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头的“澳”指可泊船的海湾；“头”指边头；“澳头”就是海湾边头的意思。
这是一个东南沿海常见的地名，也是一个很美的地名，
从观察到的原生海岸地貌看，与刘五店相若，澳头一带古早时或许曾经到处是菅芒丛，到处是沙洲，到处是滩涂，到处是水鸟，到处是或泊或行的船只，极似《诗经》中描绘的“在水一方”。如菅芒丛可以形容为“蒹葭苍苍”，滩涂可称是“水中坻”，沙洲可称是“水中沚”，港湾边头可称是“水之涘”，而船上刚好是“宛在水中央”。
然而，这一切早已经不复存在了。
上世纪60年代初，厦门文史学者何丙仲尚在就读中学时，曾到过澳头，据他回忆，那时的澳头“滩涂多蠔堆石，每堆12块不长的条石。近岸有点海加椗（红树林），再上去有点脏兮兮的沙滩。三顿吃地瓜，倒是823炮战曾出过女民兵，全国闻名”。上世纪80年代，曾在彭厝中学教书的张先生亦清楚记得，当时经常到澳头和欧厝之间家访，“这里原本是破败的渔村，海边堆积着海蛎壳和紫菜架，还有成片的蚝墩。”
这些生动真切的勾勒让我对澳头的早期情况有了较为形象的了解。
现在，澳头已经渐渐远离了海岸，一些大型的码头用填海的方式慢慢切割着渔村与海洋的联系，也许，城市的发展确实离不开这些用途广泛的大型码头，但对于渔村里有点年纪的人来说，往昔以海为田的生活仍然深萦于心。
在历史上，澳头与刘五店都是翔安有名的古渡，刚好就分布在隧道的两侧，与对岸的五通码头形成一个等距三角形，三者互为掎角。澳头人永远忘不了2010年4月的某一天。厦门岛与翔安之间的海底下开通了大陆第一条海底隧道，这条长约9公里的海底隧道，使澳头续渔村衰落之后，再次遭遇轮渡的边缘化。
同样是陆地突出部，同样是前海后池，同样是渔村古渡，同样是华侨祖地，同样面临着重大业态转型。澳头村的村庄经营明显与刘五店不同。一位刘五店村民告诉我，在过去，民间有顺口溜称：“刘五店吃澳头穿”。说的是论吃的要数刘五店好，论穿的的则澳头讲究。也就是两个村各有千秋。今天依然是这样。澳头经过多年探索，已经从捕渔过渡到海鲜美食，村里陆陆续续出现了包括633海鲜馆在内的众多知名度极高的海鲜美食品牌，吸引了不少客人从岛内甚至更远的地方驱车前来，从而形成环境与生计的良性循环。而拥有古渡、古坞、古街的刘五店和距澳头极近、渔船更多的欧厝却在这方面相对逊色。同样，刘五店的虾苗养殖业获得了很大成就，这方面澳头只能自愧不如。
以海鲜美食为突破口，被大型码头包围的澳头人让我看到了一种鲜明的特质，那就是团结敢拼。
为何说团结。正如前述，这个村主要是由蒋、苏两个姓氏的家族组成的。与历史上闽南人喜欢家族械斗的作风截然不同，蒋氏和苏氏关系极为融洽，最典型的例子是蒋氏宗祠居然和苏氏宗祠一前一后紧紧相连，中间只隔一道小小的缝隙。这在翔安，我是第一次看到，估计全国都不多，这体现了闽南人强悍之外友善温情的一面。
为何说敢拼。在澳头村，我看到一个文创宣传牌，上面提到1821年那艘首航新加坡的木帆船。宣传牌上写明这艘船是澳头人所驾驶，经厦门港到达新加坡。而前面我在刘五店一文中提到，有学者在报纸中声称这艘船是刘五店始航。综合起来，正好就是澳头人驾船从刘五店出发，经厦门港到达新加坡。当我听说澳头华侨数目惊人，多达本土村民人口的六倍以上，且多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华侨时，我不由对这艘首航新加坡的神秘古船充满敬意。
为什么不依当年木船的原样，复制一艘放在村里的怀远湖中呢？
行走澳头，一路寻觅。
让我诧异的是，在澳头，没有刘五店那样的古渡，没有刘五店那样的船坞，没有刘五店那样的老店街，只是不时发现巨大的防空洞门堡，发现为数众多的遭受炮击的残垣断壁。最终，我恍然大悟，原来此村压根就是一处曾经饱受战争蹂躏的荒凉废墟。正因为如此，澳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村庄，这样说不是说它的历史很短，而是说其现存民居很少早于民国的。从明代抗倭、清代迁界、日军侵华到金门炮战，澳头多次蒙受惨祸，每一次都是毁灭性的。当年，为了防止日军登陆，村民自个儿把古渡给炸了。可炸了古渡的澳头，依然无法阻止日军来自空中的疯狂轰炸，超过半数的古厝因此毁坍，其它的也大部受损。村里的红砖厝，大多是解放后盖的，其中有一座1969年盖的特别有意思，门楣上写着“勤俭持家”，水车堵的灰塑上表现着渔村人劳动时的情景，这种现代感极强的红砖厝装饰风格，我是第一次见到。据称这栋房子的屋主姓蒋，明明是用南洋寄来的钱盖的房子时，却吹牛是蒋介石寄的，结果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整得死去活来。（前述为村民所言，真实性待考）
战争对澳头的伤害是巨大的，最令人可惜的是，澳头村最著名的华侨，新加坡侨领蒋骥甫先生卜居的我素庐和其捐资兴办的觉民小学也在战火中蒙受重创。蒋骥甫一般人可能不太认识，但如果有人说他和陈嘉庚合伙办过橡胶园，和陈文确合伙开过银行，大家就会明白，这位华侨极不简单，他其实就是一个陈嘉庚式人物，这样的人在下后滨也有一个，叫洪子晖，都是热衷于在翔安办义学的爱国华侨。有意思的是，蒋骥甫和洪子晖都是佛教徒，曾一起搞过一个叫“佛经流通处”佛教团体，后来这个“佛经流通处”进一步发展成为佛教界非常有名的新加坡居士林。
清末民国时期的很多南洋华侨真的是很感人的一个群体。在翔安走村的过程中，我不时会邂逅他们留下的洋楼遗址、产业遗址、义学遗址，令人遗憾的是，这些遗址大多缺少保护，杂草丛生，自生自灭。每一次邂逅，都会让人感到一种内疚。这样热心帮助过村庄的人，村民为什么不感恩他们呢？像澳头的蒋骥甫和下后滨的洪子晖除了要保护好他们的故居与义学遗址，完全可以塑个铜像立在村口，纪念他们，完全可以把村中的一些道路，命名为子晖路或者骥甫路。如果不保护好这些杰出华侨的遗迹，如果不高度尊重这些分布在各个村庄里的真实存在的陈嘉庚式人物，在海底隧道上方有模有样的搞那个没有实质内容的中山华侨公园又有何用呢？民国时期的众多南洋爱国华侨与陈嘉庚其实是众星拱月的关系，遗憾的是，人们只是看见月亮，而忘记了整个璀璨的星空。没有记性与没有梦想，同样都会导致社会的异化。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看那些散布在各隅的被人忽视的村庄，因为有一种叫人文的人类精神被遗失在那里。
我素庐的“我素”，有人解释是我行我素，我感觉不太靠谱，不符合蒋骥甫的个人特质。蒋骥甫是佛教徒，这个“我素”，应该与佛道哲理有关，是指归朴守拙之类的意思。“我素庐”三个字写得遒劲有力，落款为洪鸿儒，这让我想起了民国时期马巷窗东的一个大人物，洪晓春。洪晓春厦门人称为晓春伯。从清末开始一直到民初当了很多年的厦门商会总理，晓春是他的字，而他的本名正是鸿儒。现在岛内的中山公园里，还有一个晓春桥。刘五店那边有一个光华小学便是他参与筹建的。和蒋骥甫一样，洪晓春也是洪子晖的朋友。但他不是华侨，而是厦门的儒商，只是逃难时，曾经避难南洋。
从这些彼此交错的关系看，南洋华侨与本埠商界精英之间，关系极为密切，甚至身份可以互相转换。晓春伯在逃难南洋之前，早已把生意做到了南洋。而一些南洋的巨商，同样把产业引向了故园。
我不能不说，民国时期的这些闽南人杰，确实是非常智慧并且爱乡爱国的。
马晓春，蒋骥甫等人都是厦门地方性抗日领袖。正是因为这样强悍的乡土精英在组织抵抗，正是因为抗战时期的翔安充满血性与豪情，国民党金门政府迁到大嶝后才会一直保持顽强存在，同安渔民才会群起勇救美国飞机员，澳头才会被日军如此惨烈的报复。据称，金门炮战时期，澳头炮受台军炮火攻击，为保护村民的安全，政府把村民安顿在刘五店一个叫“新村”的地名，这倒是澳头与刘五店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历史已经远去，今天的澳头已经渐渐抚平创伤，成为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
在澳头古渡原址一带，我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面积不大但极为神奇的贝壳沙滩，沙滩上到处是小小的贝壳，其中也有一些较大的海螺。我走在上面，每一步都踩着成百上千个贝壳，脚沙沙作响，有时深深陷下去，被无数的小贝壳所包裹……
不管这个贝壳沙滩是天然还是人为的，我想，如果在澳头靠厦门的这一侧海岸，打造一个真正的贝壳沙滩，倒是一个有趣的创意。就全球而言，贝壳种类极为繁多，完全可以据此在澳头打造一个大型贝壳博物馆，并在村里，进行各种关于贝壳的创意，甚至在海鲜美食方面，独创贝类美食主题。这可能也是未来的一种出路。
临走时，我看到一个残缺的牌坊孤零零在矗立在菜地里，像是一座小小的圆明园，而这就是澳头沧桑历史最好的见证。
我素庐的门面及门楣，落款是洪鸿儒，也就是大名顶顶的晓春伯
我素庐曾经被日军的战机炸毁，后来当过村部
很好奇“前卫”两字下面原来是写什么？
热情的阿婆，问我吃了没有？我喜欢这样的地面。
阿婆家的楼上，有点像吕塘的九架大厝，只是这个阳台变瘦了。
这是八十年代的房子，基本是石条砌成。
1969年的红砖厝，门楣居然写得这样朴素。
屋主的大伯在新加坡，这是他一家的合影，据称照片中的女主人是广东人。
水车堵上的劳动情景，那个灰塑造型条就叫水车堵，不要问我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水是美的意思。
我愣是没看出来在做什么，知道的人不妨留言。
这剑麻居然长在屋顶上。
有人说它是狮子，我倒感觉像石狗。
如果没看错，这只石狮公，它居然双脸三眼，好诡异。
它们到底哪里来的？
贝壳沙滩中不时可以看到漂亮的海螺
1957年的建筑，原队部办公场所，据说是仿照觉民小学建的。
这些标语要留住，很小资。
再破的红砖厝把环境整理好了，也极富美感，阿婆可能当过村干部，看我拿起镜头，马上来个背手姿势，据说这是基层干部的习惯。
好红的泥肉，当年日军的凶残可见一斑，攻击民宅很有本事。
红砖厝本来很讲对称的，但是后期盖的，也就乱了。
觉民小学现况内部
澳头现在的码头，在原来村民自己炸掉的古码头处兴建
黄昏的澳头海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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