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潮州府九邑黄姓宗族为了加强同姓联系，团结本族同宗，共同敬祖睦族，在潮州城购置了薛厝巷明代先贤薛侨的“翰林第”故宅，兴建潮州府九邑黄氏宗祠。
每个聚族而居的家族，必有一个至几个祠堂，作为家族的象征和中心。“族必有祠”，在明清时期的乡村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这一点，在地方志、家谱中有成堆的记载可以证明。“俗重宗支，凡大小族莫不有祠。一村之中聚族而居，必有家庙，亦祠也。州城则有大宗祠，则并一州数县之族而合建者。”（光绪《嘉应州志》）有些特大的家族还往往联合全县、府的族人，在县城、府城建立总祠，以祭祀共同的祖先。
所谓同姓联宗，就是指同姓不同宗的若干相对独立的宗族，通过合建总祠或联修族谱，建立起某种超血缘、跨地域的联合关系，形成以“联宗祠”“联宗谱”为标志的联宗组织。在中国宗族研究中，明清以来普遍出现于南方宗族发达地区的此类联宗活动和联宗组织，不仅因其超大规模的外观形态，更因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复杂的历史成因而受到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于明清时代同姓联宗的发生、发展，注重从族源认同、科举合作、商业经营、水利合作、民事纠纷等方面加以功能主义的解释，认为同姓宗族之所以进行联合，主要是因为通过追溯共同远祖和重建彼此之间的历史联系这一联宗活动，可以强化族源认同意识和提高同姓族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实现同姓宗族在科举、商业、水利、乡族械斗及民间词讼等各种地方社会事务中的相互合作；也正是这些动机和现实需要，促成了同姓宗族的联合，推动了联宗活动的普遍发展。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科举发达的时代背景下，科举合作的需要对于同姓联宗极为重要，许多同姓宗族在县城、府城乃至省城联合创建具有“试馆”性质的“联宗祠”(往往也同时编纂“联宗谱”)，其主要目的就是为族人参加科举考试提供方便；也因为这一点而导致了同姓宗族的大规模联合。对这方面的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钱杭《血缘与地缘：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一书（2001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潮州自晋义熙九年（413）置郡以来，一直是粤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管辖地域屡有变化，至清乾隆三年（1738），共领有海阳、潮阳、揭阳、饶平、惠来、大埔、澄海、普宁、丰顺等九县。在科举制度时代，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童子试的童生，必须经过县试、府试、院试（总称为“童试”。潮州府的试院设在市区卫星路，旧称察院衙街），各级考试一般分为四场，每场一天,院试还分岁试和科试。由于考试次数多、考期较长，因此而产生了不少姓氏试馆、联宗祠来解决本宗族士子的食宿等之需求（如在潮州城内的仙田丁氏试馆、潮阳萧氏试馆、潮州刘氏青藜书院等）。明清童试是取得生员（秀才）资格的入学考试，是科举的第一级台阶，考中者就成为其所在府、州、县学里的生员，俗称秀才，算是有了功名，享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
潮州府九邑黄氏子孙筹建宗祠为时已久，之所以迁延不前，是因为缺少一德高望重的人物登高一呼。“我族议于郡垣建置宗祠，以妥祖灵，以联族属，此诚报本之美意。……虽各抱此志，每恨有怀未就耳。……兹幸进士易汀公同侄诏光为建祠之议，咸欢欣鼓舞，急欲成就。我等日夜图维，敬承叔侄之心，不惮力肩其任，遂於郡垣内，置买宗祠一大所，堂宇三大栋，左右两从屋，前后胎池，甚是宽展，周围共有五十余间。”“修岁事，则春祀秋尝与祭之宿住有地；遇考期，则文人武士科岁之馆寓可安。”（乾隆四十六年《董理祠事序》）
文中提到的易汀公即为黄有德（1705－1782），字声亭，号眷斋，海阳上莆都华桥乡（今属潮安彩塘镇）人。清乾隆二年（1737)进士，十三年补授云南易门知县。居官十载，清廉不欺，带头捐资发动县城的官绅、百姓重修城内沟渠，人民戴德，为建生祠。任间两聘为云南乡闱（举人考试即“乡试”）同考官。二十年致仕归，当道慕名，先后聘主潮阳东山、澄海景韩、惠州丰湖等书院。又在家乡华桥乡倡建黄氏家庙，置祀田，修家谱。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2014年，中华书局）中谈到封建时代士大夫的这种家族观念时，很精辟地指出：“一个人读书仕进而显达，他的成功却与几代祖先的惨淡经营息息相关。因此，当他取得做官的荣耀之后，他就不能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漠然视之。照顾宗族，跟整个宗族休戚与共，是他道义上的责任。营建宗祠，编写族谱，接济族人，则是这种道德责任的体现。”所以，当族侄诏光来请黄有德主持筹建事宜，他慨然允诺：“余念潮郡一大都会也，久欲联系珠贯，建一宗祠，以鸠我族谊。因余自叨鹿鸣雁塔，以后又厕身仕籍，簿书仆仆，无得少暇，迄今致仕归里，族侄诏光等，咸以建宗祠询请于余。余曰：‘是诚我之志也。’”“爰奉族人之志，共相参议，预于是郡中建置一宗祠”。为避免纷争，立大多数九邑黄氏子孙公认的入潮始祖、唐末峭山(872-953)为始祖，“我各房入祠配享者为房祖列祖。自是族人之馨香于是祠者，有以洽其世系，汇其分派，鳞次其云礽（后代子孙），敦睦其燕翼。”（《潮郡城建大宗祠序》）
宗祠倡建于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十八年落成。座北向南，是一座硬山顶式建筑，二进一印亭二从厝一后包院落式格局，占地2000多平方米。后座大厅安挂“炽昌堂”匾额，为黄有德书于乾隆四十六年。“炽昌”意为昌盛，取自黄峭山的认祖诗最后一句“三七男儿总炽昌”。从厝匾额左为“怀珍”，右为“蕴玉”，语出晋·陆机《文赋》：“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这样的一府之联宗祠在本地区并不多见，其意义也更深远。
清同治年间及光绪十七年（1891）曾先后重修过，“门楼梁柱石刻，祠内金漆画、屋顶嵌瓷艺术风格有特色”。（《潮州市工业志》，1988年潮州市经济委员会）特别是镶嵌于门楼壁上六幅厚16厘米的阴刻书法石刻，更令人赞叹。分别是：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行草书汉·班固《燕然山铭》节录二幅（290×61厘米）；清嘉庆六年(1801)进士、安徽芜湖人王泽行草书宋·苏轼诗二首，清咸丰六年（1856）进士、镇平（今属梅州蕉岭）人钟孟鸿的行草书唐·杜甫诗三首（286×75厘米）各二幅。现收藏于潮州市博物馆。这也印证了志书所载潮州在乾嘉以后，“大宗小宗，竞建祠堂，争夸壮丽，不惜资费”(嘉庆《澄海县志》)的一种社会风气。这里面有十分复杂的文化心理在起作用，但最重要的条件却在于当时本地经济的发达。后来，黄氏宗祠执事者又多方筹措资金，置办了田园及在城内购置店铺作为祠产出租，以供平时费用。
祠堂是礼仪教化赖以推广的最基层的处所。除宗族荐祖、会议等重要事务及添丁贺庆、迎宾接客等必要活动外，平时多作为办学之用。清雍正年间，朝廷颁布了“设家塾以课子弟”的法令，家族办学的风气盛极一时，形成了“县有学，族有馆，家有塾”的教育格局。其中的族馆和家塾便是直接由祠堂开设，面向本族子弟开放。黄家祠创办的炽昌学校坚持办到1949年，除日寇侵华期间一度停办外，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
1925年黄埔军校潮州分校创办于黄氏宗祠对面的李氏宗祠，因房屋不敷分配，黄家祠也入住了分校的学生。后因分校入伍生众多，遂将驻扎在较为宽敞的府学宫之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一师之第一团调驻于黄家祠，学宫则作为入伍生宿舍。
1950年以后，黄家祠作为潮州城北小学分教处，继续成为教书育人之所。1980年12月被市政府公布为潮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州府[1980]62号）。1994年主体建筑及左畔从厝拆除（但门面及从厝巷门仍保存）改建成五层楼房的湘桥区教师进修学校。黄氏子孙多次表明愿置地易建教师进修学校以便复建宗祠的意愿，并提出该祠复建后，可展示黄埔军校潮州分校风貌及潮州历代先贤风采，建成资政育人基地的建议。随着我市于2017年底启动的“百家修百厝（祠）”工程的实施，已先后确定了海阳县儒学宫等15个修缮项目，众多古建筑在修缮中重新焕发古韵，有力提升了潮文化精品城市的建设水平和成效。这一举措也带动了不少民间力量投入到古建筑的修复和改造中，明代先贤唐伯元故居的复建，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这也为潮郡九邑黄氏宗祠的重建，带来了希望之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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