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老灞上●桓温

（一）木犹如此

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大司马桓温统帅五万军队，第三次北伐。大军从姑孰【今安徽当涂】出发，途经金城【今江苏江乘县附近】。这一年，距他出任琅琊内史【晋朝北方领土丧失后，在南方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以示恢复之志。琅琊就是侨郡之一，治所金城】的时候已经整整三十七年，距他离开金城，升任徐州刺史的时候也已经二十多年了。岁月无情，当年的豪侠少年已届暮年，故地重游，不能不感慨万千。史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 '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

时空错置的巨大反差在“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八个字间表露无遗。先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歌声依稀可闻，孔子“逝者如斯，不舍昼夜”的喟叹犹在耳边，汉民“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睎”、“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挽诗恍如昨日。这些对于时光如梭人生如梦的感慨，本已如万千星辰，撒落在岁月的银河之中，清影摇荡，荡涤过不知多少逆旅过客。曾几何时，永嘉乱起，众灵在杀戮中变得微不足道，人生在杀戮中变得不堪其负，然而，就在这时，我们听得了桓温的“木犹如此”，看到他的两行热泪，在刹那间洗刷掉了百年战乱蒙在生命意义上的灰尘，映出岁月银河中金城柳树的倒影。“木犹如此”的涟漪，从那时候起，就没有消失过。百余年后，南北朝人庾信在『枯树赋』中写道“昔年种柳，依依江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再现其凄婉，再数百年后，南宋辛弃疾在『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写道“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再现其悲怆。他如唐人“庭树不知人去尽，来春犹发去年花”，“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等等，都可以清楚得看得出“木犹如此”的影子。

作为气息相通的英雄，辛弃疾捕捉到了桓温慨叹时的英雄泪。的确，“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这跃然纸上的真性情，壮志未酬的英雄泪，才真正是“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灵魂。“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祖歌，是因为荆柯冲冠一怒方成千古绝唱；“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困惑，是因为刘琨这位桓温极其崇拜的英雄“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的时不我与方能在胡笳悲鸣中喷薄而出、“天苍苍，野茫茫”的敕勒歌，是因为高欢烈士虎泪方能“笼盖四野”；“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同样是因为桓温“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才拥有凌驾其他岁月感慨的气势，才拥有让天下英雄息息相惺的力量，千载而下，才能让辛弃疾为之一揾英雄泪！

这一年桓温五十七岁，当年有名无实的侨郡太守如今已握有东晋大半江山、军队，是东晋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那么，他未酬的壮志又是什么呢？能是什么呢？五十多年前，还是儿童的桓温为传奇人物温峤所欣赏，从此以温姓为名，温峤真得看得透此儿奇骨中的气概，听得出他啼声中的志向吗？四十多年前，还是少年的桓温经过枭雄王敦之墓，连呼“可儿！可儿！”。王大将军若地下有知，他听得出当时少年的抱负，看得出今日英雄的壮志吗？

“诸葛一生唯谨慎”，这句评语，对桓温同样适用。然而有些时候，万全之策是不会有的。我猜想，在他挥师从姑孰出发的时候，他心里就清楚他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成则为魏武晋宣【司马懿，被追尊为晋宣帝】，败则为王敦苏峻。在金城“攀枝执条，泫然流泪”的失态，并不单单是为了岁月的无情，更是因为木犹如此，时不我待，只能放手一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想他会回味自己的过去，看着当年的贫穷少年一步步得奋斗，看着帝室的女婿在金城等待时机，看着晋朝的方伯西灭成汉，北伐关中，剿灭姚襄，看着晋大司马威名日盛，势力一步步得从长江上中游包围建康，也看着白驹影中金城柳树一点点得长大。

（二）少年桓温

桓温十世祖是东汉大儒桓荣，但我想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名字。大家可能还记得三国有个叫桓范的人，他是曹爽的智囊，在高平陵之变后被司马懿所杀。据考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他很可能就是桓温的六世祖。桓温父亲桓彝，是一个自强不息的人，渡江后很快就跻身“八达”【一个类似于竹林七贤的团体】之列，更在平定王敦之乱中立下大功，封万宁男，成为东晋名臣。

少年时的桓温不谨小节，颇有些少年无赖的架式。桓家家贫【这一方面说明桓彝是个清官，一方面说明桓氏家族在东晋势力不大，不是琅琊王氏一类的高门大族】，而桓温喜欢赌博，有一次输惨了，债主逼得紧，桓温走投无路，只好去求擅长赌博的表兄袁耽。袁耽当时正在服丧，桓温本来担心他不答应，不料袁耽大声说好，对桓温说，你到时候只管大声喊就行了【我估计就是让桓温当啦啦队员】，保你赢。于是急匆匆得换掉丧服，兴冲冲出去后才发现丧帽还戴在头上，于是把丧帽藏在怀里。债主见来了个毛头帮手，不以为然，说，“你总不会就是袁眈吧！”，当下摆开赌局【樗蒲，三点水换提手，古代的一种赌博游戏。赌具叫做“马”，类似骰子，各面或黑或白。每次扔五马，五黑为卢，采最大，二白三黑为雉，次之，所以有呼卢喝雉之说。其他采为枭、犊、塞等】。袁耽边赌边大呼小叫，旁若无人，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加上桓温在旁边吆喝助阵，债主很快就输了上百万，袁耽见赚够了，于是从怀里取出丧帽扔向债主，洋洋得意道“你难得真的认识袁耽？”〖有趣的是，这兄弟俩对赌的时候，袁耽竟然输给桓温，这时候袁耽发脾气，乱扔赌具，可惜他运气太差，这耍赖皮的一幕碰巧被大赌鬼温峤看见了，又是一顿训导，说什么'看见袁耽发怒，才知道颜渊（不迁怒于人）的可贵啊'。【题外话，温峤赏识桓温，这话说不定有偏袒桓温的地方。况且温峤虽然爱赌，却是逢赌必输，正是韦小宝所谓的'羊牯'，也许桓温作弊他却看不出来。可怜的袁耽！】无独有偶，东晋末年的英雄刘裕也喜欢赌博，可惜他运气不好，没有袁耽这样赌术高超的表兄弟，结果被债主暴打。他被暴打的地方，正是桓温日后评论“酒可饮，兵可用”的京口【今江苏镇江】。〗

桓氏家世不显，渡江又晚，在东晋看重门第的社会风气下不免压抑。桓彝凭着自己的努力【桓彝并不是一个任诞放荡的人，却在渡江后不久就加入了“八达”这个效颦竹林七贤的团体，很明显是在延揽声誉，为自己家族的前途努力。】，终于在政治上跻入了上层，但是其地位并没有得到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的认同。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苏峻乱起，宣城内史任上的桓彝被害，桓氏地位上升的进程被打断。作为桓彝长子，光大门楣的重担自然落在了桓温身上。这一年桓温十七岁。

昨日轻率飞飞扬的少年赌徒似乎一夜间成熟。咸和三年【公元328年】，苏峻乱平，桓温在杀父帮凶的丧礼上刺杀其三个儿子，刺杀前不动声色，刺杀时一击必中，斩尽杀绝。如果把这次刺杀看作一局赌博的话，在这场赌博上再也看不到当年赌光了的少年的影子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深思熟虑，谨慎持重的桓温，面对人生这一场赌局，象若干年后他的好友刘惔评价的那样，'蒱搏，不必得则不为'。

作为忠臣遗孤的桓温，被皇室挑中，尚晋明帝女南康长公主。伴随着这场婚姻，桓温步入仕途，在咸和七年【公元332年】，出任琅琊内史，在金城某个春日里种下了那些柳树。

（三）金城岁月

当时的北方是雄才大略的羯族石勒建立的后赵，在东线已经推进到淮河南岸，在中线威胁襄阳，在消灭了匈奴刘氏前赵后，囊括关中，在西线兵逼汉中，对东晋构成巨大威胁。幸运得是，咸和八年【公元333年】石勒卒，养子石虎杀尽石勒子孙，夺取后赵政权。石虎虽然残暴，其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享乐、经营东北【对付东北鲜卑慕容部、段部等势力】和对付自己层出不穷的逆子上了，所以东晋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当时的东晋，各方势力都处于调整期。王敦、苏峻变乱的平定标志着武力挑战皇权的尝试告一段落，“王与马，共天下”的琅琊王氏势力因为王敦之乱和外戚庾氏势力的崛起而衰微，庾氏势力则因为苏峻之乱受到沉重打击，而成帝在慢慢长大，皇权有所回升。这就是桓温出仕时的政治背景。

桓温治下的金城是建康城外的一座军事要塞，在金城的十多年时间里，桓温种下的不仅仅是那些柳树，还有在政坛上崛起的种子。金城地近京师，为桓温提供了接近上层人物，延揽声誉的机会。象他的父亲一样，桓温虽然对玄学清谈不以为然，仍然积极参加。《世说新语》记载了不少他这方面的言行。关于桓温的玄学修养，我所知不多。他曾经和好友刘惔同听《礼记》，桓温说“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而刘惔不以为然，说“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语”。《礼记》是儒家经典，而讲解《礼记》的人估计也没讲出什么新意，所以被刘讥讽为金华殿语【金华殿是西汉宫殿名，是汉儒为汉成帝讲经的地方。金华殿语由此引申为老生常谈】，而桓温竟然说它跟道家玄学接近，这似乎说明他玄学修养不会很高。但是，同样是这个刘惔，又评价桓温为清谈玄学的一流人物【《世说新语·品藻》 37条，“桓问'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尔'”这是永和年间他说的话，当时桓温已经权重天下，说不定刘有奉承他的意思，或者只是为夸奖自己拿桓温作幌子。】，未知孰是。桓温曾经参加了王导、殷浩、谢尚、王濛、王述等人的一次清谈活动。这次清谈，被王导评论为曹魏正始之音【王弼、何晏等玄学大家的清谈】的再现，桓温为自己能够时有会心而兴奋。能够参与如此高水平的清谈，说明桓温自己的水平也不低。无论如何，桓温达到了他的目的，成为天下闻名的少年才俊，接近了象王导这样的东晋重臣。

然而桓温与当时名士区别颇大。魏晋偏重以貌取人，那么，我们还是先来看看年轻内史的相貌吧。按照刘惔的说法，是“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意思是鬓毛象刺猬刺那样硬而四向竖起，眉毛象紫石英棱角那样刚健分明】；按照孙绰的评语，是“高爽迈出”；按照《晋书·桓温传》的说法是“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可见英气勃勃是桓温相貌的主要特征，迥异于当时士林欣赏的清秀白皙。桓温自己也以豪杰自许，以功业自励，对于时间推崇的隐士风气很是不以为然【《世说新语·豪爽》记载桓温读《高士传》，读到战国齐国隐士陈仲子种种事迹，认为他是矫揉造作，刻薄自处，不屑到甚至把书都扔了】。殷浩是当时的隐士、清谈领袖，誉满天下，有“殷浩不出，奈苍生何”的评语。桓温在当时与殷浩齐名，这本来应该是极大的荣耀，但是桓温却有些看不起殷浩，“温既以雄豪自许，每轻浩”【《晋书·殷浩传》】，甚至挑衅性得问殷浩“卿何如我？”【殷浩的回答非常有名，“我与我〖此据《世说新语》，而《晋书》所载为“我与君”〗周旋久，宁作我”，虽然不卑不亢，气势上略弱】。

桓温的自我定位在一件小事上表露无遗。他曾经跟殷浩、刘惔清谈不胜，心下郁闷，于是上马持矛，作势欲刺殷刘，如此三番，“意气始雄”。无独有偶，东晋初期的权臣王敦也有类似轶事。王敦因为对当时流行的歌舞艺术之类所知不多，所以被大家讥讽为乡巴佬，在宴会上郁闷之极，于是排众而出，扬槌击鼓，音节慷慨激昂，他的雄爽之姿才得以震惊四坐。可见英雄自有息息相通之处。桓温这些特征，都表明了他“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刘惔语〗。

桓温的枭雄之姿无法掩盖，他的朋友看得清，至少有两个大人物也看得清。一个是庾氏家族的庾翼。庾翼是庾亮的弟弟，仅比桓温大四、五岁，为人慷慨有气概，对殷浩一流的清谈之士非常反感，建议将他们束之高阁。他自然与同样豪侠自许的桓温气味相投，“相期以宁济宇宙之事”。另外，庾翼又是桓温妻子的舅舅，这次亲戚关系更加重了庾翼对桓温的器重。庾翼出镇武昌都督荆江等六州军事的时候向成帝推荐桓温，“原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另一个大人物是何充。这是位勤于政务的实干家，所以虽然是庾氏的政敌，却看中了庾氏的女婿。在朝中势力微妙倾轧中，金城柳树逐渐枝繁叶茂。

（四）徐州刺史

建元元年【公元343年】，庾翼经营北伐，计划自湖北直取中原。作为战略牵制，庾翼表请桓温为前锋小督，兵发临淮，遥相呼应。不久，庾翼哥哥庾冰自中枢退出，出镇武昌以为庾翼声援。而何充自徐州刺史任上入朝辅政，遗下的空缺由桓温接替。这一系列人事变动清楚得表明了庾氏和何充两大政治集团的妥协。庾氏让出中枢，掌控长江中上游地区，全力北伐，以图殊勋；何充执掌中枢，同时让出徐州给同样支持北伐的桓温。

桓温的全职是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徐州刺史。徐州是东晋侨州，辖有江北的广陵等三郡和江南扬州晋陵郡，司牧中原徐州、淮北流民，治所京口。当时东晋各州以荆州、扬州为最重，江州是交通荆扬的枢纽，而徐州、豫州是京师东西门户，号为北府、西藩。徐州因为拥有大量强悍敢战的北方流民，又经过郗鉴长期经营，军事力量尤其强大。京口附近江面宽阔，北方少数民族难以从京口渡江，易守难攻，是北伐的理想基地。支持桓温出任徐州刺史，显示了庾翼对他的器重。而何充甘愿让出这一战略要地给庾氏的女婿，也显然是看中了桓温的才能。京口练湖水色白而味甘，可以酿造曲阿美酒。京口兵以劲悍闻于天下。他日后念念不忘的“京口酒可饮，兵可用”应该就是这时留下的印象。然而桓温不善饮酒，所以对京口酒的好处估计享受不多；他在徐州刺史任上只有短短两年，其间徐州刺史的职务曾短暂被褚裒兼领。而徐州郗氏势力根深蒂固，以桓温当时的地位名望，恐怕很难指挥得动京口兵。

关于这两年的徐州之任，史料匮乏，但是桓温不能有所作为是肯定的了。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一位下属－谢奕。谢奕是谢安的哥哥，时任晋陵【无锡附近】太守。这是位简傲之士，日后成为桓温的方外司马。但是当时，两人并没有深交。庾冰在建元二年病死，庾翼的北伐半途而废。一年后，庾翼也病逝。荆州刺史的遗缺由桓温接任。这是永和元年秋天的事情。从此桓温雄踞长江上游直到去世，永和风日里，他当年种下的小树终于成为参天大树。

（五）永和风日
零－竟是谁功？
雨歇杨林东渡头，
永和三日荡轻舟。
故人家在桃花岸，
直到门前溪水流。
－－唐●常建●「三日寻李九庄」
从这首诗里，我们看到暮春三月里从容不迫的微雨、桃花溪水中淡泊隽永的友情，还有字里行间呼之欲出的文人儒雅。但是永和三日这四个字，却在明明白白提醒着读者，这首诗更多描述的，实际上是千古文人的一个梦想：兰亭雅集。很久以前的那次文人雅集，因为谢安王羲之等绝代风流的参与而成为文化史上的传奇，因为王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书法而辉映于时空，更因为「兰亭集序」清新自然的文字而超越时空，化为永恒。“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湍激流，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今天我们品读「兰亭集序」，看见山野间悠闲的岁月，心灵中细微的颤动，惠风里优雅的诗篇和竹林里从容的咏叹，我们怎么会不去羡慕这样的人间乐土呢？永和风日，花雨江南，天空播撒下的仿佛全是幸福的种子，只要去呵护，幸福就会在心中发芽成长。然而，如果我们把目光从会稽山林间移开，越过长江，越过淮河，我们看到的会是什么呢？

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石赵君主石虎病死，幼子石世即位。石虎诸子对皇位的争夺随即爆发，短暂统一于石赵的北方再次分崩离析，以石虎诸子为代表的羯族残余势力，石虎养子、汉人冉闵建立的冉魏，辽东鲜卑慕容部建立的燕国，石虎旧部、氐族酋长蒲洪【符洪】的氐族势力和羌族酋长姚戈仲的羌族势力，以及大大小小的军阀，奋力厮杀，数百万人在混战中丧生，永嘉丧乱后刚刚有所复苏的北方重新变成了人间地狱。地狱与天堂，只是一河【淮河】之隔。而淮河南岸捍卫这永和风日的，是那些清谈终日的士大夫吗？这一点，桓温很清楚，他曾经在一次出征【最可能是伐蜀，其次是伐前秦】返回后问过刘惔，“垂长衣，谈清言，竟是谁功？”，刘惔的回答是“晋德灵长，功岂在尔？”，这是一句很典型的空言，作为桓温挚友，他心里应该很清楚真正的答案。

（五之一）

荆州从咸和九年【公元334年】陶侃死后就掌握在庾氏手中，至永和元年已逾十年光景。。虽然庾翼的病逝象征着煊赫一时的颍川庾氏的中衰，但是荆州庾氏势力根深蒂固，庾翼临死前表请以子庾爰之为荆州刺史，表明庾翼并不想让出荆州。加上此前镇守襄阳的庾翼长子庾方之和镇守各处要地的庾氏部将应诞、司马勋、朱焘等，荆州仍然掌握在庾氏手里。当时朝议中大多数官员认为庾氏势力不可动摇，又惩于王敦、苏峻之乱【皆以朝廷抑制方镇为变乱导火索】，建议依照庾翼所请，以庾爰之继任荆州刺史。但是何充反对，他认为荆州是国家西门，人口百万，处在北带后赵西临成汉的战略要冲，“存则吴存，亡则吴亡”【东吴陆抗语】，所以方镇人选必须慎重，不是白面少年【指庾爰之，当时二十多岁】所能担当的。而桓温英略过人，文武全才，足以制伏荆州庾氏势力，是出刺荆州的最佳人选。当时穆帝以幼童初立，后族褚裒谦让，不愿涉足中枢，而皇族会稽王司马昱初入辅政，根基尚浅，可以说，朝政尽握于何充手中，桓温接任几乎已成定局。刘惔这个时候是丹阳尹【就是东晋的京兆尹】，以善于清谈为司马昱亲信。他当然清楚桓温的雄才，可是又担心他桀骜不逊，有不臣之心，认为不应该让他官居高位，镇守形盛之地，建议司马昱接管荆州，自己愿意为幕僚辅佐。司马昱不同意，也许是认为刘惔危言耸听，也许是慑于荆州庾氏势力的强大，不愿亲涉险地。刘惔又建议自己去做荆州刺史，这个主意更加异想天开，司马昱当然更无法接受。所以刘惔的异议很快就平息了。

永和元年秋，朝廷以桓温为安西将军【是晋朝四征、四镇、四安、四平将军中的第三级】、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军事【其中只有荆州是百分之百的实州，其他多是有名无实的侨州】、南蛮校尉、荆州刺史。以刘惔监沔中【沔水就是今汉水】诸军事、义成太守【治所襄阳】。这项任命非常有趣，也许是司马昱对刘惔的建议有所赞同，派他去监视桓温；也有可能是桓温对刘惔的建议有所耳闻，所以故意推荐他担任此职，以示捉弄。果然如何充所料，庾爰之兄弟不敢与桓温相争，让出了荆州，退回江西。庾氏群龙无首，荆州很快就掌握在了桓温手里，包括襄阳以北方流民为主的精锐部队【襄阳兵当时与京口兵齐名】。他当然很得意。但是刘惔就显然不高兴了。他从京兆尹的显位降任西陲边境的太守，还要受桓温节制，牢骚是不免的。冬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趣事。某日大雪，桓温出猎，先去拜访老友，刘惔见桓温一身戎装，持刀握棒，一副刺眼的武夫样子，就趁机讽刺道“老贼欲持此何为？”，桓温笑道“我不为此，卿安得坐谈乎？”史书没有记载刘的反应，但是郁闷肯定是免不了的。其实类似的反驳他已经遇到过了。他曾经跟王濛一起去找何充清谈，何充埋头政务，不理，王濛请求道，政务何不先放一边，先来清谈如何？何充说“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何充的反驳更尖刻，但是何充无论从地位还是年资上都是前辈，比起被平辈的桓温讽刺来，刘惔在心理上可能要好受些。

（五之二）

与我们通常理解的枭雄政风不同，桓温在荆州行政宽和，“全欲以德被江汉，耻以威刑肃物”。值得注意得是，这也是王导的一贯政治作风，所以桓温的举动也许是当时社会名士风气的反映。但另一方面，考虑到王导所为的主要目的是平衡各方面政治势力，桓温也可能是要借此安抚拉拢荆州各方面势力，以站稳脚跟。他曾经派从事罗含检校属下江夏【今湖北境内】相谢尚，结果罗含在谢尚那儿喝了几天酒就回来了。桓温询问，罗含反问道’不知道你认为谢尚是什么样的人？桓温回答说，比我强。罗含就说，比你强的人怎么会做坏事呢？所以我什么都没问。桓温一笑了之。这件小事也许暗示了他对王导的模仿。王导曾经派人检查下属各郡太守，顾和象罗含一样出去转了一圈就回来了，然后对王导说，明公应该行政宽大，宁可法网宽得能漏过大船，也不能刺探下属，为察察之政。王导啧啧称善。但是，正象王导的行政风格很受时人非议一样，桓温的行为连自己的儿子都不理解。有一次他杖责属吏，刑杖只是从官服上掠过，这种表面文章碰巧被他的第三个儿子桓歆看见，就讽刺说，我看见属吏受杖，“上捎云根，下拂地足”，就是打不到身上。桓温也不生气，还说这还嫌刑罚重了呢。【「世说新语－政事」】

在如此宽大作风的纵容下，桓温手下颇聚集了一批狂士。最放肆的应数他的徐州老相识谢奕，这时候在桓温手下做司马。他仗着是桓温布衣之交，丝毫不改昔日作风，在桓温面前衣着随便，吟啸自若，被桓温称为方外司马。谢奕喜欢喝酒，那时候连基本礼节都不顾了。桓温酒量不大，不胜其扰，就往妻子那儿躲，但是谢奕竟然也跟着进入内室！也许是后来他觉得不妥，才返回大堂，随便抓住一个士兵陪着喝酒，嘴里还嚷嚷，跑了一个老兵，又来一个老兵。还有襄阳人罗友。他从小就有痴名，喜欢在别人祭祀的时候蹭饭吃。有一次桓温在宴请别人，罗友说有事相商，所以桓温邀请他赴宴。罗友在宴会上大吃一通，然后就走，桓温问他不是有事相商吗？罗友回答道，我听说白羊【吴地出产的一种白羊】肉很好吃，从来没吃过，所以冒昧前来，其实没什么事情商议，现在吃饱了，就没必要呆下去了。于是施施然而去，了无惭色。

（五之三）

永和二年【公元346年】，割据今四川大部、云贵局部的成汉发生了一桩变故。成汉大臣李奕自晋寿【今葭萌】起兵反叛，应者云集，很快就打到成都。要不是李奕在成都城外被戏剧性得射死，成汉君主李势的皇位就做到头了。不过李奕的猝死也只延缓了李势几个月的皇帝生涯而已，因为在荆州虎视眈眈的桓温从这次事件中嗅到了契机，于永和二年十一月辛未，率领七千精卒，沿长江西上，开始了灭蜀之役。

略阳巴氐李雄建立的成汉在李势的父亲李寿手里的时候就已经衰落，花花大少李势即位后更是倒行逆施，滥加杀戮。永和元年他派李奕杀了弟弟李广，顺便杀了几个元老大臣。然后就轮到了李奕。这时候深山里的蛮獠也出来捣乱，遍布蜀境，加上饥荒，成汉已经奄奄一息。成汉的颓势早就落在有识之士眼中。协助李寿夺取政权的龚壮就很明白得劝李寿归附晋朝，以保全门户。几年后辽东鲜卑慕容的使者、心存故国的刘翔向晋朝大臣提出了灭蜀的建议。而镇守荆州的庾翼更直接在建元、永和之际派部将在边境骚扰以做试探。雄才大略的桓温当然看到了这个建立功勋的时机，「世说新语」记载他用当年陶侃留下的竹头做伐蜀战船的竹钉，说明他早就有所准备，所以能够李奕事件发生后迅速作出伐蜀决定。但是，大部分的将佐看不清形势。有的认为蜀地险固，孤军深入非常危险；有的怕石赵趁机入侵。但是江夏相袁乔力排众议，他认为成汉民心涣散，战备不修，如果以精兵突入，可以一战而擒。至于石赵，一来石赵可能怀疑荆州既然敢千里伐蜀，内部必然有备，不一定敢入侵，即使入侵，晋朝沿江兵力足以抵御。况且，蜀地富庶，人口众多，得之可以极大得增强国力。如果不及时收复，一旦被石赵捷足先登，将成东晋大患。这个潜在的危险，已经被西晋灭吴之役证实，所以当年刘翔也提到了这一点。袁乔的分析相当中肯，事实上，这次伐蜀由长江溯游而上，不同于曹魏由陆路伐蜀，蜀地的险要其实干系不大。而当时的石赵正与西北一隅的前凉缠斗，前后多达二十万的部队被前凉将领谢艾连番打败【题外话，这个谢艾行事跟「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有些象，在战场上白衣轻车，鸣鼓而行】，根本就没有兵力入侵东晋。当时的朝廷也对桓温伐蜀的可行性表示怀疑。只有刘惔认为，从桓温的赌博习性看，他必定成功，因为没有必胜的把握，他决不下注。

桓温以安西将军府长史范汪留守，以袁乔率两千士兵为先锋，自己率领部将周抚、司马无忌等后随，从江陵出发。从江陵到成都，水路距离一千多公里，其中在成汉境内的有五百多公里，孤军深入，又是溯游而上，可以想象征途的艰险。桓温船队经过三峡，见绝壁天悬，惊涛海立，叹到“既为忠臣，不得为孝子，如何！”按，西汉王阳入蜀为益州刺史，见蜀道危险，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轻易冒险为由，辞官而回。后来王尊入蜀经其故道，说到“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臣”，疾驱而过。儒家的孝道被王阳如此利用，现代人见了当然觉得好笑，当时却受舆论称许。东晋之时，此风不减，当年温峤从并州辞别刘琨，奉表建康，走之前老母依恋，扯住衣服不让走，温峤绝裾而行，从此天各一方。温峤虽然在东晋屡立奇功，却因为绝裾之举倍受指责，终于悒悒而逝。桓温此言实是有感而发。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其实猿声并不总象遇赦放还的李白那样快乐，进军途中有人抓了一只小猿猴，它的母亲尾随船队，一路悲号，行百余里不去，终于趁船队靠岸的时候跳上了船，却已经精疲力竭，当即气绝。解剖后发现肠子都断了。这实在是一出惨剧，桓温听说后大怒，下令惩处了肇事者。这件小事透露出桓温富于人情味的一面，暗示着他在荆州的宽大作风也许部分出自本性。在一次宴会上，一位参军吃蒸薤【薤是一种辛辣蔬菜】，蒸薤黏在一起夹不起来，同坐的人不肯帮忙，终于连筷子都黏住了，满堂哄笑。桓温很不慢，说“同盘尚不能相助，况复危难乎？”，下令罢免同坐之人的职务。
         
这两件事都是桓温欲以德被江汉的反映。以后我们就会看到，桓温军队的战斗力很强，但是史书中几乎没有任何他锻炼军队的记载。北方流民的单兵战斗力可观，练兵的要务在于把他们锻炼成一个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的整体。从他的行政作风以及这两件小事猜测，他应该爱兵如子，治理军队时致力于培养士卒将领间互助团结的精神。

永和三年【公元347年】二月，桓温军队到达成都南一百多公里的青衣江。李势这才反应过来，派叔父李福、堂兄李权、将军昝坚率军从成都南下，李福李权在岷江南岸设防，而昝坚率领所部沿岷江而下，准备在犍为迎击晋军。三月初，桓温军队到达彭模【今彭山县】。有人考虑到成汉军队兵分两路，建议分兵并进，以分成汉军队之势。袁乔反对，他认为现在孤军深入，战胜则立大功，战败则死无葬身之地。而分兵则力弱，一旦一军不利，军心涣散，大事去矣。应该破釜沉舟，全军轻装急进，以全力一搏，如此必胜。桓温采纳了他的意见，留下小部份羸兵在彭模守护辎重，自己率步兵直捣成都。进军途中遇到李权军队，三战三捷，李权军队逃归成都，军心涣散，镇军将军李位都索性投降桓温。而李福的军队进攻彭模的辎重留守部队，也被参军孙盛、周楚等击退。昝坚到达犍为后捕捉不到桓温主力，匆忙回援成都，发现晋军已经抵达成都城下，严阵以待，昝坚的部队当即溃散。

桓温进军的迅速让李势措手不及，他派出的三支军队大部已被桓温击溃，城防自然空虚。于是孤注一掷，集合手头手头兵力出战。决战在成都万里桥西的笮桥【成都城西南四里处】爆发。成汉军队的攻势相当激烈，桓温军队前锋受挫，参军龚护战死，流矢险些射中桓温马头。桓温下令撤退，这时候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鼓吏在惊慌之下，错把退兵鼓击成了进兵鼓，而袁乔趁机拔剑督战，晋军士气被再次鼓舞，终于大破成汉军队，桓温军队长驱直入，一直追逐到成都城门下，放火焚烧城门。蜀人斗志崩溃，李势趁夜东逃，逃到葭萌的时候，彻底绝望，派人送降文给桓温，自称“略阳李势叩头死罪”，然后反绑自己，携带棺材，赴晋营投降。成汉覆灭。

如果李势落在以前的李奕手里，那是死路一条；如果他落在以后的刘裕手里，也还是死路一条。但是他幸运得落在了桓温手里。而桓温，却亲自为他松绑，焚烧掉他的棺材，然后连带十几个宗室，送到建康，从此以归义侯的身份老死户牖。在这里，桓温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再次体现。他的军队军纪大概不错，因为史料中不见任何桓温军队扰民的记载，却记载道“蜀人悦之”；他政治手腕也不错，能够不加猜疑得选用蜀地人才如司空谯献之等以为参佐，来安定人心。平蜀功成，桓温心情舒畅，在李势大殿里召集将佐和蜀地缙绅饮酒，席间议论古今成败得失，英姿勃发，仪态洒脱，满座叹服。桓温在成都逗留三十余日，凯旋，那真称得上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了。长江激流中飞驰的桓温舰队，与会稽溪水中倘佯的永和轻舟，一西一东，一武一文，构成永和风日里两幅典型画面。

伐蜀之役，桓温军队不过区区七千人，而成汉可以调集的兵力至少在七万以上，却往往一战而溃，蜀人的民心向背可见一斑。蜀地本为晋土，于西晋末年被李特、李雄等巴氐流民割据，朝野之间，心向晋朝的大有人在。这一点不难理解，正所谓“晋德虽衰，天命未该”，当时隔绝边陲几十年的前凉、前燕都奉晋正朔，何况边境相接的成汉。龚壮在协助李寿夺取政权的时候，就相约成功之后归附晋朝，李寿违约，龚壮又借天象异常重提旧约，致有“举国屠灭”的激烈用语，而李寿却只是内心惭愧，没有恼羞成怒，似乎暗示着连他自己都对自己的政权不那么自信吧。咸康六年【公元340年】，石虎约李寿连兵侵晋，成汉大军出发之际，龚壮终于劝得李寿放弃这一荒唐举动，当时全军欢呼，这是人心思晋的一个强烈信号。所以一旦晋军打得几个大胜仗，蜀人的抵抗意志就瓦解了。这应该是伐蜀之役成功的主要原因。袁乔可以说是桓温早期最得力的部下，他的清醒建议是成功的另一关键。而独排众议，采纳袁乔的建议，又敢于冒矢石、涉险地，也显示了桓温的英雄气概和统帅才能。晋军的勇敢善战当然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这也可以部分归功于桓温的统帅才能。伐蜀之役是晋朝南渡来第一次灭掉少数民族建立的割据政权，这一殊勋明白无误得证明了桓温自是江左第一流英雄。纵观东晋历史，只有刘裕等寥寥数人可以与之比肩。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成都决战时桓温下令退兵的决定，实在是致命错误。晋军从彭模出发的时候只携带了三日粮草，所以必须速战速决，桓温退兵的命令一旦执行，晋军士气必然受沮，而汉兵士气必然见长，成都难免久攻不下，晋军很快就会因绝粮而不得不撤退，处于包围之中的饥疲之师，全师而退的可能性实在是微乎其微。至于这一错误决定竟然戏剧性得成为胜利契机，这只能用天佑桓温来解释了。桓温的这一失误反映出了他性格的一面：谨慎持重，难于冒险。在桓温力量占显著优势的时候，这种性格并无害处，甚至可以确保他的成功。但是一旦敌我势力在伯仲之间，这种性格就会成为弱点，制约他的成功，让他往往在距成功一步之遥的地方受挫。

（五之四）

何充在提拔桓温出任荆州刺史的时候，曾经欣慰得说“桓温、褚裒为方伯，殷浩居门下，我可无劳矣”。这是何充为维护东晋政权苦心积虑布置的权力布局。殷浩善于清谈，风度出众，居中可以为朝廷仪表；褚裒身为外戚【晋穆帝外公】，又没有政治野心，出镇京口，正可以捍卫建康；桓温雄才大略，可以独当一面，为国家藩篱。但是，这个人尽其才的权力布局很快就出现裂痕。永和二年正月，何充逝世，中枢大权落入宗室司马昱手中，他喜好清谈，跟桓温性格格格不入，自然不能象何充那样对桓温信任有加。不久，殷浩被任命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扬州京师所在，权重事繁，不一定是清谈之士所能胜任的。但是，对这个权力布局的致命打击来自西陲。桓温的英雄之气概携灭蜀之殊勋带来的巨大威望，直如滔滔江水，对下游的朝廷形成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也许正是何充所期望的，至少是他可以从容承受的。但是，对司马昱、殷浩来说，就不免过于气势磅礴，让他们手足无措了。

中枢手足无措的一个迹象就是朝廷没有及时对灭蜀殊勋论功行赏。一直拖到永和四年夏，才升桓温为征西大将军【晋朝出镇将军中的最高一级】、开府仪同三司、封临贺郡公，升宗室谯王司马无忌为前将军【这是中枢将军之一】，袁乔为龙骧将军，湘西伯。朝议中有一个关于桓温封地的颇有意味的插曲。有人建议把豫章郡封给桓温，豫章郡就是今天的南昌，苏峻乱后温峤曾经建议迁都豫章，可见豫章的重要。因为尚书左丞荀蕤的提醒“温若复平河、洛，将何以赏之？”才换成临贺郡。荀蕤的这句话至少反映了两重意思，一是朝廷大臣意识到了以桓温之能，平定河洛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二是他们也感觉到了桓温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恢复中原。功高不赏，尾大不掉，这也许就是此时此刻朝廷大臣对桓温的担心。

至晚在永和五年夏，桓温取得了都督交、广的权力，因为历史记载永和五年夏他派将领帅交、广之师伐林邑。这个时候的桓温，都督荆、司、雍、益、梁、宁、交、广八州军事，雄踞上游，掌握东晋大半国土，当年何充布置下的三足鼎立演变成了桓温独大的局面。东晋历任掌控荆州的都是强藩，如王敦、陶侃、庾亮、庾翼，王敦更据此险些颠覆了东晋，桓温以枭雄之姿据敏感之地，处境相当微妙。刘惔先以司马懿、孙权评价桓温，再阻挠桓温出任荆州刺史，更在桓温伐蜀的时候预言 ““但恐克蜀之后，温终专制朝廷耳”。三人成虎，以刘惔名流身份和司马昱亲信的地位，可以想象朝中舆论对桓温的不利。桓温的独断专行更加重了朝廷对他的疑虑。他在伐蜀的时候，“拜表辄行”，就是说没有征求朝廷的批准，在发出请求伐蜀的奏章之后立刻出征。桓温这样做当然有自己的理由，比如朝廷里因循守旧的官僚难有魄力赞同他的伐蜀计划；荆州辽远，等候朝廷的批准容易贻误战机；桓温“持节”，名义上有自主行动的权力；伐蜀又是对东晋大有好处的事情等等。当年西汉西域校尉陈汤胁迫上司甘延寿，矫诏发兵，击灭北匈奴郅支单于，就属此类。陈汤虽然立下不世功勋【“犯强汉者，随远必诛”，这句大汉声威最强有力体现的豪言壮语，就是陈汤发出】，他胆大包天的举动却惹得许多庸碌官僚嫉妒不满，被以小罪下狱。以桓温的地位和东晋的政局，他当然不会落得陈汤的下场，但是，朝廷大臣的忌惮是免不了的。司马昱因为殷浩素有盛名，朝野推服，所以引为心腹，参与中枢朝政，打算以他来抗衡桓温。殷浩于是以荀羡为吴国内史，以王羲之为护军将军，以为羽翼。王羲之虽然是江左风流，“古今第一情种”，却与当时清谈之士迥异，他不尚虚言，以实干为务，内心倾向于桓温，认为内外协和国家才能安定，所以劝告殷浩不要与桓温构隙。殷浩不听。桓温当然清楚朝廷的意图，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不能任人宰割，或者主动向中枢示弱。嫌隙既成，他的选择无非伺机报复。永和风日里，荆州与扬州，桓温与殷浩这一对儿时伙伴的对恃拉开了序幕。

师老灞上●桓温(下)

六－殷桓相争
（1）

永和五年石虎的死，就象一头巨兽的轰然倒地，震塌了本就摇摇欲坠的石赵帝国。在石虎诸子的自相残杀中，汉人冉闵渔翁得利，在民族仇杀的血海中建立起后世称为冉魏的帝国。然而，这位楚霸王式的武夫，并没有能力处理当时的乱局，在鲜卑慕容氏、羌族姚氏、石氏残部等势力夹击之下，处于中原四战之地的冉魏政权迅速覆灭。真正笑到最后的，却是从遥远的辽东南下的慕容前燕和果断从中原危地脱身、西进关中的苻氏前秦。

随着这场大混战的爆发，东晋荆扬相持的僵局旋即被打破。桓温从北方的变故中觉察到了契机，于永和五年六月出屯湖北安陆，派遣诸将经营北方。东晋朝廷一向担心桓温在征伐中壮大而尾大不掉，当年桓温伐蜀时的争议就是显证。现在桓温北伐在即，当年荀蕤“温若复平河、洛，将何以赏之？”的担忧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不难想象中枢对桓温北伐的极力反对，《晋书－桓温传》记载“（桓温）先上疏求朝廷议水陆之宜，久不报”。然而，阻挠恢复故土，从道义上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唯一的变通方法，便是由朝廷一方亲自北伐。

于是征北大将军褚裒派遣督护王颐之为前锋直指彭城，又遣督护麋嶷进据下邳。永和五年秋七月，朝廷加裒为征讨大都督，督徐、兗、青、扬、豫五州诸军事，统帅三万部队【应该以京口精兵为主力】，径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计。而此前石赵扬州刺史王浃投诚，东晋又得到了寿春这一战略要地。当时的形势对东晋十分有利，沦陷于石赵的淮南之地悉数收复，晋廷免去了肘腋之患，而且
兵进淮北，前锋越过彭城，直逼黄河。晋人精神大振，朝野之间皆以为中原指日可复，只有蔡谟等数人暗自担心。

永和五年距离西晋覆亡不过四十年，饱受刘赵、石赵荼毒的遗民心存故国。褚裒是当时名士，对前来投奔的遗民抚纳有加，很得人心。他遣督护王龛【此据《资治通鉴》，《晋书》纪为徐龛】伐沛，郡中二千余人归降。当时鲁郡之民五百馀家趁机起兵附晋，聚众山中，求援于褚裒。然而褚裒派去接应的三千晋军与石赵两万骑兵遭遇于代陂，晋军大败，死伤过半，将领王龛被俘，不屈而死。这本来只是偏师受挫，况且以三千对两万，虽败犹荣。不知为何，也许是认为自己用人不当吧，褚裒竟然对北伐失去信心。八月，褚裒退屯广陵，镇守寿春的陈逵随即弃城而退。当时河北大乱【疑于镇守蓟城的石冲起兵反抗石遵失败有关】，晋遗民二十馀万渡过黄河，来归附在大河以南活动的晋军。而晋军已退，“威势不接”，陷入四战危地的这些晋民，“皆不能自拔，死亡略尽”，酿成当时一场人间惨剧。

在朝廷一再催促之下，褚裒从广陵返回京口。这时候的他，本来就因为北伐失败而自责，在京口又听到代陂阵亡将士家属的一片哭声，惭愧、悒郁，终于于十二月病死，年四十七。褚裒淡泊权势，为官清正，本是治世良臣。然而庙堂之上，朝局纷争，他身不由己，勉强指挥本非所长的北伐，终于身死，当时“远近嗟悼，吏士哀慕之”。他的死，验证了蔡谟当时的预言“夫能顺天而奉时，济六合于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非时贤所及。必将经营分表，疲人以逞志。才不副意，略不称心，财单力竭，智勇俱屈，此韩庐、东郭所以双毙也”【《晋书·蔡谟传》】。

蔡谟一向反对北伐，然而他不是胆小怯懦之辈。他在镇京口期间对石赵积极防御，“随宜防备，甚有算略”，在东晋群臣中算得上有将才。如此，他对北伐得态度就耐人寻味了。值得注意得是，他反对过庾亮、陈光、褚裒等人的北伐，却不见任何反对桓温北伐的言论。联系到他“若非上哲，必由英豪”之语，所以我猜测他内心里其实支持桓温北伐，只是苦于当时朝堂气氛，所以没有明说。我的这个猜测在蔡谟辞职事件中可以得到旁证。从永和四年冬到六年，他固辞侍中、司徒之职，而朝廷不允，“君臣俱疲弊”。终于，以临轩事件【《晋书－蔡谟传》：穆帝临轩，遣侍中纪璩、黄门郎丁纂征谟。谟陈疾笃，使主簿谢攸对曰：“臣谟不幸有公族穆子之疾，天威不违颜咫尺，不敢奉诏，寝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余反，而谟不至。时帝年八岁，甚倦，问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来？临轩何时当竟？”君臣俱疲弊。皇太后诏：“必不来者，宜罢朝”】为契机，殷浩弹劾蔡谟，甚至欲杀之，只是在荀羡“蔡公今日事危，明日必有桓、文之举。”的劝说下，才放弃这一企图，罢免蔡谟为庶人。当时有军事实力和魄力进行“桓、文之举”的，只有桓温！可见蔡谟与桓温关系非同一般，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殷浩有杀蔡谟之心。桓温在日后废殷浩的奏章中明确提到此事，也印证了他与蔡谟的关系。

然而当时的东晋，并不单单蔡谟认同桓温为北伐最佳人选。事实上，这几乎是朝野间的共识，连另一个极力反对北伐的王羲之，也没有明确反对过桓温的北伐。然而，东晋中枢的会稽王司马昱、中军将军殷浩最不希望看到，就是桓温北伐。他们极力阻止得，也正是桓温的北伐。

（2）

永和五年桓温的举动颇有令人费解之处。他一面上疏请求出师经略中原，一面 “出屯安陆，遣诸将经营北方”，但是史料中却缺乏其军队北伐的记载。田余庆先生认为桓温只是佯言北伐，其目的是压迫朝廷北伐，坐观其败，因为中枢诸人，清谈有余，于军事却是外行。他举出的一个例证，就是胡三省提出的司马勋北伐关中的问题。

石遵杀掉幼帝石世自立为帝之举刺激了石赵镇守关中的石苞的野心，计划偷袭邺城【石赵首都】。石苞智小谋大，关中豪杰认为其必然失败，为谋自保，他们向晋投诚。于是晋梁州刺史司马勋于九月兵进骆谷，在长安二百里外的悬钩扎营，并遣部将刘焕攻长安，杀赵京兆太守。又攻克贺城。关中豪杰趁机起兵，史载有三十余部，五万余人。石苞只得放弃偷袭邺城的计划，派兵抵御。石遵趁机派遣王朗率骑兵两万进驻关中。司马勋兵少，只得于十月撤退回梁州。胡三省认为桓温如果这时候进取关中，关中可取。田先生据此认为桓温是佯言北伐。他的推测的确有理，桓温在安陆按兵不动，不配合司马勋进取关中，是有政治斗争的原因。但是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石虎死于永和五年四月己巳【二十三】，石遵举兵在五月初，五月中旬夺取政权。而后石冲自蓟城起兵南下，苻洪自枋头遣使来降。《资治通鉴》所载“桓温闻赵乱”的赵乱应该指此。以此推算，当在五月底六月初。所以他部署兵力准备北伐。然而当时石赵实力尚在，石冲旋即失败，而苻洪又不见举动，石遵政权暂时稳固，桓温兵力有限【即使到他伐燕的全盛时期，能够动用的兵力不过四万】，而且得不到朝廷支持，以他的持重，可以断定他不会于此时北伐。然而鲜卑慕容、段、羌、氐虎视耽耽，内部矛盾极大的石遵政权的崩溃指日可待，桓温在安陆的按兵不动似乎可以解释成他一方面在等待时机，一方面以大兵压境来加速石赵内乱来创造时机。如此，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分兵支援千里外的司马勋。他的屡次上书北伐，目的应该是向朝廷争取北伐之权，以便调动全国资源，准备即将到来的北伐。

十一月，冉闵杀石遵，上层变乱迅速演变成民族间的仇杀，各方势力趁势而起，前燕军队从辽东南下，苻洪所统华夷诸族向关中挺进，冉闵、姚弋仲所统羌族、石氏残余、鲜卑段部、石赵旧部相互混战，石赵分崩离析，北方彻底大乱。千载难逢的恢复中原之机，终于展现在了东晋君臣之前。

（3）

褚裒死后，享有重名、东晋朝廷藉以与桓温对抗的殷浩不得不亲自出面。永和六年闰正月己丑，朝廷以扬州刺史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都督扬、豫、徐、兗、青五州诸军事，主持北伐。同时，朝廷封苻洪为氐王、使持节、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意在笼络氐族势力，为晋前驱。

当时的苻洪，的确有逐鹿中原之雄心，然而，苻洪不久即被麻秋下毒，临死前对继统其众的儿子苻健说“吾所以未入关者，以为中州可定；今不幸为竖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办，我死，汝急入关！”苻健随即驻军枋头，为西进之计。苻洪之死打破了晋廷的本来计划。值得注意得是，冉闵曾经遣人告知晋朝“逆胡乱中原，今已诛之；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而“朝廷不应”。晋廷的反应在情理之中，一为冉闵当时已经称帝，以正朔自居的晋廷当然无法容忍；二为联合冉闵并没有现实利益。冉闵政权因为建立初期屠杀夷族的行径而为当时各夷族不共戴天之仇，更因其所占据地盘成为各方势力众矢之的。永和七年春，冉闵军队在石赵残余势力、姚氏羌族势力和慕容前燕夹击下大败于襄国，从此一蹶不 振。

冉魏将领如周成、魏统、乐弘、张遇等纷纷以所辖河南诸城来降；而高崇、吕护 “执洛州刺史郑系，以其地来降”，沦陷多年的洛阳终于恢复。当时苻健所统氐族势力已经西进关中，前燕倾力于经营河北，冉闵、石赵势力和姚氏羌族势力在河北混战，鲜卑段龛势单力薄，以青州内附。这正是东晋收复河南的最佳时机。然而殷浩并没有相应举动。如果说永和六年晋廷的按兵不动，还是要待冉闵与各方势力拼个两败俱伤，再坐收渔利的话，永和七年的举动，似乎表明当时晋廷并没有真正决心北伐，或者没有做好北伐的准备。

永和六年、七年见诸史册的东晋北伐举动，似乎只有永和六年五月庐江太守袁真攻克合肥和永和七年司马勋再次兵进关中之举，而桓温军队，自从永和五年出屯安陆后，似乎没有任何举动。现在很难推测出桓温当时的心理活动。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晋书》和《资治通鉴》的记载的话，两年来桓温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争取北伐领导权。“初，桓温闻石氏乱，上疏请出师经略中原，事久不报、、、屡求北伐，诏书不听。”桓温不是逆来顺受的忠臣孝子，史载“温知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为人，亦不之惮也”。强藩之拥兵自大与朝廷之软弱无力，是东晋政治解不开的死结，身处嫌疑之地的桓温，不论是为自保还是为恢复中原，都只有夺取中央大权这一条路可走。只是因为“国无他衅，遂得
相持弥年，虽有君臣之迹，羁縻而已，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

然而北方局势的变化打破了双方的相持，桓温的忍耐终于突破了极限。永和七年十二月辛未【十一】，桓温再次“拜表辄行，帅众四五万顺流而下，军于武昌”，从行军路线看，似北伐，又似东征，桓温与朝廷‘上游与下游的矛盾至此公开化。


当时朝廷大惧，司马昱、殷浩束手无策，殷浩甚至打算去位以避桓温。在吏部尚书王彪之、抚司马高崧的劝解斡旋之下，桓温接受调解，回军荆州。在高崧替司马昱起草的劝解信中【见附录】，真正能够说服桓温的，应该是这句话“异常之举，众之所骇，游声噂沓，想足下亦少闻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或能望风振扰，一时崩散。如此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这表明上是为北伐的延迟辩解，而实际上，影射得则是桓温之“异常之举”，这样明显的警告甚至威胁不能不让谨慎的桓温重新考虑自己的行动。在桓温回军后的上疏中【见附录】，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得出桓温的郁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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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录自《资治通鉴》】
抚军司马高崧言于昱曰：“王宜致书，谕以祸福，自当返旆。如其不尔，便六军整驾，逆顺于兹判矣！”乃于坐为昱草书曰：“寇难宜平，时会宜接。此实为国远图，经略大算，能弘斯会，非足下而谁？但以比兴师动众，要当以资实为本；运转之艰，古人所难，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虑。顷所以深用为疑，惟在此耳。然异常之举，众之所骇，游声噂沓，想足下亦少闻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或能望风振扰，一时崩散。如此则望实并丧，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暗弱，德信不著，不能镇静群庶，保固维城，所以内愧于心，外惭良友。吾与足下，虽职有内外，安社稷，保家国，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系之明德。当先思宁国而后图其外，使王基克隆，大义弘著，所望于足下。区区诚怀，岂可复顾嫌而不尽哉 ！”温即上疏惶恐致谢，回军还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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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录自《晋书－桓温传》】
文帝时为抚军，与温书明社稷大计，疑惑所由。温即回军还镇，上疏曰：
  臣近亲率所统，欲北扫赵魏，军次武昌，获抚军大将军、会稽王昱书，说风尘纷纭，妄生疑惑，辞旨危急，忧及社稷。省之惋愕，不解所由，形影相顾，陨越无地。臣以暗蔽，忝荷重任，虽才非其人，职在静乱。寇仇不灭，国耻未雪，幸因开泰之期，遇可乘之会，匹夫有志，犹怀愤慨，臣亦何心，坐观其弊！故荷戈驱驰，不遑宁处，前后表陈，于今历年矣。丹诚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纤介，容此嫌忌？岂丑正之徒心怀怵惕，操弄虚说，以惑朝听？
  昔乐毅谒诚，垂涕流奔，霍光尽忠，上官告变。谗说殄行，奸邪乱德，及历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于阳秋，陛下以圣淑临朝，恭己委任，责成群下，方寄会通于群才，布德信于遐荒。况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羁旅之宾，迹无韩彭之衅，而反间起于胸心，交乱过于四国，此古贤所以叹息于既往，而臣亦大惧于当年也。今横议妄生，成此贝锦，使垂灭之贼复获苏息，所以痛心绝气，悲慨弥深。臣虽所存者公，所务者国；然外难未弭，而内弊交兴，则臣本心陈力之志也。

（4）

桓温虽然被迫还镇，殷浩的北伐之师却不得不于永和八年正月上路了。殷浩以淮南太守陈逵、兗州刺史蔡裔为前锋，安西将军谢尚、北中郎奖荀羡为督统，进屯寿春。殷浩对这次北伐实在是勉强，更也许对自己的兵略缺乏自信，不免有些甚至恍惚，出师之时，甚至不慎落马。

从相关史料推测，北方诸降将是殷浩北伐的重要倚重力量。然而，谢尚不能抚慰降将张遇，张遇大怒【从张遇日后因为苻健呼其为义子而决意杀健的行为看，他的自尊心应该很强。谢尚有“小安丰”【即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之誉，精通音乐，善为鸲鹆舞。如此风雅名士，可以推测出他与武将张遇的格格不入。东晋之时士兵地位低下，谢尚对张遇难免歧视。史载其“脱略细行”，想必也很难掩饰住他的想法。以张遇本人自尊心之强烈，两人的翻脸可以想见】，以所据许昌归附前秦，并遣手下将领上官恩占据洛阳，乐弘攻督护戴施于仓垣。谢尚之军无法前进，蹉跎于寿春一带。

正在殷浩无计可施之际，在北方连挫于前秦、无法立足的姚襄率众归晋。姚襄虽为羌人，却文武全才，“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南夏”，是当时极具魅力的豪杰兼名士。增添了数万生兵的晋军于是在谢尚、姚襄指挥下进攻许昌。然而在前秦两万援军和张遇合击下，晋军大败，死亡上万。谢尚奔还寿春。而姚襄看清了晋人力量的薄弱，对晋之北伐丧失了信心，撤回历阳后于是大力屯田，做自保之计。殷浩第一次北伐以失败告终。

对殷浩心有嫌隙、一旁虎视眈眈的桓温，却没有借机发难。这显然不符合桓温的性格，以我推测，是当时晋朝传国玉玺的失而复得推迟了殷浩的倒台。永嘉乱起，晋朝传国玉玺先后落入匈奴刘氏、羯族石氏手中，更随着冉闵的崛起落入冉氏手中，成为当时各方势力极力争夺的宝物。永和八年四月，冉闵战败，被慕容恪俘虏，于五月被杀。其子冉智困守邺城，不得已向晋朝请降，并向谢尚求援。谢尚派戴施率百余勇士入邺，骗得玉玺，混于运粮队中，送入晋军控制的枋头。八月，这枚文曰 “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的玉玺送抵洛阳。东晋建立三十年后，皇帝终于摆脱了“白版天子”的尴尬【皇帝没有玉玺，就象官吏没有印信，是为白版】。几乎就在同时，邺城陷入前燕之手。按，前燕对玉玺十分热心，当年联合石赵夹击冉闵的一个原因就是为获得玉玺【当时石赵欺骗前燕说玉玺在自己手里，答应以玉玺换取前燕出兵】，邺城陷落后，前燕强充门面，诈言得到玉玺，并封冉智为奉玺君。抢在前燕之前，从四面被围的邺城成功骗取玉玺，安全运抵建康，戴施、谢尚等人立下的实在是大功一件。两人固然得以加官进爵，殷浩也得以暂时逃脱了桓温的弹劾。

当时有识之人如王羲之等都不看好殷浩的北伐之举，然而殷浩已别无选择。九月，殷浩再次出师，屯兵淮上泗口，派遣河南太守戴施据石门，荥阳太守刘遯据仓垣。十月，谢尚派遣的冠军将军王侠攻克前秦据守的许昌。洛阳已经近在咫尺，然而，北伐大军却不见了动静。原来，殷浩自有锦囊妙计。他暗地里派人游说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杀掉苻健，并以专制关中为诱饵。这本来是个异想天开的主意，而妙在雷弱儿等果真答允，并请求派兵接应。等到永和九年秋张遇作乱，苻健堂侄苻黄眉弃洛阳西返长安的消息传来，关中孔持、刘珍、夏侯显、乔秉、胡阳赤、呼延毒等聚众数万人的反秦势力又遣使来请兵的时候，殷浩大喜过望，再也不顾王彪之等人对雷弱儿之举的怀疑，于十月自寿春帅七万军队北伐，意图收复洛阳。然而正在殷浩踌躇满志的时候，却传来了前锋姚襄所部趁夜遁逃的消息。

东晋朝廷对北方流民集团一向心怀猜忌，以祖逖之忠，尚且不免，非其族类的姚襄受到殷浩的猜忌自在意料之中。如果姚襄积极北伐，殷浩可能会因其利用价值而暂且容忍，但是许昌败后，姚襄“屯历阳，以燕、秦方强，未有北伐之志，乃夹淮广兴屯田，训厉将士”，一心保存势力，遂成为殷浩眼中之钉，几乎公开翻脸。◎◎ 此次北伐，殷浩以姚襄为先锋，其如意打算显然是，如果姚襄奉命北伐，就借机消耗姚襄实力。如果姚襄违命，正好可以趁机消灭。然而姚襄看穿了殷浩的图谋，他自然不会为殷浩火中取栗，于是决意反叛。他将计就计，率军北行，中途散布军队夜遁的消息，然后埋下伏兵，等待殷浩。殷浩果然中计，率兵追至山桑，正落入姚襄埋伏之中，姚襄纵兵横击，晋军大败，死伤上万，辎重损失殆尽殷浩狼狈逃归谯城。姚襄趁势南下，接连击溃殷浩阻击军队，遂占领淮河两岸，屯驻盱眙。晋廷束手无策，只得以谢尚与之对抗，寄希望与两人的交情。

殷浩“连年北伐，师徒屡败，粮械都尽”，名声扫地，积怨已久的桓温趁机上书要求罢免殷浩。司马昱等人纵然勉强，众怒难犯，也只得废殷浩为庶人。朝廷的北伐旗帜已倒，东晋的北伐从此进入了桓温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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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浩、姚襄交恶缘由，诸史料所载各异。《晋书－姚襄传》认为是殷浩“惮其【姚襄】威名”，屡次派人刺杀姚襄，又命将军魏憬率五千余人偷袭姚襄，结果却被姚襄大败，魏憬被杀，部众被并，两人矛盾遂至不可收拾。《晋书－殷浩传》记载了魏憬被杀之事，观其语气，似认为姚襄主动袭击魏憬，以扩大实力。同传记魏憬所统为其兄降人魏脱之部曲，而《资治通鉴》记载不符。《姚襄传》所载殷浩与姚襄部下权翼的一番争执，似也表明曲在殷浩。《殷浩传》诸多错乱，于殷浩北伐处尤甚，所以本文不采。而《姚襄传》归咎殷姚交恶为殷浩忌惮姚襄威名，又略似肤浅。只有《资治通鉴》，点出姚襄保存实力，用兵自重之举，似明了此事本质。

七－伐秦
（1）

扳倒了殷浩，桓温心情轻松，对左右说“少时吾与浩共骑竹马，我弃去，浩辄取之，故当出我下也。”田余庆先生说桓温一生谨慎，对付政敌往往欲取先与，我怀疑可能受过这句话的影响。如此，永和六年到永和九年的北伐，是不是就是桓温弃去、又逼迫政敌不得不取的一只竹马呢？我不知道。桓温晚年的废立篡夺，把他壮年在政坛上的一举一动都涂上了一层别有用心的油漆，年代久远，现在我们已经很难擦去这层油漆，看清他的内心了。白居易的《放言（其三）》“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强调得是要盖棺才能定论，看似是高明之法，却偏偏忘了万物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万物之灵的人类，不是岁久不变的玉石，几十年、几年、甚至几天的时间就足以变得面目全非。拿日后篡位的新朝皇帝，来猜测当年礼贤下士的博学宏儒，实在是如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一般。既然盖棺定论逻辑上不可靠，就事论事又很容易被蒙蔽，在评价历史人物时的狐疑，看来除了求助完全偶然的占卜之外，便只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了。

“温文尔雅的枭雄”，这句看似自相矛盾的话，就是我对桓温的总评。他的枭雄之名建立于他的青年时代，从那时候起，时间虽然流逝了上千年，却从来没有改变过。然而，他在建康与诸名士的交往，在江陵与属下的雅集，他对金城柳树的感慨，对安石碎金的赞叹，对方外司马的宽容，对孟嘉落帽的戏谑以及许许多多没有被岁月冲走的故事展现得，却是这位枭雄名士的一面，温和的一面，善感的一面，冲动的一面。一部《世说新语》，出场最多的是谢安，排在谢安后面的，不是王谢风流的任何一位，不是中朝名士的任何一位，却恰恰是本文的主人公，以枭雄名世的桓温。幸亏有了这些故事，我们才可能探究一下他的内心世界。

对于桓温，我不在乎他的废立篡夺，东晋政权本来就是世族的政权，至于是司马氏这个世族还是龙亢桓氏这个世族，本就是无所谓的事情。如果硬按后世君君臣臣的那一套来划分，东晋人物非乱臣贼子的大概寥寥无几，连王导、陶侃这样的忠臣都不免心怀叵测。我所在乎的，有兴趣去推测的，除了他对岁月人生的态度之外，便是他的北伐动机。

永和五年到永和九年，桓温的军队蹉跎了五年。五年的蹉跎，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真心北伐。前文已经指出，桓温当时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东晋的情况，跟南宋不同。东晋人力财力，远逊北方，比不得南宋的兵源充足、富甲天下。如此劣势下的北伐，只能“度德量力”，审时度势而行。桓温五年的蹉跎，不光是在审时度势，更是在制造北伐的时势，对他自己来说是必然的选择，对国家也至少是利大于弊。而《资治通鉴》晋穆帝永和八年八月的一条记载似乎加强了我的猜测，“桓温使司马勋助周抚讨萧敬文于涪城，斩之。”。按，桓温平蜀后，蜀人反叛不断，被平定后又有晋将萧敬文之乱，是年平息。桓温虽然名义上都督八州之地，但可以推测，永和九年以前，他能够获得稳定后勤供应的，只有荆州。而荆州人口有多少呢？一百万左右。考虑到当时世族势力的强大，能够交纳赋税的人口当远少于此。东晋兵源，出自北方流民，可以想象桓温兵源的短缺。而北方虽然屡遭战乱，人口尚在千万左右。当时北方各方势力，动辄军力数万，如冉闵，全盛之时甚至有三十万之众，前燕军队也至少在二十万以上，都清楚得显示出桓温实力与北方的差距。桓温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调动整个东晋的资源，来进行北伐。然而东晋的情况并不比荆州好多少。整个东晋，人口也不过三四百万而已，在东部扬州、会稽，世族势力更加强大，即使在桓温日后控制了这些地区之后，他能够调动的资源仍然远逊北方。王羲之在写给司 马昱的信中警告“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并不是危言耸听。

然而，就是在这样困难的局势下，极其谨慎的桓温，不过刚刚取得北伐主导之权，不过刚刚获得东晋朝廷仅仅是名义上的支持，就开始了他的北伐。是因为五年的蹉跎错过了太多时机了吗？如果是，此时桓温面对的，又是怎样一种“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啊！

（2）

永和十年二月己丑【十一】，桓温伐秦之役开始。这次北伐动用兵力四万，大军自襄阳溯沔水北上入均口【湖北均县东】，到达南乡【河南淅川东】。然后弃船登岸，主力自淅川【今河南淅川】直指武关【今陕西商洛西南丹江北岸】。同时他命令梁州司马勋率本部兵力沿子午道穿越秦岭进攻长安为策应，又联络后赵旧将、现前凉秦州刺史王擢攻秦西境。

北伐进展顺利。大致在三月份，桓温前锋攻克上洛【陕西商州丹江北岸】，俘获秦荆州刺史，再击破青泥【陕西蓝田南】。司马勋越秦岭北上，王擢进攻陈仓【陕西宝鸡市东】，形成三面夹击之势。秦帝苻健派遣太子苻苌、弟弟苻雄、子苻生、苻菁等率众五万于嶢柳【陕西蓝田南】、愁思堆【据《晋书·苻健载纪》，《桓温传》记为愁思塠。不知何处】抵抗桓温主力。四月己亥【四月二十二】，晋、秦激战于蓝田。苻生雄勇好杀，单马入阵，出入十余次，先后杀死晋将应庭、刘泓等，晋军死伤千数。在此不利情形下，桓温督众力战，其部下薛珍、侄子桓石虔等都是当时猛将，终于扭转战局，大败秦军。而桓温弟弟桓冲统帅的军队也在白鹿原【陕西蓝田西灞河、产水之间】大败苻雄率领的秦军。据此推测，苻苌、苻生率领的是秦军主力，遭遇的也是桓温统帅的晋军主力。苻雄率领的是秦军
侧翼，面对的也是桓冲统帅的晋军侧翼。可见当时秦军的战略意图是与晋军决战。秦军败北，苻苌退还长安，苻健只得改变战略，避免与晋军决战。自以老弱六千固守长安小城为饵以吸引晋军主力，而尽出其精兵三万，补充苻苌兵力，为游军，寻找晋军薄弱部，伺机突破。

晋军转战而前，于四月壬寅【四月二十五】兵抵灞上，与长安咫尺相望。这是晋愍帝被匈奴灭后三十年来晋军第一次兵临长安，垂垂老矣的西晋遗民感慨万分，“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图今日复睹官军！’”。当是时，长安附近郡县纷纷来降，桓温军队的军纪一向不错，桓温本人又善于抚谕居民，史载“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 *** ”。响应张遇起兵、现在占据长安近郊霸城【霸城距长安仅三十里。如此之近，似乎不太可信。或者另有霸城】、有众上万的呼延毒也与桓温取得联系。光复长安，似乎指日可待了。

然而如此形势下，桓温却出人意料得徘徊灞上，迟迟不去进攻近在咫尺的长安。秦军趁机利用其骑兵之机动优势，突袭司马勋于子午谷，司马勋被迫退屯秦岭北麓的女娲堡。而桓冲所部偏师也为秦军击破。只有桓温部将薛珍径自率所部渡灞水，颇有斩获。本来桓温打算因地就粮，而苻健抢先一步，尽数割光田间小麦，坚壁清野。而关中豪杰又摸不透桓温心中想法，疑惑、失望，民心开始涣散，所以晋军也得不到多少居民的粮草支援。两军相持日久，晋军乏粮，军心开始动摇。

五月底，桓温与苻雄统帅的秦军大战于白鹿原，晋军在兵力【晋军当在三万左右，而秦军在六万左右】、士气、粮草供应等方面的劣势陷落出来。战斗中桓冲陷入敌阵，性命危急，而秦军势大，难于解救，桓温兄弟情深，无奈之下，使出激将法对桓石虔说“汝叔落贼，汝知否？”。桓石虔于是策马入万人阵中，所向披靡，迅速救出了桓冲。然而，晋军的劣势无法弥补，这场大战晋军以失败告终。经此一败，收复长安已成泡影。六月丁丑【初一】，桓温徙关中居民三千余户以及呼延毒所部万人向潼关撤退。粮草匮乏的退师，在秦军沿途追击下屡败，损失不小。

这次北伐晋军虽然失利，但是基本杀伤相等。秦方两名主帅，太子苻苌在战斗中中箭【据《魏书》，发生于追击桓温时】，于十月不治身亡。苻雄卒于八月份，死因不明，有很大可能于战斗中受伤及心力交瘁有关。可以说，这是场虽败犹荣的北伐。关于晋军伤亡人数，《晋书》诸传无明确记载，《资治通鉴》记载白鹿原大战晋军死伤万余，撤军又死伤万余，不知何据，但似乎过于夸大。因为如果真伤亡两万以上的话，桓温名声定会严重受损。枋头之败后桓温望实俱丧就是明证。而伐秦之役后，桓温威名日重。不见任何名声受损的记载。此其一。伐秦之后，不见任何关于桓温败绩的指责。桓温部将薛珍指责桓温过于持重，后人就师老灞上颇有微辞，这都是具体战术上的问题。在当时，不见其他晋人有所指责，反倒有晋穆帝遣使劳军之举。此其二。枋头之败，朝堂之上暗流汹涌，以当时桓温
的实力，都不得不先灭袁真，后废晋帝海西公，才勉强挽回局面。伐秦之时，桓温威势远逊枋头之时，而不见任何补救举动，显见他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此其三。桓温夺位未遂，桓玄代晋失败，所以不排除晋人故意夸大伐秦之役损失来丑化桓温的可能性。《资治通鉴》诸作者视桓温为乱臣贼子，史料取舍时难免偏执。

《晋书－桓温传》录自《世说新语》的一个小故事反映的就是晋人对桓温的丑化。“初，温自以雄姿风气是宣帝【司马懿】、刘琨之俦，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前秦】还，于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访之，乃琨伎女也，一见温，便潸然而泣。温问其故，答曰：“公甚似刘司空。”温大悦，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问。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须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声甚似，恨雌。”温于是褫冠解带，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此事疑点甚多。刘琨老婢流落北方，为桓温解救，不思感激，何故刻薄如此？尤其“声甚似，恨雌”一句，若非怀恨在心，否则面对素昧平生而威势赫赫的大将军，老婢何胆，敢出此言？单以相貌论，桓温“豪爽有风概，姿貌甚伟”，“眼如紫石棱，须作猥毛磔”，又哪里似老婢所述？刘琨相貌，《晋书》本传有“俊朗”之赞，有“雄豪”之评，岂不正如桓温相象？又，桓温呼王敦为“可儿”，又何来“意甚不平”之语？以诸人功业而论，更显蹊跷。刘琨军事才能有限，一生征战，败绩居多。“善于怀抚，而短于控御”，军队实力有限，始终局促并州。“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再加识人不明，终于一败涂地。主要是因为他孤身赴险，为国抒难的精神何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悲剧，才为后人推崇。桓温才能、功业远胜刘琨，似乎不应崇拜如斯，更不可能“昏然而睡，不怡者数日”。种种蔑辞，不一而足。后人读史，不可不察。

(3)

这次北伐的目标，不是盘踞淮河两岸、根基未稳的姚襄，不是得而复失的洛阳【《资治通鉴》：永和十年正月，“故魏降将周成反，自宛袭洛阳。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鲔渚”】，而是经营关中数年立足已稳的前秦，似乎于理未通。但是，这似乎可以从时机紧迫上来解释。桓温并不把姚襄放在眼中，至以“小竖”相称【见《桓温传》桓温废殷浩奏章】，对于周成等人当然更不放入眼中。而蒸蒸日上的前燕这时候正在经营河北，暂时无力南下。放眼河南，并无可与桓温匹敌的对手。而关中苻氏，豪杰辈出，实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强敌。最好的战略时机自然是永和七年左右，而当时桓温不握北伐权柄，无能为力，拖延至今，已成稍纵即逝的机会。从恢复旧疆的角度讲，关中四守之地，是恢复中原的最佳基地。关中与桓温辖区接壤，兵力调动、后勤支持都比直取中原方便。这应该是桓温选定前秦未第一个北伐目标的主要原因。而前秦政权对桓温的心存畏惧，入关伊始的移书通好之举，永和九、十年里的张遇、胡延毒、孔持、刘珍、夏侯显、乔秉、胡阳赤之乱，都无疑加重了桓温伐秦的筹码。从伐秦初期的顺利可以看得出这项选择的正确。伐秦的最终失利，桓温的徘徊灞上难辞其咎。

他在灞水上的徘徊，当时就造成严重后果，这从王猛入见时两人的一番对话可以看出。当时桓温就当时局势咨询王猛“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王猛答道“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桓温“嘿然无以应”。从兵临灞上时居民的持牛酒相迎到现在的“三秦豪杰未有至者”，可见桓温此举之沮丧民心。失去当地居民的支持，晋军缺粮问题才变为致命问题，并最终导致伐秦失败。


他的徘徊灞上，不免让人怀疑他伐秦的动机。一种流行观点就是，他在灞水上的观望，实为保存实力之举，其意不在咫尺长安，而在万里之外的建康。以此推算，他甚至不一定有收复长安的打算，因为收复长安必然导致秦军垂死反抗，必然导致桓温实力受损，自然为以北伐壮大声势、抬高政治地位之筹码的桓温所不为。

这种观点不能不说是有道理，然而，以我推测，他的徘徊灞上，更多的是受他谨慎性格的约束，与他当年在成都城外的犹豫，与诸葛亮师老岓山的无功，同出一辙。当时战局，苻健以老弱残兵六千固守长安小城，而以多达六万以上的精锐四出游击。这不能不让桓温心有疑惧，以为是苻健诱敌之计。而前秦游军击司马勋、桓冲之举，更明显有孤立桓温主力的倾向。贸然攻城，纵然成功，前秦主力未损。一旦受挫，以当时秦、晋兵力对比，晋军很容易陷入前秦骑兵包围之中。以桓温“蒱搏，不必得则不为”的性格，显然为其所不为。他当时的打算，应该是屯兵灞上，保持战略主动，并以其兵威压迫前秦内部瓦解。这项策略并非桓温的异想天开，并非不可行，然而其可行性严重依赖于三点，一是民心思晋，二是前秦内部不稳，三是晋军粮草充足，可以打持久战。这其中第三点至关重要，只有第三点成立，一二两点才会从潜在因素转换为实在的筹码。实际上，正是晋军乏粮这一致命缺陷导致了他这项策略的失败。他有没有想过别的策略，必然佯攻长安，以吸引前秦主力回军，毕全功于一役呢？不知道，但是即使他想过，以三万晋军对抗六万秦军，成功的可能性大吗？所以我说，以桓温的性格，他别无选择。

桓温不是刘裕，不可能孤注一掷。桓温不是赵充国，他没有朝廷有力的支持，没有富足的后勤支援，不可能打持久战。他的才能让他周旋于两者之间，取得有限的成功。他的性格却每每让他在距离辉煌一步之遥的地方失败，日后枋头之败，夺位之败，莫不如此。

本文名为师老灞上，就是因为灞上一役，深深地反映出了桓温性格中的缺陷。这一点我看得出，智者们当然更看得出。明显的例子就是王猛。虽然桓温对王猛极度赏识，王猛却终于没有追随桓温而去，他应该看透了桓温的缺陷，明白他永远不会真正成功。

八

伐秦之后的两年东晋政局相对平静。朝廷方面固然找不出可以和桓温抗衡的人物，然而谢尚控制着建康西门豫州，荀羡控制着建康北门徐州，桓温的势力被阻在江州以西，对朝廷构不成卧榻之侧的威胁。一度威胁长江的姚襄，在部众思归的压力下拔营北上，于永和十一年五月占据许昌。豫州刺史谢尚趁机从长江北岸的历阳移镇寿春。当时东晋势力，已经推进到黄河以南、许昌以东、泰山以西，处于攻势。当时北方政权中，永和十一年前秦旱蝗交加，无力旁顾。苻健死后，子苻生即位，沉迷于杀人游戏中，也无暇旁顾。青州的段龛、并州的张平、许昌的周成，首鼠两端，并无大志。只有前燕，在永和十年底开始大举征兵，开始向山西、山东扩张。

趁着此间的闲暇，介绍一下桓温的家族。桓温母亲孔氏，在这两年间去世。桓母可能身体一直不好。桓温年轻的时候，就曾经为了给母亲治病，不得不把幼弟桓冲抵押给别人来换羊来做药引。当年孤儿寡母的辛酸，这时候已经被桓温的崛起洗刷得干干净净。桓母之丧，朝廷派“侍中吊祭，谒者监护丧事，旬月之中，使者八至，轺轩相望于道”，待遇上远远高于当年死难的桓彝。桓温有兄弟四人，云、豁、秘、冲，这时都有所成。二弟桓云，在母丧后出任江州刺史。江州物产丰富，贸易发达，是当时与会稽并称的粮仓。江州落入桓氏手中，不仅平添了桓氏物质实力，更让桓氏荆州根据地免去了下游的直接威胁，可以说是桓温势力发展史的一大里程碑。桓豁“甚有器度”，此时官职不详，但从其连辞司徒府、秘书郎、抚军从事中郎等征辟看，已有名声在外。桓秘更是“少有才气，不伦于俗”，这时候可能在宣城内史任上。桓冲是桓温最喜欢的弟弟，已经凭军功升为宁朔将军，都督荆州七郡军事，镇守襄阳。桓温子侄辈中，人才济济。论武功最出色的要数桓豁之子桓石虔。伐秦一役，威名远扬，时人甚至以“桓石虔来”来恐吓疟鬼，据说“病者多愈”。论玄学风度则有桓豁子石秀桓冲子桓嗣“并为桓氏子侄之冠”。他如石民等等都是一时才俊。套用谢玄的一句话，那真的是，“芝兰玉树”，满布庭阶了。

桓温的妻子是晋明帝的女儿南康长公主。东晋的公主，因为皇室衰弱的缘故，架子远比其他朝代的公主小，相对得，夫妻关系应该比较和蔼。而从史书的只言片语判断，南康长公主是位可爱的女性。大家可能还记得桓温的那位方外司马谢奕，桓温不胜酒量，被他逼得无可奈何的时候，就会躲到公主卧室里去。而南康长公主对不拘礼节跟了进来的谢奕并不发怒，而是拍手开玩笑说，你不逼他喝酒，他还不回来呢。她的可爱更体现在她对待李势女儿的态度上。桓温灭蜀后，纳李势女为妾，瞒着公主藏于别馆。公主知道后大怒，率领手下婢女前往袭杀。结果却被她的美貌震撼，被她的镇定感动，两人和好。当时的南康长公主说了一句有名的话，“我见犹怜，何况老奴！”她的心胸之宽实在值得赞扬，然而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老奴”这个称呼。在东晋，这是带戏谑语气的爱称。【《世说新语》温【山乔】表妹在戳穿温【山乔】骗妻的谎言时说得就是“我固疑是老奴”。这是个非常有趣、旖旎的故事，见《世说新语－假谲篇第九条》，可惜被人考证为误传，实在是大煞风景】。由此推断，两人的夫妻关系应该不错。

谯郡龙亢桓氏，经过桓温十余年的经营，已经囊括东晋半壁江山，掌握天下泰半兵柄，成为当时最有实力的士族。东晋操纵国柄的最顶级士族先后为琅琊王氏，颖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南渡之前已为高门，颖川庾氏以外戚晋身，白手起家的，只有桓氏谢氏。谢氏的崛起大致与桓氏的崛起同时，但是一直为桓温压制，经过谢尚、谢安、谢玄多人几十年经营才凭淝水殊勋成为顶级士族。只有桓氏，凭借的是桓温一人之力，在短短十几年里，迅速窜升为顶级士族。桓温之能，斯为可观。

九－伐羌

永和十二年夏，占据许昌的姚襄率众攻击故冉闵部将周成于洛阳，逾月不克。桓温看出了可乘之机，开始了他第二次北伐。

桓温当时已经官拜征讨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诸军事，正式掌握了东晋北伐大权。这是桓温与朝廷妥协的结果。史载桓温“欲修复园陵，移都洛阳，表疏十余上”，朝廷当然不会同意。作为交换，朝廷不得不正式承认桓温北伐领导权，“委以专征之任”。按《资治通鉴》的记载，朝廷在永和十二年三月前已经赋予桓温北伐姚襄之权，而桓温的大军迟在六月后才发动，显然是在等待时机。姚襄顿兵坚城之下，桓温在背后虎视耽耽，明眼人都看出此中危险。姚襄长史王亮就为此劝说姚襄放弃洛阳，进军河北，而姚襄却执意攻取洛阳为根据地，姚襄、周成，在酷夏僵持于洛阳城下，只便宜了北上的桓温。

桓温派遣督护高武据鲁阳【许昌西南】，辅国将军戴施【他是自邺城取回传国玺的关键人物】屯兵河上，以舟师进逼洛阳。当时谯梁水道已通，桓温于是上表请求徐州豫州部队自淮泗入河支援【据《晋书－桓温传》。当时徐州刺史是荀羡，豫州刺史谢尚，然而两人传记中均无相关记载。我怀疑《晋书》有误，可能是把伐燕之役豫州袁真伐谯梁，打通粮道之事张冠李戴。】。自己率主力从江陵出发【行军路线 不详。可能是沿今汉江北上】。八月已亥，桓温军队抵达洛阳城南的伊水南岸。姚襄只得撤围洛阳之围。他在伊水北岸树林中伏下精兵，遣使诈降，说道“承亲帅王师以来，襄今奉身归命，愿敕三军小却，当拜伏路左。”桓温对姚襄一向不放在眼中，他的回答也对姚襄视若无物，“我自开复中原，展敬山陵，无豫君事。欲来者便前，相见在近，何烦使人！”，于是强渡伊水。桓温亲自披挂上阵督战，桓冲等晋将奋勇前击，姚襄疲劳之师无法抵挡，死数千人，姚襄率手下数千骑兵西走。困守洛阳的周成帅众出降。晋军第二次收复古都洛阳。八月己丑，桓温进謁晋帝诸陵，修复残缺，并置陵令看护。秋风原上，在司马懿的高原陵下，也许他会记起物故的刘惔说过的一句话“【桓温】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而若干年后，他不无担心得说“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那时候，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起当年在峻平陵【司马师（景帝）墓】、崇阳陵【司马昭（文帝）墓】下的心情。四十四岁的桓温当时想了些什么，已经不得而知了。

桓温上表请求镇西将军谢尚都督司州诸军事，镇洛阳。他自己显然不打算在洛阳久留，在谢尚来前就率军南返。随之南下的，是降将周成和姚襄、周成降军三千馀家。至于洛阳，他留下了两千士兵给颖川太守毛穆之、督护陈午和河南太守戴施。

这次北伐收复的河南领土，在以后几年被前燕不断蚕食，到兴宁二年，洛阳再次沦陷。《晋书－桓温传》“温还军之后，司、豫、青、兗复陷于贼”，是典型的春秋笔法，暗含对桓温既不乘胜收复河北、山东，又不移镇洛阳，固守旧土的指责。然而当时如果渡河北上，必失去黄河这一战略缓冲，与前燕直接冲突。当时前燕慕容俊、慕容恪、慕容垂明君干臣良将济济一堂，无懈可击，所以北上必为桓温所不取。西进关中，又有灞上之前车，所以似乎只有东援青州段龛可行。然而东援，势必过豫州、徐州，两州是朝廷赖以对抗桓温的根本，所以朝廷必然全力阻止。进取既然不可行，固守呢？桓温推荐镇守洛阳的谢尚以疾不行，继任的王胡之未行而卒。洛阳在陷落前，似乎并没有方镇重臣镇守，除了短暂停留过的桓温。

桓温并不是没有固守洛阳的打算。事实上，从永和十二年初到兴宁二年，桓温一直倡议还都洛阳。在北方此起彼伏的诸胡的压力下，能够保住洛阳的唯一途径就是举东晋全国之力抗衡北方。而只有迁都洛阳，让维持东晋政权的各大士族感受到诸胡切切实实的压力，才能凝聚全晋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