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若所有序言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之类的吹捧文字,那恐怕是文坛之耻、读者之灾了。
学人著书立说,本就是雅事一桩,正文大功告成,再撰一序言以讲明写作初衷,做一收束,如此方可称之完满。按照惯例,序言置于篇首为“引”,列于文末乃“跋”。不知自何时起,请同道名人作序蔚然成风。在常人看来,他者之序多属锦上添花,大都酬庸之作,实无甚可取。然短短一篇序言,内外却颇含玄机,另有乾坤。
民初最有名的序言,则非蔡元培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写序言莫属。堂堂北大校长,为一年纪轻轻的留美博士跨刀“捧场”,其中因缘颇深。蔡氏执掌北大,倡导学术兼容并包,故新旧学人济济一堂。只是老辈皆已成名成家,新人却籍籍无名,如初来乍到的胡适,虽工作勤奋,为人和蔼,但却并未引来学界之广泛关注。1918年底,胡赴南开演讲,拟顺道拜访前辈梁启超,“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可谓极尽谦恭之态。不过梁似对这位胡博士不甚感冒,临到见面当日,突然告知爽约,径直赴京与徐世昌总统“商讨巴黎和会事宜”。
想必后进们的如此遭遇,蔡氏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要想真正实现新老学人之势力均衡,推动新文化萌芽繁盛,就必须提携新人,树立典型,而入职以来勤恳踏实、颇受好评的胡适,自然成为蔡氏力推之对象。1919年2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整理出版,卷首蔡序赫然在列。蔡先是指出研究中国哲学史存在两大难处,一是材料,二是形式,眼下研究“汉学”的人虽还不少,但却没有西洋哲学史的功底。留学生中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就更少了。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不知是无心之失,抑或有意为之,蔡错将胡适置入绩溪胡氏的学术谱系当中(其实胡适并无绩溪家学背景,但他彼时将错就错地予以默认),以抬高其学术功力,亦可看出蔡塑造学术新锐之意甚浓。正由于蔡氏为胡鸣鼓开道,是书一出,便形成洛阳纸贵之盛况,据说《大纲》刚运到四川,“购者争先,瞬息而磬”,至1930年,《大纲》已累计印刷15版。
后辈几年内暴得大名,自然反过来会深深触动前辈。之前曾不睬胡适的梁任公,便心中很是焦虑。1920年,梁启超等人欧游归来,同行的蒋百里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整理成书,题为《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向恩师任公征序。梁自然欣然应允。只是到落笔时,梁“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于是决心从清代学术中寻觅中国文艺复兴之痕迹,孰料“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作序者将序言写成了专著《清代学术概论》,后来蒋还不得不倒贴一序言,这在民国学界也算是一件奇葩趣闻。梁之所以下笔滔滔不绝,除却自身文思泉涌外,与胡适之“挑战”大有关联。《概论》自序头一句话,便是梁交代写作初衷,首要动机即“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
今非昔比,已俨然升格为学界领军人物的胡适,他的话之于梁氏,不再是耳旁风,而是“紧箍咒”知师莫若徒,蒋百里在赠序里讲“今时局机运稍稍变矣,天下方竞言文化事业,而社会之风尚,犹有足以为学术之大障者……多金为上,位尊次之,而对于学者之态度,则含有迂远不实用之意味。”世易时移,局势之巨变,后进之紧逼,若无这本《概论》问世,梁氏压透纸背的担忧,真不知该往何处安放。
人一旦出名,必然会惹诸事上身。作为学界翘楚,胡适自难免俗,他人邀序渐成日常事务一般。不过既然已是圈内大腕,胡明白爱惜羽毛之重要,一来作序过滥,影响个人声誉；二来泛泛推介,也易误导后辈。为己留颜面,同时亦是对读者负责,故能进入胡氏法眼者,才有机会获其撰序推荐。如稍晚于胡氏的刘文典,废寝忘食著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刘本请蔡元培为己作序,不知何故,蔡迟迟未见答复。退而求其次,刘致信胡氏索序,“典因为一种关系,急于要挂块招牌”,表明欲借胡的名望抬高自身价码之意。胡适也乐助其成,破例送上洋洋洒洒一篇文言文序言。如此“扶上马送一程”,堪称周到之至,依稀有当年蔡校长为胡博士助阵的意味,刘文典又焉能不火?
有应允,便有拒绝。胡适就曾向何炳松“说不”。1921年,何将美国学者鲁滨逊的《新史学》翻译成书,准备出版。为提高影响力,何向胡邀序,并声称胡“很愿意代我着手作一篇序文”。然春来秋往,一晃三年,何口中的那篇序言却仍不见踪影。虽出版社几番催促,何依然自信,按照其与胡的交情,“适之先生的序文能够迟早之间发现在这本书的前面”。其实胡对何之学问并不认同,二人关系也很寻常。胡适这种“沉默式的婉拒”,更让人相信何未免过于一厢情愿。
序言之妙,有时在于“文虽在书内,意超然书外”。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作审查报告(亦可看作序言)便得此神韵。陈序指出:“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否则“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揭示治学之精髓,点出学界之痼弊,陈氏之论真妙不可言哉!想想也是,若所有序言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之类的吹捧文字,那恐怕是文坛之耻、读者之灾了。（文章来源：大众日报，文/王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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