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入骨亦相思
一尺深红胜曲尘，天生旧物不如新。
合欢桃核终堪恨，里许元来别有人。
井底点灯深烛伊，共郎长行莫围棋。
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晚唐诗人温庭筠的这首《新添声杨柳枝词》，是我读过的写骰子的最曼妙的一首词：也只有像他这样生性风流，才思华丽，然而相貌奇丑的人，才能写出这等奇艳的词句。它的意境，跟《水浒》中那些粗俗的梁山好汉们用骰子赌博的行径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大家知道，盛唐之前，骰子上只有一点是红色。而自从唐明皇在博戏时，幸运地靠四点赢了一把之后，每个骰子上的四点也成为红色，而其余的则为黑色（有的用蓝色）。这种模式沿用至今。
可别说，骰子上面血红的五个圆点，还真像是五颗熟透的红豆。这首词中，热恋的女方在情郎外出时，因为怕害相思，因此不敢玩棋类的游戏，只怕自己在掷骰子时，看到上面点点的“红豆”，触及哀伤的心思，痛不欲生。——不定男方在自己身边时，经常和她博戏。
温八叉以骰子上的红点比喻红豆，虽然有些矫饰，不过其想象却是异常奇巧的。
古代以骰子博戏的，有六博，樗蒲、双陆等，它们都是属于行棋类的游戏，所以温八叉词中说了“莫围棋”。而六博有“大博”和“小博”之分。大博用的是六枚骰子，称为“箸”，小博用的是骰子两枚，称为“茕”。隋朝的颜之推《颜氏家训．卷第七》中说：“古者大博则六箸，小博则二茕。”（这里颜氏只是在介绍杂艺，而不是在诲赌。秦注）在博戏的时候，双方轮流掷骰子，行棋的步数，主要根据博彩，就是手气怎么样而定。（《水浒》中吴用就曾问阮小五：“五郎得彩吗？”）因为博彩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此六博就具有了很大的刺激和乐趣。
樗蒲用的骰子共有五枚，有黑有白，称为“五木”。它们可以组成六种不同的排列组合，也就是六种彩。其中全黑的称为“卢”，是最高彩，四黑一白的称为“雉”，次于卢，其余四种称为“枭”或“犊”，都属于杂彩。
双陆中的骰子，原来为两颗，该算是“茕”了。中唐以后，变为六颗，该是“箸”了。这六颗骰子掷起来，可以组成Ｎ种的排列组合方式。这也使得赌博的乐趣，无限的延伸。
宋朝时候，以骰子博戏和赌博之风，非常盛行。北宋晏几道的《浣溪纱》就写了：“户外绿杨春系马，床前红烛夜呼卢”。后来南宋的陆游也在他的《风顺舟行甚疾戏书》诗中提到：“呼卢喝雉连暮夜，击兔伐狐穷岁年”。
和梁山好汉们同时代的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在清初戏剧家李玉的《一捧雪》中，曾经引发过一段公案。在画中，有一处画的是四个闲汉在掷骰子。从骰子数目来看，他们玩的应该是前面提到的大“六博”。那时骰子已经掷下了，其中有五个骰子都是六点，另一个还在滴溜溜地打转：这时乐趣来了，倘若另一个骰子也是六点，那么掷骰子者大抵可以去买乐透奖了，因为能掷出这种点数的，其几率相当于七仙女中的某一位一失足，忽地从天上掉下，正好砸在了你的怀里。因此，他张大着嘴巴，瞪眼睛粗脖子地喊着“六”，想要创造一个赌博史上的奇迹。
剧中的公案是：明朝权相严嵩想要从官员莫怀古手里夺得《清明上河图》，莫用赝品替代。糊裱匠汤勤告诉严嵩，凭着画中掷骰子闲汉张口呼“六”的嘴型，可以断定这张画是赝品，因为开封人呼“六”时嘴型是合的，只有闽中人呼“六”时，嘴型是嘬开的，有点像说“路”，于是严嵩便将莫家抄斩云云。
然而依我看来：第一，闽语中保留了很多的古音，而唐末时，王审知入闽称王，他手下绝大部分人来自中原一带，明代时闽语和北宋时东京的口音差距不会很大。闽语的六发音其实并不是“路”，而是跟日语接近的Loiu。因此，北宋时东京一带呼“六”时，也有可能是嘬口的。第二，“卢”和“雉”是骰子上的两种颜色，而卢是最高彩。那个正在掷骰子的闲汉，未必就是喊的“六”，也有可能是“卢”，——只要是同色，他就发大了。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多方位的赌博规则，不过博学的严嵩（或者说李玉），仅以嘴型来判断自己得到的《清明上河图》是山寨版，未免太过戏剧化，有些牵强附会了。
说到骰子，就不能不提到牌九，因为说起来，骰子算是牌九之母。牌九在名义上于北宋宣和年间，被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也就是梁山好汉们成瓮吃酒，大块割肉的时候，因此，它也叫做“宣和牌”。不过牌九的产生年代还应该更早。清人陈云龙在《格物镜原》中记载，宣和二年（1120年），有官员提议：
“设牙牌三十二扇，共计二百二十七点，以按星辰布列之位。譬天牌两扇二十四点，象天之二十四气；地牌两扇四点，象地之东西南北；人牌两扇十六点，象人之仁义礼智，发而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和牌两扇八点，象太和元气流行于八节之间。其它牌名，类皆合伦理、庶务、器用。”
大玩家宋徽宗听了，顿时眉开眼笑，于是就从“扇”如流，马上“诏如式颁行天下”了。宣和二年颁行的这一纸诏书，显然是对民间牌九游戏的一种规范化举措，也可以看出，赌博在宋代是不受法律制约的，就像妓女行业（官妓）在那时也是公开化一样，都属于和谐范畴。
但是，对于像阮小五，李逵等喜欢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粗汉来说，他们所采用的赌博方式，应该是大六博，或者小二博，而非牌九。因为玩牌九有两张和四张两种，两张牌的倒也罢了，摆在桌面上便有了输赢。而玩四张的，则需要搭配，所以得费点脑筋。用李逵的话说，就是“谁鸟耐烦”。
后来又出现了由明代中、后期流行的马吊牌发展而来的麻将，这是真正的国粹，是国人的第五大发明。它更需要费脑子了，所以林语堂说了：“城里人搓麻将，乡下人推骨牌”。一个是内家功夫，一个是外家功夫。我想，倘若在宣和年间就有了麻将，一百单八将刚好凑成二十七桌，“轮套穿衣服”之后，也不用“论秤分金银”了，大家“轮流坐庄家”，就解决了金钱的分配问题，而且乐在其中，也不会思量着什么招安的鸟事了。
而在开头说到的那位女主人公，是绝对不会在《水浒》中出现的。——倘若她看到李逵、阮小五等人在掷骰子时呼卢喝雉、呼幺喝六的，不定就会长叹一声：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此时李逵听了，必将怒从心起，出手将她戳得蓦然倒地，“桃腮似土，檀口无言”。
这正像施耐庵说的：“怜香惜玉无情绪，煮鹤焚琴惹是非”。同样是游戏，端的是百般滋味。
秦無衣
于 Santa Monica
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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