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女士的一生，显然痛苦远远大于快乐；李先生的一生，显然快乐远远大于痛苦。可是，可能有不少人(包括一些哲学家)，明言宁可做张女士，不愿意做李先生。读者不必担心，如果选择来世投胎，笔者肯定不会和你争做张女士，笔者宁可做李先生。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人们有“最后胜利”的情怀。有许多事情或比赛，都是以最后的总积分决定胜负。即使在上半场中国队远远落后于英国队。下半场也多数时间落后于英国队，但只要在最后几秒钟总积分超过英国队，中国队就胜利了。当然，像这种情形，人们要最后的胜利。积分的暂时领先，不是目的，最后胜利才是目的。然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任何时候的快乐感受都是最终目的，都有价值。理想状态是，天天快乐，年年快乐，而不是年年痛苦，最后一天才快乐。当然，暂时的饥饿能够增加进食时的快感，工作的辛苦也能够增加成功的快乐。然而，如果后来能够达到的快乐程度是一样的，与其一生辛苦最后一天，再快乐最后一天，不如先辛苦再快乐。
第二，人们可能有过度强调先苦后甜的情怀，而忽视了应该根据快乐总量来取舍，因而可能偏好张女士的经历。
第三，人们过度强调最后胜利的倾向，可能部分是受天生的“顶峰一终结”法则所影响。当一个人经历一段时间的痛苦或快乐感受后，他对这段时间的感受的评价，大致只根据感受最强的程度（顶峰）与终结时的感受强度的平均值，这就是学者们发现的“顶峰一终结”法则。我们之所以天生有这种倾向，大概是因为根据这个法则比较容易进行评价，而且根据生存与传宗接代上的适应性，最重要的并不是把总快乐量极大化，而是追求快乐的顶峰（交配），与避免痛苦的顶峰死亡的危险。
第四，人们大概有回忆上的短视倾向。20世纪初期与中期，有许多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人的短视，当时许多国家甚至需要采用强制性的养老金储蓄，对将来看得不够长远。同样的，回想过去，也可能比较注重不久前的，而忽视比较久远的。这两种短视，都是错误的。
第五，如上所述，虽然我宁可投胎为李先生，不要做张女士，然而，如果让我替世界选择要有一个李先生还是一个张女士，我会选择张女士。张女士虽然一生的痛苦远远超过快乐，然而她在人类知识上的贡献很大，间接对人类的快乐有很大贡献，应该远远地超过李先生的快乐与他对他人的贡献。
所以，如果你偏好张女士的一生，我不会反对，虽然我自己宁可做李先生。在张女士发生车祸的前一刻，如果问她的生活满足感，答案可能会很高。根据调查，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满足感与快乐有很大的正关系。然而，不能否认，有些人的生活满足感可能受到他对他者的贡献的影响。不过，理性地来看，对他者的贡献，终极而言，应该是对快乐的贡献。因此，为了他者，人们的偏好和生活满足感可能和他自己的快乐偏离。然而，至少就理性与终极而言，这种偏离，或是因为无知与信息不够（因而不是原则上要偏离），或是为了他者的快乐。如果不是为了他者而有意选择减少自己的快乐那是不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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