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2300多年前，秦孝公与卫鞅（注：商鞅是卫国国君的后裔，本名卫鞅）两位英雄风云际会，铁血变革、富国强兵，为秦国统一华夏奠定了雄厚根基。
卫鞅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在秦实行两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废井田；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战；有军功者可授以爵位；实行郡县制。
其变法成果是，人口大增，富国强兵，收复秦河西之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变法之一。
《战国策》中对卫鞅变法的评论：“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法及太子，黥劓其傅。期年之后，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
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变法实践中，有九个要点值得学习。
大争之世，争于实力！
春秋时期秦穆公曾是春秋五霸之一，之后的秦国连续四朝衰落凋敝，国力大为削弱。
魏国趁秦国政局不稳之机夺取了河西地区（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区）。秦国内忧外患，险被六国吞噬。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之初，对秦之衰痛心疾首，深感“守富饶土地而贫穷，拥强悍之民而兵弱，据山川形胜而沦丧”，“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他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己任，广施恩德，救济孤寡，招募战士，论功行赏，为变法图强下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战略是环境的函数。正是由于国家积贫积弱、强敌环伺，秦孝公立志富国强兵恢复秦穆公时的霸业地位，才有了后来的求贤令、卫鞅入秦、秦国变法、收复河西失地等事件的发生。
倘若秦孝公志向只求守土自保，那么估计等待贫弱秦国的只有早晚灭亡的命运。
在企业里，使命、愿景、战略目标等是驱动组织一系列行为的根本出发点，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原动力。
在变革期、转型期第一重要的是最高领导人审时度势后的变革决心及愿景，在此之后才会形成战略及对组织设计及人才等的需求。
诸子百家中，对于富国强民实用性较强的要算儒、法、道、兵、纵横五类思想，其中利于“短平快”速成霸业的则是兵家、法家、纵横三家，这从卫鞅变法强秦、张仪连横伐交、白起王翦赫赫战功就能看出来。
秦孝公以求贤令在百家才俊之中选择了法家大才卫鞅，又从“王道、帝道和霸道”中选择了能迅速富国强兵的霸道方略，说明他眼光务实，不喜空谈。
思路决定出路，性格决定命运。
企业变革时“欲治兵者必先选将”，应优先从具有类似法兵纵横思想、有血性有魄力的人才中挑选更容易有成功胜算；如果从以儒家、道家思想的人才中挑选则往往难以速成。
毛主席说过，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
历史小说《大秦帝国》中，卫鞅深入秦国乡野实地勘探三个月方拿出《强秦九论》。
其中大多数内容并不是秦孝公和卫鞅依靠天才的原创设计躲在宫廷里进行的，而是把前人/他国行之有效的最佳实践总结经验、发扬光大，通过立法形式将其固化下来并以国家行政机器全面推广实施。
比如郡县制（原先各国就用于新领地的管理）、土地私有化（原先鲁国就有）等等。在这一点上，卫鞅是一个杰出的“拿来主义者”。
创新是有风险的，特别是颠覆式创新。因此卫鞅在实地调研基础上，使用基于推广固化优秀基层/标杆市场化创新最佳实践的方法，优于王安石中央顶层原创设计方法，成为两千年来最成功的改革家之一。
企业变革如能拿来主义、结合实际加以推广，必能事半功倍。
历朝历代变法都是千难万阻，甚至凶险无比。
谋定而后动。变革执行期是变革实施的攻坚期，从一开始如何树立变革的权威使开具就有良好局面非常重要。
鼎力支持变法强秦的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左庶长（有实权的主政大臣），赐卫鞅穆公金剑，令其开府治国并组建护法铁军，总领秦国军政,推行变法。
不得不说，秦孝公是个堪称伟大的国君，如果没有了他坚定的变法决心和不惧生死的倾力辅助，卫鞅的政治抱负只能是个肥皂泡，而整个秦国也势必毁在孝公手里。
职业经理人在发动企业变革之前，一定要和组织最高领导人明确变革的目的，以及列举变革过程中将遇到的各种阻力和困难。
取得最高领导在变革思想上的大力支持、获得在变革方向上必要的资源、授权（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以及最高领导对企业中原有旧体制和旧势力反对变革行为的有效瓦解，这将是变革成功的决定性前提因素，否则失败概率很高。
《谁说大象不能跳舞？》中郭士纳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了IBM，但可能大家并不知道郭士纳在纳贝斯克公司时就是IBM的客户、得到了IBM创始人老沃森的支持、郭士纳的哥哥迪克原本就是IBM的高管等细节，因此郭士纳才能魄力更换2/3高层经理人员、裁掉近20万名员工，有效推进了IBM业务变革。
《商君书·修权》中说，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与推行新法的权力相比，能否取信于民更加重要！魂魄在庙堂，根基在庶民。
在法令已经完备，但没有公布时，卫鞅为了百姓信任国府新法，在国都市场南门立下一根三丈长的木杆，招募百姓有能够搬到北门的就赏给十镒黄金。
百姓对此感到惊讶，但仍没有人去搬木杆（不相信能因此得到重赏）。卫鞅就又宣布命令说：“有能够搬过去的就赏给五十镒黄金。”
终于有一个人搬起木杆放到北门，卫鞅立即赏给他五十镒黄金以表明诚信无欺。就这样，他以一言九鼎挽救百姓对朝廷的信任危机，为变法打下了良好基础。只有取信于民，秦国才有生路。
徙木立信小技巧企业也可在发动变革时使用，关键是对变革的意义和前景真信、真干！
历来变法，发轫在朝，根基在野，险在于朝，难在于野。因此，发动变革绝不能高坐在庙堂之上，而应从基层实践中开始点火，这样才有利于形成燎原之势。
同时，改革者自身的命运风险在于京城庙堂，要善于纵横捭阖，与位高权重者合作、结盟或周旋，不然，很有可能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大秦帝国》中，卫鞅颁布首批法令之后，郿县孟西白三个老秦部族与戎狄部族五六千人为争夺共用的水源而违法大规模私斗仇杀导致大量械斗伤亡，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新法可能半途而废。
卫鞅亲自带卫队去现场勘查实情并依据秦法在渭水草滩行刑斩七百余人，平息了骚乱危机，新法顶住了颁布后的第一个危险浪头，顺利扬帆起航。
发动企业变革时，主政高管必须亲临一线现场督战，绝不能在办公室里优哉游哉地听取报告、远程指挥，这样才利于展示变革决心、激励士气和快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我在组织电动车行业营销工作，或时装行业全渠道变革工作时，除了经常现场办公之外，每个项目都至少出差十几次，亲自推动执行进程。
上ERP项目时，更是几个月锁上自己的办公室只带一部电脑和一只水杯在“ERP联合作战室”现场办公，直至顺利上线、成功月结才收手，没有破釜沉舟、卧薪尝胆的决心和魄力如何能破旧立新、不辱使命？
卫鞅变法的核心是“奖励农战”，也就是集中全力将秦国整个社会打造成了全民“农战”为中心的超级战争机器，支持秦国军队发动东出争霸扩张，除此之外的商业、娱乐等事项，尽在禁除之列，最终秦国得以横扫六国统一中华。
他在《商君书》提出“利出一孔”的思想，这个唯一的孔道，就是“农战”。
卫鞅变法的成功，在于他紧抓问题核心：战国大争时代，能战才是硬道理！他用简单的、易于操作的、见效快的办法，像魔术师一样，变出一个生龙活虎的秦国。抓农业，等于打仗有了保障；抓军事，是为打仗做好准备。
春秋五霸的齐桓公相国管仲在《管子》中说“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强兵之本，在于激赏。原来“有功无赏、有年无成、有荒无救、有田无耕”的秦国，怎么可能东出与六国争锋？在卫鞅新的军功爵位制下，秦国士卒不问出身，凭战功升迁，杀敌取得首级一颗，国府赐爵一级，赐田一顷，赐宅一亩。
所以，六国军队称秦军为“虎狼之师”，秦军作战英勇不要命的背后，其实有着强大的激励机制为后盾。
任何企业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需要实现战略聚焦。将主要资源投入企业战略方向，形成突破性优势，取得决定性胜利。少即是多。
曾经有一位罗兰贝格的咨询总监对我说，耐克、阿迪达斯等企业做咨询时重心放在零售运营的精细化改进上，而中国民营企业做咨询时重心放在“做加法”，即如何增加新品类，如何增加新品牌。
在经济粗放发展时期或许这种捕捉机遇的思路或许有效，但在产业成熟需要精耕细作时容易分散资源、面面不到，要知道“一群小鸡不等于一只雄鹰”。
对于企业，只要把战略规划好，专注聚焦、“利出一孔”，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想干事的给机会，能干事的给岗位，干成事的给地位”，怎么可能做不好？
这在经济学上叫做“帕累托改进”，变革家如果能够千方百计在增量利益之上实现帕累托改进，就能吸引大量支持者减少变革阻力。
秦国变法，在国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迅速实现了富国强兵、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人口土地等硬实力大增，优秀人才得以凭借业绩和能力担任政府和军队的要职（以往几乎为贵族阶级垄断），少量元老贵族虽然短期受损但长期亦是受益者（这从元老贵族赞成杀卫鞅但不赞成废卫鞅之法就能看出来）。
变法者，利益重新分割也。如果企业变革带来增量利益，努力实现“帕累托改进”，实现有人受益无人受损的最佳结果。
那么，通过引入新型制度，在新的激励机制下，资源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只要效益扩大，则受益者推动变革的力量大于受损者的阻力，就会增加变革的成功概率。
有史以来，变法家无不死于世族政变。要深彻变法，便不能畏难畏险。
既然变法，必然触动权贵利益，必然免不了明枪暗箭、诽谤攻击，在激烈冲突中无论是反动者的还是变法者，血，总是要流的。
一个惧怕流血的国家，一个惧怕做牺牲上祭坛的执政家，永远都不会放开手脚治理国家。
国家要强大就要付出血的代价，民众的血、贵族的血、战场的血、刑场的血、壮烈的血、冤屈的血、国家就是一颗大树，国人要敢于用鲜血浇灌，方能茁壮参天延绵相续。
反对变革者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止，这跟每个企业的变革一模一样，因为变革始终会触动到他们的利益，会动到他们的权力，会动到他们的势力，谁也不会束手就擒。因此，斗争和流血不可避免。
大争之世，凡有血气才有争心。没有铁血精神，卫鞅不可能变法强秦收复秦国河西之地；没有铁血精神，俾斯麦就无法统一德意志；没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就没有山花烂漫的那一天。
企业也一样。
天下治道不在空谈而在力行，顺天应时富国强兵（在企业就是和谐增长）便是正道，否则便是空谈大道贻误天下。
明代张居正曾感叹道：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宋代王安石曾经写诗《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令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谨以此与有志于企业变革的仁人志士共勉！
作者简介：胡刚，上海盘古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裁，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前执行董事、高级常务副总裁，新日电动车常务副总裁，国美电器常务副总裁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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