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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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前，分享经济模式越来越受关注，并被认为是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商业模式,您是商业模式领域的专家，请您先介绍下什么是分享经济。
魏炜：到今天为止，这个概念应该还是比较有共识的，一般这么理解：个人或者企业将其拥有的闲置资源和能力拿出来，通过有偿使用的方式提供给需要的消费者，就叫做分享经济。
传统的经济模式一般是把产品和服务的所有权都转让给消费者，由消费者使用产品去满足自己的需求。所谓所有权，理论上一般指三个内容：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分享经济就是仅仅把使用权拿出来分享，而收益权和转让权仍然属于资源或能力的所有方。另外，分享经济还特别强调，拿出来的资源或者能力是闲置的，或者是没有进入生产的。这是分享经济的一个特点。
记者：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您觉得比较有趣的例子？
魏炜：这种例子很多，行车类的比较有名的是优步、滴滴，住宿类的比较有名的就是Airbnb，还有移动医疗，或者餐饮厨师配送到家等，这些都属于分享经济。
记者：您刚刚提到，分享经济不是免费的，而是收费的。这是不是说分享经济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商业目的？
魏炜：应该说，分享经济还是以商业目的为主要的出发点。如果是非商业目的，一般很难持续。
记者：最近出了一个关于分享经济调查报告。报告中提到，分享经济近年来发展得特别快，2015年已经达到近2万亿的水平。您觉得为什么会造成分享经济最近快速发展？
魏炜：这个原因应该是很多的。
第一，市场需求非常巨大。因为，分享经济所进入的领域都是市场容量很大的领域。而又由于分享经济是新商业模式，导致它的成本效率很低，因此它就可以去抢占现有模式在市场上的份额，这是一个大的前提。
第二，移动互联网技术本身。实际上，分享经济在以前没有移动互联网的时候也有，只不过规模很小。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之后，分享经济的规模可以做得很大。因为移动互联网技术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让交易的各方既能够信息交换，又能够支付，这让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所以，规模经济就能够形成，发展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第三，现在全世界经济都疲软，中国GDP的增速下滑也很快。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口袋都比较紧，就会去选择成本低的产品去享用。
第四个原因比较明显，并且和第三个原因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大家对未来的预期。如果收入预期不是很好，大家的生活消费价值观也会发展一些变化。比如对“闲置”的理解。以前，大家认为“我有钱我任性”，但是现在就认为这是没必要的浪费。再比如消费的观念，以前都是过度消费，现在就强调“适可而止”，满足需求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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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和争议之间
记者：您觉得分享经济对于社会发展比较积极的意义在哪里？
魏炜：可以简单地从两个方面来讲：一个供给侧，一个是需求侧。
在供给侧方面，分享经济这种商业模式显然可以提高供给量，因为以前很多闲置的资源会被使用起来。另外，从提供方来说，他的收入增加了，对经济有促进作用。
在需求侧方面，由于分享经济的特点，它基本上是在边际成本上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它的边际成本非常低。因为成本低，顾客的需求量就会比较大。另外，分享经济模式深入到各行各业之后，又可以产生新的需求。所以，市场的增长点也可以通过分享经济这种模式创造出来。
记者：分享经济是不是对于环保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魏炜：我觉得这个结论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分享经济本身就是一种绿色经济。因为分享经济用的是闲置的资源或能力。而闲置的资源或能力的边际成本很低，这样，顾客满足自己需求的成本也会很低，那么对地球、对社会的耗损也会比较少。所以，这些都是与绿色经济倡导的理念和目标一致的。
有一个统计，如果都用分享经济这种模式来乘车出行，一个城市的汽车使用量可以降低80%，也就是说现在的20%的汽车就可以满足一个城市的乘车出行需求。这个节省的数量是非常可观的。
记者：这个统计是您查阅的，还是自己去做的？
魏炜：这是一个流行的说法。
记者：分享经济会不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新的动能呢？
魏炜：应该是动力之一，不能代表全部。
记者：刚刚说了积极的意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分享经济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它属于一个比较新兴的事物。特别是滴滴、快车这种新型的公司产生了很多的争议，加上监管也不是很健全，您觉得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魏炜：这可能是两个问题。监管可以从参与这个模式的各方的角度去分析。我们把商业模式定义成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那么，分享经济这种模式有这样几个主要利益的相关方：
第一个是消费者。消费者在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权益怎么样得到保护？比如，怎么样去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另外，隐私在互联网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者权益。这些东西都需要仔细考虑。
第二个利益相关方是劳动服务的提供方，他们的权益也需要保护，这也需要监管方注意。
第三个是平台一方。这方面我觉得还好。平台一方没有太多要注意的，只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去行事就行了。
实际上，还有一方，就是政府监管这一方。监管这一方会有很多的挑战。很多问题的产生是因为移动互联网这种经济活动与传统的企业的监管很不一样，要改变监管的理念和方法。
比如，餐饮方面的分享经济，厨师到别人家里去做饭，那么，这些厨师的资质许可都需要严格管理的。这个管理现在更多的是由平台方实施，但是仅仅依靠平台管理肯定不行，也需要政府参与。政府怎么去参与？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记者：除了监管方面的问题，分享经济的发展对传统的经济模式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比如快车和出租车之争是最明显的。您觉得，分享经济对于传统行业来说，它是一个颠覆者，还是推动他们创新的一个创新者？
魏炜：这要分两部分来说，一部分像Airbnb这种公司，它是一个行业的新进入者，那么它就是一个商业模式的创新。它进入之后，能改善消费者的体验，扩大了供给，然后通过竞争，可以让产品和服务更好，也可以让效率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一类是不太存在问题的，更多的就是新商业模式之争。
但是，租车这一领域就稍微复杂一些，因为租车有点像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就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的办法来去竞争和定价。这时，需要思考的角度就要多一些。
比如，一个是新商业模式，像滴滴、优步这种公司，它可以促进原有出租车行业模式的改进，这是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说的。这时，传统的出租车公司也应该去重新构造自己的模式，在移动互联网的条件下怎样去竞争？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角度。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可行的考虑角度，就是能不能通过新商业模式的设计，让出租车这一类产品或准公共产品变成私人产品，变成能够市场化运作、市场化定价、市场化竞争的产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方向。
因为，所谓“公共产品没办法市场化定价”的想法往往是在原来的技术条件下形成的。新技术产生之后，可以让很多以前没有办法做的事变的可以做了。比如，公共产品有“不可分割”的特点，现在可以分割之后，就可以变成私人产品，这样，“公共产品没办法市场化定价”的问题就可以得到比较圆满地解决了。
记者：您刚刚说像租车这样的公共产品是否包括专车？
魏炜：我指的是出租车。所有国家的城市的出租车都是受管制的。出租车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因为出租车是公共产品。
记者：现在，专车已经进入了出租车市场，对于市场是不是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改变？
魏炜：这种改变的积极方面会更多一些，因为它促使大家都提高效率、服务质量和品质。但是，如果传统的出租车公司在受管制的条件下，被这些新模式的公司竞争垮了，那就意味着这个城市没有出租车这种公共产品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城市来说，是不是一个问题？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记者：专车是否合法，现在是不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魏炜：对，全世界都在博弈中。我觉得应该以这个标准为中心来去判定：这种模式是否提高了社会的效率，是否提高了顾客的满意程度？
另外，对于已经在位的企业的“伤害”或竞争，我觉得主要是受它是不是公共产品这个因素的影响。如果在酒店领域，这属于纯粹市场竞争，我们也就根本不用去管。因为它效率低，就要被淘汰，这是应该的。
但是，像出租车这种准公共产品有特殊性。它落后，你把它给淘汰了，就有可能出现不能保障公共服务的情况，从而带来社会问题。
记者：关于专车，您刚刚说它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是不是指在国内外都存在着给它定性的难题？
魏炜：对，是这样的。国外也是这样，经常打官司。
记者：中国有些地方政府就规定没有执照不可以开专车。但其实专车还是存在的，并没有消失。
魏炜：对。你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滴滴和优步，黑车也会一样普遍。所有的现象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要全面、客观地看待这些现象。
记者：现在，分享经济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是不是存在一些安全性问题？另外，人们对它存在的合理性也有一些担忧。您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魏炜：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更明显一些。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还是以熟人社会为主体，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更多地建立在熟人关系上。是生人还是熟人，这是中国人判断的一个重要标准。
分享经济中的双方都是不认识的，当然会存在一些安全性的问题。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类问题会逐渐解决。以前，没有这套模式的时候，安全性问题依然是存在的，但是有了这套模式之后，你会发现安全性问题出现的概率会逐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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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未来的四个建议
记者：有人做过中国与美国的分析对比，认为中国的分享经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可以走，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您对于未来分享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怎样的建议？
魏炜：第一个建议，就是在同一个行业中，应该有很多商业模式不一样的企业竞争，而最后这个行业只剩一种模式，然后一家企业形成垄断。形成垄断之后，垄断会抑制创新，这是一件不好的事。
但是，从商业模式的角度来说，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这个行业竞争到最后会剩下三、五家商业模式不一样的企业。我们把这种状态称作“完美垄断”。
什么叫“完美垄断”？就是在一个行业内，每一家公司都是垄断的，它的商业模式是垄断的，但是它又存在很多同行，大家会互相竞争，这给创新留下了足够的空间。这种状态叫做“完美垄断”。制订政策时，应该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的思考方向。
第二个建议是对商业模式的保护。分享经济中很多企业的竞争优势很强，但这种“强”实际上不是技术或者是产品，而是商业模式带来的。目前，大家都把商业模式归类到商业方法中，而商业方法是没有专利法保护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护这样一个有技术特点、产品特点的东西？这是政府需要去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建议是监管的理念应该发生巨大的变化。在互联网环境下，尤其五年、十年之后，物联网开始普及的时候，政府怎样去监管整个经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政府需要从监管的理念、方法、标准等方面做大量的工作。以前，中国政府监管的重点基本上都放在怎样促进经济发展上。但是，政府以后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但退出并不表示就没事干了，而是要让市场环境能够公平，让创新层出不穷。这是需要政府重点考虑的问题。
最后一个建议是要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新模式往往是一种新的游戏规则，要想让已经存在的企业或相关人士接受，这是很困难的，因此应该有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一个新模式产生之后，要给它一段时间去尝试、去竞争，在竞争的过程中去看有哪些问题，而不是急着去制订监管标准。
就像专车，有些城市急急忙忙制订了很多标准，而这些标准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关门”。其实，这种做法是没有意义的。现有很多领域产品、服务的品质、质量、效率都很低，如果政府急于去制订监管标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保护落后。
（本文完）
本文根据魏炜教授接受凤凰卫视的采访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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