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南黛溪：
一、回家过年与零下温度
往里村，是我的家乡、永远的出生地。在东经119°17′806,北纬26°83′500这个地球仪上看不见的一个点上和任何地图上都难以查找到的一个小不点。这里的人们，都姓张，大家都相互认识，任何一个家庭的鸡毛蒜皮都是全村共有的资产。我们操着大家公认的难听的闽东方言福州话之屏南口音之代溪音调。这些与福州话有些变异的话语音调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千多年前祖辈们从福州跋山涉水的艰难迁徙。据族谱记载，闽张姓始祖，于唐昭宗大顺二年（公元891年）从河南封官迁居福州，后由于战乱等，历经千年辗转福建各地，不断往偏僻的山区迁徙，于明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迁至往里村定居，掰指加上脚趾掐算，往里村的历史已经有500多年了，这是美国建国历史的两倍还有找零，自豪！！！而为什么叫“往里村”，却查不到任何的文献和史料记录，最有学识和权威的长辈们也摇头，无从回答。从字面上，我想我们应该可以这样理解：
始祖的那户人家在迁徙了很多地方之后，定居下来后，原地的祖辈们就会问偶尔回到原来居住地的祖辈：你们一家子迁到哪里了啊？
祖辈们会回答“从这里从往里走，就到了”。
于是，另外一些人又问知道他们踪迹的人“那户迁徙的人去哪里了”，他们会说“住在我们这里往里一点的一个地方”，很多人又不断地重复问了，有时候被问不耐烦了，就手一指方向省略地回答“往里”。
于是叫着叫着叫着叫着，就成“往里村”了。
这个寒假，我终于回家了，在两个春节在外之后，终于为了纪念搬到新房十周年的今年回到这个山村，一家6口加两个姐夫两个外甥，共10口人，也都难得地集全地回来了。虽然每年过年几乎都一个样，但还有些事情是特别的，比如父母终于帮我在村头那个庙里还了多年前许下的愿，这个愿望许的是我能考上大学，父母说，现在都念研究生了，应该是个尽头了，不用神保佑，自己也该会念书了。
一回到家，和福州相差5摄氏度的低温，首先让我感受的是彻骨的零下严寒，在家中，唯一温暖的地方是内心，连被窝都是拔凉拔凉的，在村里流行着一句话：讨个老婆，回家暖脚，可见，有了老婆被窝才能睡暖，也可见，讨老婆的功能其实除了传宗接代、操持家庭、充当心灵港湾之外，还有相当于电热毯温暖被窝的重要功能。作为福建省历史上最低温度记录的地方（—9.5℃，1967年1月16日，屏南），让长期在外习惯了的我已经完全招架不住了。一般来说，没有两床十斤的被子，半夜肯定会被冷醒的，或者要缩成一团才能勉强维持人体的37℃恒温。
早上醒来，总会不经意间看到白茫茫的对面矮矮山丘，和村子里屋顶的积雪。而母亲的喊声，也伴随着这雪景，成为记忆：啊潘，掉雪了，起床吃午饭了。然后，迅速套上厚厚的冰冷外衣外裤，冲出门外到阳台，感受着嘴里吐出的零下温度和母亲煮饭飘上来的无以比拟的香味……
二、酒宴和酒席上的座位
这个年前，由于好日子较少，所以喜事扎堆，特别多的酒宴（喜宴），在短短的半个月里，有五场，三场乔迁宴，两场婚宴。所幸，在乡下，作为门事酒（即一个小宗族或一个集体的习惯性互情酒宴，形成惯例），参加一次宴席的红包才40元，这还是涨价后的，原来更便宜。在酒宴上，还有两餐，乔迁宴为11点开始的午饭，婚宴为3点多开始的晚饭，稍微简单的第一餐（差不多10道菜）之后，过一个钟头后有更丰富的第二餐。第一餐还可以待会一个礼物包，里面装有一个价值一元的甜饼，一个熟鸭蛋，一些糖果和花生，还有一包味精，以前是毛巾或抹布等等，总之，都是实用的食物和日用品。不过，在酒宴的前期，需要送礼，一般为一包日常食用的礼物，八个鸡蛋或两斤粉干或半斗地瓜粉（淀粉），还有放在袋子里最上头的一个10元钱的“压包”。这是习俗，至于是为什么一定送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是酒宴上较多使用的主菜或辅料，但没有人去深究这其中的原因，即为什么要施行这种送礼的习俗，或者说，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果质疑，应该要遭致嘲笑的。在《礼物的流动》一书中，这种礼物的交换是中国村庄中的特有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的巩固手段。我想，具体的原因，应该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乡村生活模式的完美体现，在早先，乡村生活贫困，而红白酒宴作为一户家庭的大事，单靠独家独户是很难完成的。而这些实用性的物品和“压包”，无疑为办酒席的东家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原料和前期筹备资金。而后面的回礼，更是对乡亲们帮助的致谢。在酒宴结束的几天内，东家还会回馈一个象征性的生鸭蛋和5元钱。这样一算，在乡下办酒席，是铁定赔钱的，不像现在的城镇里酒宴，那纯粹是为了赚钱，请帖多的人，真成了“喜”劫一空。
而在酒宴上，有着很多礼数规矩，最最重要的座位的排序，“一位”和“二位”是最为尊贵和德高望重以及年纪老、辈分高的人才能做的。一般来说，“一位”是在靠屋子大梁的八仙桌的左边第一个位置和“二位”是右边第一个位置。但是，随着大量青年后生的参加，这个习俗变得岌岌可危了。
我刚回到家里的第二天，就被母亲安排去赴一场乔迁之宴，由于母亲的千叮万嘱，叫我千万要懂得规矩，做好位置，不要做到“一位” 和“ 二位”上，被人笑话，而且都是大学生了，这更不应该。母亲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三个人一条凳子的中间位置，是肯定没有任何纰误。于是酒宴一开始就赶忙走向一桌，坐好在中间的位置，而左边的位置一直空着，因为那就是“一位”。“二位”上的那个老奶奶，也是在谦让了很久之后，得到大家热烈的公认后才客气地坐到这个位置上。而稍后，上来了两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一走到桌旁，就问哪个是“一位”，然后大家满意地指出。一般来说，在年长的乡亲印象里，年轻后生如果不识座位，只要他们懂得问问，不要做错，是没有任何不妥的，不会责怪连这点小事都不知道。但情况峰回路转，一个小女孩得到回答之后，就直接坐上了“一位”，小女孩没有丝毫的犹豫和谦让，以及那种大胆而随意的态度，让大家惊讶了一刻，然后马上就当作或者真的习惯了，但我分明观察看到二位上的老奶奶脸上的气愤与尴尬！
这种现象，可以称为“文化震惊”—— 一个社会学术语。一种习俗，如果没有约束（也约束不了了），不管是刚性的还是软性的，任何的松绑，都将是对习俗本身的致命冲击，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现代性的解放。在乡村内部并存着二元意识的时候，一个巨大的代际断裂层，甚至鸿沟便产生，而这裂口上写满着现代性的入侵，和传统性的萎缩。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在酒桌上的冲突，社会结构的裂变，有如同建构和解构的同时进行，充满着后现代戏剧的浓烈味道，有些令人啼笑皆非。
三、两座小学教学楼的命运
空空如也，是两座小学教学楼的共同命运。往里旧村一座旧教学楼，新村也建有一座新教学楼。“往里小学”是印在我人生第一张毕业证件上的一个章，只是一栋两层的砖瓦结构教学楼，和教学楼后面的教师厨房，木制的厕所在教学楼一楼的右边。一楼是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教室，二楼右边两间再分隔成四间作为教师房间，左边两间一间是五年级教室，一间分隔为办公室和幼儿园。旧小学坐落在往里旧村的低洼处，一些平地当作操持，在秋收季节还会被乡亲们长期占用，当作晒谷子用的场地。
小学，幼儿园一年加五年制小学，总共六年的时间，就在这个如今破旧的砖木混合楼里度过。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人生与学校的关系，总是要有六年，比如中学初中高中的六年，同在一个中学，大学后的本科加研究生，也是六年，在同一个大学。这是后话。
这个六年，是人生起步的开始，万事开头难，而我人生的开头，就要感谢这个小学带给我的。因为那时还有劳动课，内容就是帮老师砍柴火，抓虫子和挖蚯蚓给老师的鸡鸭吃，谁砍得多挖得多，就得高分，而我自小体弱斯文，所以在劳动课不受老师欢迎。逢年过节，还要给老师送五斤米，平常多送送菜，这样家长认为自己家的孩子就能得到老师的喜欢了。这和现在很多地方通行的给小学老师送礼，本质上是不同的，那时是家长出于没文化人对知识的尊重，对教育的投资以及对孩子的期望，而现在是不送礼就坐不了前排的。而且每年开学注册的那几天，是全村最重大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很困难，赊账成为大部分同学入学的方式，之后等猪养大了杀了、茶叶长了摘了和稻谷熟了卖了，凑钱来交学费。尽管那些代课老师都是把r念成L，把f和h通用，不会说普通话上课讲本地话，大家的基础教育就是这样出来的。
今年春节回家看到了那个破败的小学，和同样破败的那个小学同窗。
小学的正对面有一棵巨大的树，树尖被一条高压线路过，只能像发育停止的潘长江，憋屈地横向发展而不能向上长高了，而且树尖干枯了，又如葛优的秃顶。于是就成了猫头鹰和乌鸦最好的建巢之地了。猫头鹰和乌鸦是最懒的两种鸟，不会搭窝，随便有个洞就是鸟巢了。然而，不管多么自以为是的大树，都容易被小孩子征服的，总是那些成绩差，但爬树强的高手们，掏到鸟蛋和幼鸟仔，然后拿着战果凯旋到教室。不过唯一致命的那棵树的第一分叉，就是第一根树梢太高，要梯子才能上去，于是经常有人上去在顶端举得鸟蛋下到第一个分叉时，就哭了，因为梯子倒了了，或者被眼红的人拿走了，而所有人有都去上课了。
小学的后面也是几棵大树，但是松树，传说曾经有八棵，号称八仙过海，后来死的死砍的砍，只剩下三棵了，也罢，三至少还是能凑到斗地主的数目，也很吉利。这三棵树都高耸入云，且分叉到顶端才有，无法攀爬——总有那么几棵自以为是的大树，真的没有办法爬上去的。然后小学的厕所旁边底下是一片杉树林，如果我们小学能参加评“花园式大学”评比的话，肯定是榜上有名的。树不大不小，我当初被全班第一恶的同学绑在树头的时候，应该双手刚好可以抱住树干——但当时我绝没有心情测量那么几棵破树，就像邱少云趴在地上被火烧的时候，绝总不会数地上爬过的蚂蚁一样——我被绑票了啊！这段历史被我完整地遗漏了很多年，至今提起仍然记不住，只是我母亲复述之后，才觉得曾经大约应该真的发生过这种惊天动地的大案。毕竟是破坏稳定的事件，一定要控制宣传的。
破败的小学现在当作家在附近乡亲仓库了，反正闲也是闲着，并且还能挺立十来年估计没啥问题。而那个破败的同窗，据说加上我的看起来，也该是没有几年挺立的时间了。
他叫张忠言，是我在念二年级时的同窗，留级生，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年在学校了。他是全村的公众人物，也是所有这个小学的同学的学习保障，因为无论怎么考，我们都不用担心考倒数第一的，而且点名一到他那里，总是要念错，都要把老师气得重来，并且叮嘱他念那个数字，在单个的时候，都能念出来，但一旦大家一起从头报起，他总是没法完成。人人都说上帝是公平的，那么以他为案例，可以判断出，上帝不在我们村。他老爹叫老鼻（音译）是村里最有名的人物之一，儿传父业，所以他的成名是意料中的，也没有人有异议，并且是青出于蓝啊。他老爹是全村最傻最穷的，是所有人玩笑的对象，也是教育孩子的负面素材，比如不认真读书，以后就成了老鼻了；或者你不乖，就把你送到老鼻家里，当他孩子！他们家每年都是领导送慰问时的噩梦，因为年年扶持，越扶越穷，而且浑身脏兮兮的，散发着独特的气息。但领导嘛，不是说他们就一定喜欢各种不同的气味，因为总要上电视的吧，所以都要忍住呼吸，在镜头里面把党和政府的关心送到手里。
现在的他，长得像一把衰老的锄头，腰弯到接近于90°的直角，然后目光被掏空一样。乡亲们说，他现在和他老爹终于成了兄弟了，一样的老，一样的破败，但大约应该可以肯定会领先他老爹钻进土里。
现在新的小学在我家门口斜右下方，粉刷得可以用了，但已经没有学生了，楼梯两旁挂着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牌子，长期置空。初中时我三个理想中有一个是考上中专师范，然后回来教门口的小学，那时想这样不仅可以照顾到家里，还能吃上公家饭，也算小有成就了。只是当初谁也没有预想到它建成后就成了一栋空楼了，就像我也没想到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之后，最后不仅找不到好工作，还丧失了种地干体力活的能力——不提也罢！
反正，这就是新老两所小学的相似命运：空荡荡的。
下面那个湾就是太前洋的中间段，可以看到被薄雪覆盖的农田（寒假期间手机拍摄于家门口）
四、退耕还荒
从新村的林公殿（与土地公庙配套的民间信仰神，土地公庙一般是建在村庄的最低处，守住出口，林公殿则是最高处，守住进口）走进新村的第一个拐口，就可以看到一湾漂亮的稻田，如果你是秋天经过，那么会看到一条长长的金黄色的收获；如果是春天，那么是一条长长的稀松遍布的希望；如果是夏天，那么是条长长的青绿色的期待；如果是冬天，那么是一条长长的水田，什么也没有。如果是今天，那么你会看到一条长长的春夏秋冬都差不多的荒凉，是会让人揪心的荒凉。忘了说，那条长长的湾田，都是好田，叫太前洋。
村里的田地还是按农村合作社时的大队做法，分为各个大队，往下再以户为单位分田，一般是一丁一亩地，所以乡亲称田的量词也是用丁，而不是亩，如果某家中人口外迁（死亡）了，就要让出土地给同时有人口迁入（添丁）的那户，保持田地的合理分配。而新村下的那湾，而且就在家门口，很近。以这些好田作为主体，保证每家每户都有一两块好地，然后以偏远一些的田地为零头，凑足每户的田亩数。
我家的耕地就在门前下边的这个长长的太前洋的中间。有两块水田，差不多都是四丁大（丁为人丁的意思，乡村是以人丁为水田的计量单位，按家庭人口分配），每块田可以收割十担（用扁担挑，所以习惯上用担作为单位，通常意义上为50公斤）左右的稻谷。但这个数据是十四年前的了，因为我家在九五年就没种田了。在九五年老爸决定不种田时，有很多人找上门来，开出丰厚的条件让我家把田租给他们，后来是定为每丁田租一担谷，外加皇粮收购（农业税，由于收入少，常用实物相抵）也是租田者出。这种情况持续了不到一两年，就成了皇粮收购自理，一块田给一担，共给我家两担稻谷。后来再一两年，就白送要种田的啦，还要倒贴买粮食种子的钱。现在村里的田地放在门口下面，谁要谁拿去。老妈说，谢天谢地，咱们家的田幸好就在门口，还有人捡来种，不然就荒废了。这时，是2008年的春节，一百斤的稻谷是85元，我家一年大约消费掉十担，即一千斤稻谷，费用850元。而十担稻谷是这样炼成的：种子每斤20元，施肥要用到包括尿素半袋百斤85元，过磷酸钙一袋百斤33元，复合肥一袋百斤95元，钾肥半袋五十斤100元，化肥碳胺一袋百斤48元，农药一般要喷洒三次，100元，共计481元，而且这些价格都在不断地浮动，一般是只涨少降的，于是可以约等于500元。而从春分的第一锄下去到霜降的收谷于仓，历经锄田、春插、施肥、治虫、收割和晒谷子，整整七个月即220天，在这个期间，要不断地到田地里巡视，还不能像领导下乡视察那样，走过场匆匆了事，不然最后只会收到粗壮的稗草和不上稻穗的稻壳，还有强壮的田鼠，用现在80后都看得懂术语就是说一年到头，就是白忙活了。并且还要看老天爷的脸色，祈求春雨不能太多，不然田被冲垮；夏天不能干旱；结穗时不能老下雨，不然结不成饱穗；快秋收时，不能来台风，否则所有稻穗会倒在田里，就烂了。而耕地是用锄头，有些人有牛耕，但村里牛也没有了，后面的耙地、、插秧、施肥、薅草（除草）、喷药、收割、挑担、晒谷，所有都是用人力，肩扛手提，最后存到仓了，这才是你的粮食。村里种地大户，一年差不多是50多担，很了不起了，自己都不吃饭所有拿去卖，折合人民币4250元，是大半年耕地的绝对收入——这是一般公立大学学杂费的70%（通常在6000元上下），是想福州这样一般城市房子的一平米不到，是一个盲肠炎手术的所有费用——谢天谢地，一年总算还可以生一次病！
五、唯一的休闲娱乐：赌钱
赌钱是一个村庄还是活着的标志。如果一个村庄没有人赌钱，那么这种村庄不是没有人，就是人没了。过年过节的赌博，是比较热闹的，因为这时很多外出的乡亲都回家过年，他们的回归不仅带来了人气，还带来的人民币。而赌钱的盛况在各个村里不同日期社戏上演时，则达到最高峰，因为这时专业赌徒们就是迁徙一族，随着社戏的举办而流动，如同他们口袋里的人民币一样不停地流窜。
抓赌是大家赌钱时最担心的事情，每个人都用一只耳朵听赌桌上的声响，另一只耳朵留意外面的风吹草动，最后一只耳朵用来用来休息。在平常，赌博都是找比较隐蔽的地方，比如某人家里，或者四通八达的山上。所以抓赌的派出所警员一到，可以方便逃跑。
抓赌是作为一种警员同志们年关补贴的创收来源，因为这是个无本买卖，在抓赌的过程中，可以把桌上的赌金全部没收，以及赌徒口袋的非法货币也可以没收，然后抓到梯子底下（当地镇派出所关押被抓人犯的地方）关几天，家人来赎人，又是一笔不菲的赎金。所以公安们比较喜欢这项富有乐趣和收获的赛跑活动。于是抓赌也就变成了一种全民娱乐事件，因为看抓赌和看赌徒逃跑是十分有趣的事情——前提是这些跑的人里面没有自己的家人！如果在某人家里赌，虽然难发现，但一旦被人举报，则逃跑的机会较小，所以有些人被逼急了就跳楼逃跑，也不管是多少楼了，于是像世贸大楼被炸的情景就上演了，远远的看那些人像被甩掉的垃圾一样，从窗口飞出，然后听到一声沉闷的响声，或者是一声刺耳的惨叫。而在山上时，人群就可以看到那些垂头丧气的公安，开着警车怏怏地远去，而一般来说，那些赌徒就混在人群当中。这样，一次抓赌，都能引起整个村庄的好几天兴奋，讨论不休，以讹传讹地补充、修改、杜撰那些细节。一般要数成功逃跑的当事人最为风光，简直可以与超男快女相提并论而不过分。
后来情况好转了，村里迎来了多年的太平日，但不是因为没有大家都向善不赌了，而是因为镇里的公安们从群众中来又回到群众中去了，收了保护费或者场租股份，有钱大家赚，和平共处了。
前年社戏时，回家了一次，在老爸的带领下，到了宗祠里面，看到人山人海，都在围成一个又一个圆圈再赌钱，而戏场里的那些小孩和老头，则显得有些冷清。拜老爸从小的培养，我打五岁起就会打麻将了，后来又自学了所有赌博桌有用的赌钱方法，用扑克可以从最弱智的八十分、斗地主到复杂的十三水、吊金花，用麻将可以自西向东从四川麻将打到台湾麻将，还有牌九、摇色子，应有尽有。在儿时输光了很多作业本和课本，还有压岁钱之后，我早早地金盆洗手，拒绝赌博，远离毒品！
无论怎么个赌法，最后能赢钱总是大家都想不到的人：做生意的，那些在赌堆旁的临时小卖铺和饮食店的老板，以及收场地费的房主。绝大数赌钱的人到后面数数钱，发现自己怎么都是输钱啊。可是为什么还有如此多人乐衷于此呢，理由很简单，要的就是那种心境，一会儿输一会儿赢，会让平静的时间起伏着波浪，在一潭死水的生活里，增加喜怒哀乐，就像那些丧失了功能的老头们重新焕发青春，去寻找爱情一样，就是为了打发漫长时间而已。
赌钱作为农村一大盛事，在很多人看来，是落后的生活休闲方式，并且数量不少的专家学者忧心忡忡，提出十分多以建设精神文明为指导的解决思路，把农民阶级拉到资产阶级的生活形式上。当然，这种想当然的研究论文，是很容易发表的。
六、我的成分：贫下中农
我的家族历史，从太爷爷起，地主的家显赫便没落了。太爷爷是地主的儿子，本事没有，却抽鸦片成瘾，把七儿子俩女儿共九个孩子卖走加送人，最后仅剩长子一个，即我爷爷，其他儿子或死或不见踪迹，到最后活着的只有一儿和两个送给他人当童养媳的姑妈（不等于姑姑，在家乡，姑妈是姑姑的姑姑，即爷爷的姐妹的称谓）。太爷爷如果硬要追究其历史贡献的话，有如下几个：第一，想到了一个如此怪异和极富个性的“潘”，也就是我的名字，对于“张添潘”（“添”是我正统的字行辈份，后因办户口的人错乱填写成“天”）。他构思了多年，在我二姐还在腹中之时，就想当然地以为是男孩了，故提前想出来，谁知一出来又是女儿，这让他生气了很多年，看到两个姐姐就骂“诸女爿”（相当于丫头片子），很不顺眼，直至五年后，我出生了，马上赐名为“潘”，尽管此后发现同村竟有三个同名，儿时我为此怀恨在心多年。第二，抽鸦片。抽光了所有家产和六个儿子，说这是贡献，其实是众所周知的，从此，我家的成分便变成了贫下中农。如果没有，估计整个家族的命运就要彻底改变了，文革中的成分就不再是贫下中农，三年自然灾害中更会前途叵测。
一直以来，总想能跳出自怜自艾的经验写作，写一些大家都有阅读快感的小资或先锋文字。我总是试图写一篇皆大欢喜的纯散文，却下笔如有千金重，写着写着，就成了问题文章，看来，又是社会学的老毛病犯了。五年了，这个“病毒”是越来越严重了。于是也罢，顺其自然，强扭的瓜不甜。
每当我灵感缺失的时候，家乡仿佛一直有一种召唤，叫我用笔记录下来，尽管这个地方走出很多人，却很少人用文字想念她。这是我的职责和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
人们常说的小农意识，充满着心痛和鄙夷。而这其中，充满着大量的误解，农民的意识往往是最为先进和易于跟进时代的，他们的落后是技术性的，根本不是思维方面的。在如今的乡村，至少在我经历的范围内，老一辈对青年一辈的约束，几乎为零，绝不会无理的干涉，最典型的就是未婚先孕，甚至抱着孩子结婚等等，所有人都已经完全接收了。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往往是市民的数倍，并且还不会显示出一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伪道德清道夫。
农民，他们生活在现实里，一切以生存为主，他们生存在生活的底线，可以容忍。他的主要理念是：生活。而市民，那些常常在心底看不起农民的“先进阶级”，他们的生活：做梦，包括我这个身子踏入城市，脚下却沾满泥土的伪市民。
实践已经完全证明，农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从历朝导致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甚至到我们的改革开发，也是安徽小岗村的十八位农民立下生死状引起。然而做出最大贡献的一群伟大的人，具备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品质——勤劳、勇敢、智慧的一群人，却总是在历史的上成为无辜的受难者，成为现代化发展剪刀差下的牺牲品，就是八亿“土人”最真实的境遇。
七、阿婆的思念
阿婆就是我的太奶奶。我没见过奶奶，她在二姐姐出生后就逝世了，唯一的印象就是每年家祭的时候，搬出那张酷似小姑姑的相片。而太奶奶却成了一个祖母的身份，陪伴着整个家族辛酸艰苦，直至二00一年，在我面前静静的安睡而去。我和两个姐姐叫她“阿婆”，而我同龄的叔辈玩伴们，把家乡话直译成普通话称呼她“半婆”，弟弟调皮，也把家乡话直译成普通话称呼她，称“阿宝”。而这些称呼，她都会笑喝道：呵，小傀儡（孩子）乱叫！
太爷爷是地主的儿子，本事没有，却抽鸦片成瘾，把七儿子俩女儿共九个孩子卖走加送人，最后仅剩长子一个，即我爷爷，其他儿子或死或不见踪迹，到最后活着的只有一儿和两个送给他人当童养媳的姑妈（不等于姑姑，在家乡，姑妈是姑姑的姑姑，即爷爷的姐妹的称谓）。阿婆也是天生苦命，嫁给一个家道没落的地主儿子，没有享受到任何优质生活。而之前她也是童养媳，结过婚，生过小孩，后来才和太爷爷成家。阿婆几乎成了生子机器和杂役，在一辈子穷苦潦倒的日子中，她用她的三寸金莲承载着一个家族的延续。
由于阿婆在我小时候记事后就分家到小叔家中，和她的儿子即我爷爷并到小叔一家三口中伙食，所以对我们兄弟在前期是没有多大感情的。后来爷爷先她而去，小叔搬到县城，她老人家才从老房子出来，入住到我新房。
给阿婆打击巨大的是爷爷的离世，一个饱受艰难的母亲，怎么能成承受住自己溺爱的儿子先她而去。虽然爷爷也经过了两三个月的瘫痪，有充足的心理准备过程。她每天像照顾婴儿一样，喂食，换失禁大小便后的衣裤。而出门在外谋生的父亲，小叔还有姑姑们，却总不能在身旁时刻照顾，只能由一个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照顾着一个六十多岁瘫痪的儿子。那时我念高中了，一个周末回家去老房子看望爷爷，阿婆很高兴站在床边，对着爷爷的耳朵喊：你大孙子又来看你了，还买了罐头。接着爷爷尽力地张张嘴，含糊地说了几句，手颤抖了几下，就再也做不出来其他动作了。阿婆在一旁早已老泪纵横，我的眼眶再也忍不住饱满的泪水，夺门而出，站在爷爷房间外面，擦干眼泪，而这也是我见爷爷最后一面了。爷爷走后，在办丧事的时候，姑妈特意把她带到她的家中（姑妈嫁到车程一个钟头的外村）。而丧事料理完毕之后，阿婆一回到家中就开始生病了，开始彻底地糊涂了，常常要固执地回到老房子烧火做饭，口中还喃喃：某某（爷爷的名字）去山（出山）回来了，我要做饭给她吃。然后被人拦下，和他说爷爷已经过世，然后才醒悟过了，然而总会遗忘，趁家里不注意的时候，歪歪斜斜地用三寸金莲艰难地走回老房子，但经常是不分方向，一次差点走失到邻村。一天，她在清醒的时候，特意和我们姐妹兄弟四个说：很多人怕鬼，等我老了以后，我回来你们也不用怕，哪里有人会害自己的儿孙啊。
在二00一年，阿婆病危，我特意从学校请假回到家中，因为那时家里人只有母亲和一个姑妈在，没有人手照顾。在一个没有任何征兆的深夜，我们听到阿婆的不同寻常叫喊声，迅速惊醒冲到她床前，只见她双目空洞，呼吸微弱，一只手一直升向天空，想要拼命抓住什么。而我们的叫唤，她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口中也在喃喃自语，听不清在讲些什么。持续了一分钟之后，这只手就安静地垂落下来了，呼吸也平静了……
阿婆出殡那天，我一直蹲坐在门口，看着她被“八仙”（专门抬棺材的八个人，一般是村里的没有子嗣的光棍当）慢慢地抬入棺中，看着棺盖轻轻地合上，而当棺材合上时，我才醒悟，这一盖上去，是一个人与世隔绝，分处两个世界了，那是切身感受得到得阴阳相隔，而中间，隔着死亡。那一刻，母亲姑妈姑姑们等家里的女性都哭声如雷，然后我站在石门槛上，看着棺材钉重重地被铁锤敲击下去，眼泪夺路而出，脚步不能挪动一步。后来的送葬过程记忆，完全成为了人生记忆中的一个空白点，任凭我如何拼命地想忆起。而阿婆睡觉的那个房间，在此后的六七年直到现在，我一直都习惯叫“阿婆的房间”，这也是唯一的思念了。
八、村里光棍们的故事
光棍们其实是最有故事的人，但是他们本身并没有故事。因为有些光棍茶余饭后的主要业务就是想女人与尝试着和某些个女人偷腥，所以才会很有故事。
我家还在老房子的时候，住着六户人家，其中一户就是光棍，他是我爷爷的堂弟，所以按辈份是叫“叔公”。他从他哥哥那里过继了一个女儿，算是为其延承香火。谁知，上门女婿和女儿是冤家，一年后离婚，再两年后，女儿出嫁，他坚定地要求女儿今后的第一个孩子要姓张，承其血脉，叫他爷爷，且承担其老年的赡养费用和提供粮食多少石。然后，又开始了一个人的独居。越是光棍，其实骨子离越是害怕孤独，越是害怕孤独，他们就越会彻底地靠近孤独。他是烧炭高手，每年都独自入住到偏远的山里，数月不出专心烧炭，与世隔绝。然后事成之后挑回来买卖。他的一句名言几乎可以成为全村甚至全天下光棍的形象广告语：我当年是挑尽女人！言外之意就是挑过太多女人了，最后挑烦了，所以干脆选择了光棍这个行当。
另外还是一个从小就有些残疾的理发师，人称“大头盆”，因其头大和出口成“脏”而著称。他每几个月便走街串巷，为全村男性上门理发，所有从一岁到九十九岁，杂乱的头发，都是经他的手后变得稍微有序些。儿时，几乎全村的男人都巨丑无比，回看儿时的相片，那一头无法应用形容词的发型，仍令我心痛不已。对于一个丧失劳动力的人，全村人都十分容纳，没有人和他竞争饭碗，年末收帐，他总能收到上千块钱，那阵子，他可是全村赌场的大角儿。而口中的荤腥越发猛烈。重点描写下，他的个人特色，就是擅长讲述低级下流的色情言语，在他到人们家中理发时，特别是有妇女人家在场时，越发兴奋、来劲，仿佛这样就可以代替生理上的一切煎熬。而此时，如果实在无法忍受，不堪入耳，妇女们总会故意强调家乡骂人常用句——相当村骂——“该绝”，这是对他最有效的致命武器，马上就可以让他停止粗口，脸色巨变，大怒，当然正常情况下妇女们不会如此，都会坚强地顶住这些不堪入耳的言语，因为她们明白代价是惨重的，如果如此就是她家小孩的头发将会是不堪入目。
而还有八九位，情形极为相似，均为年轻时家庭穷困，只有能力为兄弟之一讨一老婆，另一个只能一辈子并入有家庭的兄弟家中，成为最忠实最无怨无悔的劳动力。这种兄弟两只能一个成家的案例在村里总共高达十几对，他们只能从兄弟的儿女中过继一个当作养老以及传宗接代的子嗣。而在人们嘲弄的言语下，大部分的光棍，正抱着兄弟的小孩或正在兄弟的田地里，为那个与他并没有多大相干的家庭，埋头苦干，甚至一辈子没有一句怨言……
九、两个陌生女子的离去
在九十年代，外出务工潮还未席卷那个宁静的乡村，所以还聚集着大量的青年人，不像如今唯剩“61、38、99”——儿童、妇女、老人，且时值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人，恰好处于恋爱的年纪。所以每天傍晚追赶着夕阳，都呼朋唤友成群结帮倾巢而出，踏马路去了，就像如今去舞会、酒吧一样的性质，唯一的区别是不花钱就可以，也更显得浪漫和唯美。然而总会有些人要落单吧，随着年纪的增长，心里都急了，家里人也急了，但急也没用，就像都是研究生的我，还是孑然一人一样，干着急着。此时，另外一个市场就随之到来了——拐卖妇女！在乡下，四川妹、浙江妹、贵州妹都曾经由于贫困，被拐骗到那时相对富裕的福建来卖掉，这些女人一辈子都说不好家乡的纯正口音，十分容易识别。特别是我在父辈的适婚时代，尤为盛行。要不是我父亲当年还算比较俊，也挺能干，找个老婆不难，不然可是也要走这条“非法”（在某些乡下，花钱买老婆天经地义，没有人认为这有何不妥）的成家之路。到九十年代，这种现象逐渐少了，但同时，城市中的流动人口更多了，所以又有了这些人贩子或者假人贩子的出现。
村里两个挺能干农活的青年，由于九十年代会不会干农活已经不再是一个乡村男人的竞争优势了，所以没有任何女孩看上他们。他们只能选择了父母买来的妻子。但这事情风险极大，首先要藏收好新娘的身份证，不能给她钱，以及要步步看紧，一年半载后等其怀孕之后，才能让她们彻底死心，断绝逃跑的心。那俩青年老实人，听话，遵照着先辈们的教导，好加看管。但没想到，其中一个新娘十分乖，专业素养很高，在一开始，就显得善于融入这个家庭，勤劳能干，农村老一辈人肠弯弯不多，她很快就取得男方一家子人的信任。而且乡亲们大夸其有福气，捡到这样好的一个媳妇。所以这家人也沉浸在自豪之中。半月后，新媳妇说要去一起被拐的那个女伴那里做客。男方见这个媳妇如此表现，又贤惠聪明，高兴来不及，自然不愿委屈媳妇，就让儿子陪同媳妇前往隔壁村子。当夜，在两个新媳妇软磨硬泡，说姐妹久别重逢要好好聊天叙旧之后，俩新郎答应了，他们一起挤在另一个房子睡，单独让两个媳妇好好相处。岂料，次日天一亮，隔壁房间早已空空如也。此事惊动全村，成了头条新闻数十日。而买方家里更是如临大敌，发动所有人外出捉拿逃跑的新娘。当然，最后人财两空。
另外一个青年，买到的那个女子，一开始就很不乖，闹得没完没了，十分不老实。有一天两手空空，一路狂奔，后头新郎全家追赶。自然这种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逃跑，在几百米之后即在我小学旁就被新郎逮到了。于是她开始疯狂的挣扎与抓狂。大事，绝对的头条，并且是现场直播，全村看客有闲的不会错过，没闲的也一定腾出时间前来，不是有句话说嘛：时间就像脸上的青春痘，只要你愿意去挤，是总会有的。所以人们就都来了，全小学的课也无法正常上了，没有学生理会左撇子的校长。因为时值夏天，这个女孩在挣扎之中，唯一的一件的确凉也给男方家人拉扯下来了。这加重了看热闹的人的心情，后来男人越聚越多，大家兴致高昂，成包围之势。无路可进也无路可退了，新娘除了躺在地上哭闹别无它计，后来被气极败坏的男方家人拉回家中看客们才满怀收获地散场。这事在我们懵懂的的小毛孩眼中，没几天就过去了，大家回味的也是这个女人没有穿衣服这件事实，却没能力领悟这没穿衣服的实质内容，但大人们总能挖掘出许多新内容，正如一句话说的：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
几年后，已念初中的我在坐农用三轮车回家的时候，看见这个以前的新郎抱着被褥包着面色惨白的逃跑未成新娘。原来新娘之后得了白血病，这在那时的农村或者干脆如今的农村，都是一种花费巨大、倾家荡产的疾病，结果换来的往往是无法逃脱的死亡。在农村“议员”的眼里，他们家是碰上了煞星了，好不容易买到一个那么难缠的老婆，却买回了一个报应。此后，男方善良的一家，四处求医看病，把能花的钱都掏了，最后无技可施回到贫穷的家中，夫妻俩和和美美地度过她生命的最后日子，一边静静地等待死神的到来……
十、三代的青年们
我家里，四个姐妹兄弟，正是这三代青年们的缩影。这里的“代”是广义上的代，指相差五岁左右的一个代沟的青年，与狭义上传宗接代的“代”有别。我两个姐姐出生于七十年代，等她们成年时即九十年代末，恰好是进城的第一拨，而她们这个年龄代到现在，都差不多都结婚成家了。如今我这一代也接近成家立业的边缘，至今为止，我小学的几乎所有同班，以及初中的众多同学，都处在这个坎，每年都收到请帖，却都由家里人包办赴宴，实在汗颜，有的孩子干脆都三四岁。而最新的一代，是接近九十年代出生的那些人，如我弟弟，他们恰好在二十岁上下，年轻气盛，四处动荡漂移，寻找着自己寄身之地与渺茫的未来。
这些青年们，从十八岁上下念不下去书，纷纷进入城市寻找着一份养活自己的工作，或者学艺，总之在他们看来农村是没有任何前途的，父母也极力驱赶子女外出闯荡，摆脱越来越养不活人的土地，不管未来到底会不会掌握在他们手上，他们朴素的想法是年纪轻轻就留在农村，干农活，这是最没出息的孩子，一定娶不到老婆！
在上大学之前，我和他们一样，生活在一起，玩在一起，一起逃课，一起打球，一起打架，一样地两眼抹黑，看不到未来。母亲用一句使我上了大学：你这么弱的身体，考不上大学，以后怎么做得来吃啊（养活自己）。在高三复读那年，每当松懈学习的时候，一想到这个恐怖的假设，就惊醒，甚至常在梦中看见自己弯着差点触地的腰脊，在某个工地继续提着水泥，扛着钢筋，醒来一身冷汗，惊恐万分。
二00三年，那三位数的重点线高考分数改变了命运方向，使我跨入了大学，而我却没有任何欢呼，只使我在感叹着命运是一条狭窄的道路，我是挤进去了，却有更多的同龄同伴同乡，坠入到他们也许永远也无法掌握的命运漩涡里，任由命运的摆布。所以，他们在城市的边缘，拥挤在简陋的租房里，默默无闻地从事着那些被人鄙夷的工种：装修工、工地杂工、店小二、修理工、流水线工，甚至被生活逼上犯罪之路。更严重的是，也许他们的孩子从出生到成长，虽然已经完全生活在城市了，和城里的孩子们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了，甚至连家乡话一句也听不懂，但父辈的命运像宿命般砸在这些孩子头上，他们在同一片蓝天下，却不能拥有同一片天空。
时代在向前发展，我希望，也充满信心，在他们也许永远失去的未来，一定能够在他们的孩子身上实现，这也是生命的一种最核心动力：寄希望于未来！
十一、外出和留守的媳妇
首先，要交待两个背景：第一，生活是艰苦的，特别在农村；第二，在我们那里，一般家里是以女人为主心轴，男人是作为劳动力存在的，一般不过问具体的家庭政务，也很少大男子主义。所以两个背景重叠后可以发现，女人在穷困的农村，是最为操劳的群体。
在大部分男女青年纷纷涌向城市之后，乡村失去了往日的热闹，在土地已经养不起人的时代下，走出去的青年们往往是一个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而那些家中儿女未成年，且在读书的情况下，家庭只有一个选择：夫妻一个或两个一起外出，把儿女留下在家中与爷爷奶奶相依，如果爷爷奶奶不在或年事已高，就只能夫妻留一个于家中照顾上下。但一个更残忍的现实是，男人外出工作，却已不能又快又多地赚钱了，甚至难以找到工作，所以女人，特别那些稍有姿色的少妇，便被迫代替家庭的劳动力出外。
比如某某家的老婆出去了一年半载，新房子盖完整了，或者毛坯装修得堂皇富丽的，这时乡里乡亲都心知肚明。总是有那么些男人，在享受着自己的女人用身体甚至生命换来的血汗钱时，面不改色引以为自豪，认为自己老婆的本事大，别人家的还不行呢，仿佛为自己贴了很大的光彩。而每当此时，乡亲们背地里在用鄙夷的口气议论着这些事情的时候，眼神中却充满了羡慕。此刻，我才正真明白那些天天以社会道德的清道夫自居的文人学者们，大声疾呼的物欲横流、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是真的有点那么回事了，谁也抵挡不住物质放在面前的最直接感官和心理上的双重刺激，加上还有生活的沉重压力。
就是这么个令人哀叹的乡村，同时更多地上演着令人心疼的情景。其实外出的某些媳妇们，更是值得敬重的母亲，她们为了穷困潦倒的家庭、儿女昂贵的学费、年迈父母的疾病，总之，她们为了家庭，献出了一个女人所能献出的一切。而留守的媳妇们，多为年纪稍大点的一些妇女，她们子女差不多都外出打工了，不管子女有无钱源源不断汇回家中，这些操劳了半辈子的母亲，是清闲不下来的，勤劳的习惯，使她们消瘦的身躯，继续地承载着沉重的生活负担。前几年，村子附近相继有了林场的开采和一个中型水库的兴建，这给留守的媳妇们提供了增加家庭收入的机会，如砍树枝、担水泥这些女人可以做的事情，几乎所有的媳妇们都争先恐后地争取机会。那时的一个暑假，我抽空回去了一星期，一下车，就在村口碰到了这些忙碌的身影，她们矫健的步伐和脸上的喜悦，让人感到惊恐，因为她们中有些是一担水泥前后各一袋的，加起来重量是两百斤！这几乎是她们体重的两倍！而这些重量，减半给任何一个城市中用厌恶眼神瞟着农村人的高贵先生们，都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包括我们那个有着美妙头衔，本事很牛的教授。回到家中，和母亲说起这事，母亲用万分自责的口气怨自己：“如果不是我身体有点弱，一天也可以赚个三四十块钱，也好。”这顿然让我愧疚万分，因为一张普通的电影票、一餐下馆子稍微好一点的饭、一双匹克的袜子，也都是这个数额，也许只要我从自己日常不必要的生活费中挤一挤，那是母亲一天的艰辛汗水。
在老家有一句朴素的话这样说：一个家没有男人，可以是一个好好的家，一个家没有女人，就不像一个家了。诚然，那些外出和留守的媳妇们，用她们刚强的柔弱身躯，顶起了如今农村的一片天，而不是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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