位及各生产大队都派驻了工作组。机关工作组组长蔡其仁（波阳水产局局长）、副组长徐光耀（原任职情况不详），组部设在手工业联社内。负责中心小学的工作队员是张同志（波阳县中教员，真名不详）、吴克兰（称小吴，原任职情况不详）。
我由赤塘小学调入中心小学只几天，就逢“大四清”这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确是三生有幸。是金子总会发光，社教运动是进步青年的试金石，社教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学校中的社教工作大致分为六个阶段：1、宣传、学习；2、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揭盖子，找问题；3、对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取证；4、领导干部“下楼”；5、发展新党员，提拨新干部，调整领导班子；6、巩固运动成果。
1、工作队进驻伊始，全公社范围内就开始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到处都张贴小标语，书写大幅标语；中心小学至各大队小学组织午呼队、夜呼队呼口号，确保运动的主旨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张同志安排我书写公社所在地，以及下丰、大尖山、方源、赤塘、里村5个大队的大幅墙字标语，完成时间定一个星期。命令如山倒，那敢怠慢，我一个人肩杠木梯，手提石灰桶，从早晨写到傍晚，手臂写麻木了，浑身上下都沾满了石灰水。写到方源大队池塘尾路边的砖墙时，砖墙脚边有一水沟，木梯放在水沟边的垒石上，因垒石脱落连人带灰桶从木梯上摔下来，肩膀、腰间都受了伤，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只有紧咬牙关继续写。一个星期后，我所承包的区域其周围墙面均出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抓、月月抓、日日抓！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等醒目的大幅标语，得到了工作组的赞扬。工作组见我的黑体、仿宋体写得工整、规范，又叫我到坑东、石山、大洋三个大队写了三天。此次写字累坏了我，但名气却扬遍了全公社，同时，也练就了在梯子上写墙面大字的绝活。
学习多半在晚间进行，学习的内容是中共中央关于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以及有关文件。张同志要求全体教师不仅要学、要领会、要吃透文件精神，而且要将自己摆进去，从政治上、思想上、实际工作上积极配合工作组的工作，要使学校的社教工作通过机关组、队部“验收关“。
2、面对面、背靠背的大会、小会有条不紊地在校园中召开着，大家都要发言，进行批评与自我的批评，自我批评总体是好的，每个人都会说几句，如：思想觉悟性不高，工作责任性不强，教育学生不耐心细致，教学效果不显著等。但面临批评，特别是揭盖子、找问题，提学校领导意见却面面相觑，闭口不谈。老师们也不便谈，空洞无物，捕风捉影的事是说不得的。叫校长、主任自己说也尽是一些陈麻烂谷子之事：如接受了下面小学的请吃，又收了他们送来的芋头、萝卜、白菜、辣椒等。好在学校中挂了意见箱，可用书面形式揭发有关问题；也可直接向张同志和小吴反映。有一次，张同志找我谈话：“小刘，你年纪轻，家庭出身好，思想进步，热爱党，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忠于职守，文才较好，美术字又写得好，工作组内定你为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你应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大胆揭发学校领导的“四不清”问题，争取入党。”我笑着回答：“我到中心小学只几天，不了解学校的有关情况。校长等行政人员的政治思想是健康的，他们都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如有隐瞒了重大政历问题，或有经济不清的问题需待组织调查落实，我本人确实不知。”
3、由小吴负责，并抽调了黄平献、刘其兴二人认真仔细地审核了1962年以来的学校账目，从账面上未发现问题，他们又“微服私访”发现了一条线索，即总务主任徐庆让与大洋小学教师周信武（学校只有他一人，集校长、教导、总务、教师于一身）关系密切，前段时间二人还制作了面料和样式相同的中山装，怀疑徐庆让利用手中的权力拨款给大洋小学，而周信武又将部分钱回扣给徐庆让。经过调查，未有此事，俩人同穿中山装是事实，但是各人自掏腰包花的钱。
同时，张同志和小吴花了大力气对学校的行政人员进行了“政审”，均未发现什么问题。
4、何为干部“下楼”？即是领导干部要事先写出书面材料，在大会上向群众进行深刻的自我检查，群众认可你检查得深刻，触及了灵魂的可“下楼”（也是“解放”的意思）。学校中的周校长、余梅仙教导主任、徐庆让总务主任顺利地下了楼。
公社党委、管委会的领导“下楼”大会是放在学校的礼堂里进行的，因公社内无宽阔的场地容纳不下与会人员。每次干部“下楼”大会，社直单位所有的党员干部、职工、各大队的全体干部、贫协主席和贫下中农代表都参加，工作队员也参加。会议气氛紧张严肃，台上左边是公社办公室主任黄金火做记录，我坐在台右边当记录员。“下楼”干部站在台前中间的桌边，认真深刻地向群众作检查，黄发藏书记、刘贤厚社长等领导一次性就取得了群众的谅解而下了楼。而副书记叶某却作了三次检查才勉强下了楼，每次都检查得痛哭流涕。究其原因他虽忠于职守，革命事业心强，但工作方法不当，办事过左，态度粗暴，得罪的人太多。
5、第五阶段是整个社教运动最重要的一环。经过触及人心暴风骤雨般战火的洗礼，犯有“四不清”不同程度错误的党员干部受到了相应的组织处理。与此同时，要选拨一大批德才兼备，年轻有为的党员干部进入领导核心，为公社及公社所属的基层党组织和行政输入新鲜血液，以提高党组织和行政战斗力。5月中旬，张同志向我和黄平献交底，要我俩立即写好入党申请书，因机关工作组临时党支部同意吸收我俩入党。这是人生政治生活中最大的喜事，又是“火线入党”，动作必须要快，第二天，我俩就向张同志呈送了入党申请书。入党申请书只报了几天，张同志就给我俩送来了入党志愿书。根据党章规定，凡入党人需有二名正式党员为入党介绍人。当时的中心小学没有党员，只有坑东完小校长杨金婉是党员，所以就没有党支部，因需要3名党员以上的单位才可建立党支部。从中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入党是相当难的，而农村中文盲、半文盲的党员却很多，其中也有不少的妇女党员。所以，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公社党委副书记、社长刘贤厚和公社干部刘树生。黄平献二名入党介绍人也是公社领导。5月底，我俩就被党组织批准，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6月1日上午9时，我俩到公社会议室参加了入党宣誓仪式。公社、中心小学、供销社、医院、粮站、手工业联社等10多名新党员站在鲜红的党旗下，进行了庄严的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7月初，机关工作组对中心小学领导班子作了调整：黄平献，家庭出身贫农，62届上师毕业生，从普通教师直接提拔为校长。原周校长因年纪大调老家下溪中心小学工作。徐庆让，家庭出身下中农，62届上师毕业生，与黄平献是同届同班学友，也同是下溪人，免去总务主任职务，任教导主任（这样的职务调整非常正确，做到了专业对口，人尽其才）。原教导主任余梅仙调老家新余任教，与丈夫团聚（这是工作组能办得到的大好事，解决了夫妻俩长期分居的问题。）刘其兴，家庭出身贫农（国民党部队起义人员，有离休教师资格），任总务主任。与此同时，机关工作组又对霞峰公社农业中学的人事作了充实和调整。霞峰农中自1960年下半年起，只有二名教师：唐贤溪，民办教师，兼任学校临时负责人；徐成益，代课教师。所以，任命原方村大队党支部书记徐永行为校长；任命我为教导主任（兼任中心小学民兵排长，此“小官”是社教运动增设的新职务），但不久我被抽调到铜钹山场联合大队搞社教，未到职。霞峰农中于1967年停办。
6、中心小学的社教工作组是社直单位，也是各大队的社教工作的先进标兵，顺利地通过了机关工作组、社教工作队的验收。教师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极大地激发了教育、教学工作的积极性，各项规章制度全部落实到位，各部门的管理工作井井有序，连学生家长们也肯定了社教运动的丰硕成果。此时的张同志和小吴有空余时间喝喝茶，看看报纸了，也有雅兴与大家交流教育、教学工作经验，聊聊天，扯扯家常等。7月下旬，与大家同吃同住，打成一片，建立革命友谊的张同志和小吴告别了我们，与全体工作队员一道踏上了回家之路。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仍感到很有必要在此多啰嗦几句，达到一吐为快的目的。机关组长蔡其仁，皮肤白皙，一表人材，眼睛一眨一眨的，更显得足智多谋，香烟一支接一支，但吸的全是大刀、劳动、欢腾等低档烟，缺烟时，会伸手向别人讨烟吸，没有官架子；副组长徐光耀，态度和善，话语不多而幽默，理论水平高，工作方法好，是合格的“高参”；张同志的职业是教书，却不显教书的相式，他肤色黑，身材魁悟，知识面广，表达能力强，善于做思想工作。他嗜好吃棕子，端午节中餐，在学校食堂中不吃饭，尽吃棕子，接连吃了20多个，吃法特别，将棕子一个个地剥去竹叶，一个个地装进大碗中，撒上7、8两白糖，一个劲儿地吃，边吃边品味，直到吃完为止；吴克兰，年轻潇洒，聪明睿智，肯吃苦耐劳，是张同志的好搭档。他们四人，本有意将我扶上公社团委书记的位子，无奈我社会关系不过关，因小叔刘日裕是地主，四舅父李德存是富农。所以，三官殿大队社会青年邵某当上了团委书记，他出身贫农，社会关系过硬，高中文化，文笔好，但邵某思想素质差，后来竟犯了“偷枪”的严重错误，结果受到了“双开”的组织处分。蔡组长等四人，是我平生中难得一遇的“贵人”，他们为我事业有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永远铭记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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