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湘不冤

李绅一身忠直，却蒙冤于吴湘一案，入宋以后，更目之以酷暴之吏。李德裕立功于国，自俭立身却因此含恨崖州。此案非冤，核冤实冤。此案关键人物崔元藻持身非正，望风承旨，立莫需有而成宣宗之志是其一也。朋党勾连，或有请托，此其二也。因案遭贬，怀怨含恨，此其三也。

《通鉴》载：“淮南节度史李绅按江都令吴湘盗用程粮钱，强娶所部百姓颜悦女，估其资装为赃，罪当死。湘，武陵之兄子也，李德裕素恶武陵。议者多言其冤，谏官请覆按，诏遣监察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还言：‘湘盗程粮钱有实。颜悦本衢州人，尝为青州牙推，妻亦士族与前狱异。’德裕以为无与夺，二月，贬元藻端州司户，稠汀州司户。不复更推，亦不付法司详断，即如绅奏，处湘死。”或以为冤，法不当死者，未见所据。或者吴湘盗用程粮钱乃市恩于下，朋比之人竞为鸣冤，后人亦不以为重罪。或者前有赵含章坐赃巨万，仅杖于朝堂，流瀼州。更有陈思问，隐盗钱谷，遂流岭南。今盗用程粮钱却依律处死，用刑太过。然依唐律，两罪并罚取其重者，故当取其监守自盗之罪。《唐律·贼盗·二百八十三》规定：“諸監臨主守自盜及盜所監臨財物者，若親王財物而監守自盜，亦同。加凡盜二等，三十疋絞。本條已有加者，亦累加之。”其疏云：“如州、縣官人盜部內人財物，是為‘盜所監臨’。”而三十疋絞，在唐玄宗时合 6000铜钱，按现今货币，仅一万三千余元。可见当时对贪腐惩处之严厉。吴湘案中崔元藻复核时亦以“湘盗程粮钱有实”，除非贪腐金额不足三十疋絞，否则，此案核定哪能有误？而令人颇觉意味深长者，宣宗大宗二年公布的御史复核结果却刻意忽略“湘盗程粮钱有实”之贪赃，反而在强娶颜氏女一事上大做文章，显见是有所刻意谋划，以论吴湘罪不至死。更是牵强地附会李德裕和武陵之恩怨，移目与党争表里，明显地翻案是虚，政治需求是实。反而佐证了贪赃其罪当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实际上，《旧唐书》写的很明白：“元藻既恨德裕，阴为崔铉、白敏中、令狐綯所利诱，即言湘虽坐赃，罪不至死。又云，颜悦实非百姓，此狱是郑亚首唱，元寿协李恪锻成，李回便奏。遂下三司详鞫。故德裕再贬，李回、郑亚等皆窜逐。吴汝纳、崔元藻为崔、白、令狐所奖，数年并至显官。”而其后史书尤其在宋，却视若罔闻，在无另外明显的证据以质疑《旧唐书》的情况下，极力贬低李绅、李德裕，虽难察居心所秉，却也明唐所以亡，宋所以南奔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