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鼓浪屿福建路43号的是一栋三层的红色楼房，与鼓浪屿那些豪华气派的别墅相比，她显得朴素无华。就是这栋不起眼的小楼她曾经承载着一段传教文化的历史，她就是当年闽南圣教书局的旧址，是闽南教会用来服务教徒的书店。
当年传教士为了拯救人类灵魂踏上这个美丽的小岛，想方设法要把上帝的话语传给这片土地的百姓。所遇到的第一关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迫切的愿望促使传教士们挑选了十八个罗马字母，并将一些字母用送气方式发音，创建了一个二十三个字母的字母表，并加上一些变音符号用来拼读闽南话，这就是最初的白话文。学汉语没有捷径，必须要分几个步骤学习才能对话。而白话文免去学汉语的诸多环节直接沟通，且将白话字落实到书面上，课堂上。这样，圣经的传播就可以用短时间内推广。
白话字在另一枝头上开出的并蒂莲，那就是汉语拼音。当年同安人卢戆章因科举落地后在私塾教书，后又到新加坡留学专门攻读英文，三年后他到了鼓浪屿，以教华人英语和教洋人华语为业，他曾参与翻译《华英字典》，他洋为中用，研究白话文的切音字，经过他十年的研究，在一八九二年创制汉字拼音《一目了然新阶》成为中国汉语拼音的鼻祖。
当传教士找到了传福音的途径——白话字，这种白话字的便捷使许多从来没上过学堂的闽南人从此识字阅读圣经，圣经一千多章节，一百五十万字能够读懂的基本上要具备中学以上的水平。而有了白话字，无论大人小孩都能开口读经颂诗。白话字的普及同时也走进课堂，当年鼓浪屿中小学每周都有几节白话字课文，我曾经遇到一位目不识丁的老阿婆，她称自己没上过学校，但是她很会祷告，在祷告时对圣经里的篇章准确运用，让我怀疑她真的没文化，后来她告诉我她认识罗马字，能用罗马字阅读圣经，用罗马字写信。这样的群体还能称文盲吗？
白话字要推广离不开印刷。安溪人的白瑞安原来以印刷金银箔和刻字为业，曾刊印过《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出售。后来，白瑞安为基督教会印刷闽南语罗马拼音字的《圣经》、《圣诗》，以及《闽语注音字典》等。白瑞安原来信奉佛教，借以基督教的书籍的感染和教会人员的往来，他转为信仰基督教。1904年白瑞安去世后，其长子白登弼经营萃经堂。他接掌萃经堂后不断发展业务，把萃经堂经营得有声有色。1907年，他从美国(一说英国)购进一台手摇活版印刷机，首开福建铅字活版印刷之先河，比上海商务印书馆还要早使用活版印刷。紧接着聘来外国技师，将手摇操作改为半机械化，业务发展颇为迅速。由此闽南白话字的《闽南圣诗》、《闽语注音字典》等白话字书籍被萃经堂大量印刷。白登弼英年早逝，有人说是因为他每天接触铅字引起铅中毒。
庄逸清夫妇
教会的各类宗教书籍多了，1918年教会为信徒专门开了一家书店，叫闽南圣教书局。闽南圣教书局地址选在在鼓浪屿大埭路(现龙头路446号)房子，月租每月五十大洋。该店营业到1932年，书局又迁移到现福建路43号并扩大业务，庄逸清担任总经理。
而在庄逸清接管圣教书局之前，圣教书局原本由一位叫叶晏成的经理管理，叶晏成利用书局的门面与资金经营文具和其它与教会无关的教科书，从中谋取私利，后来又他又开设地下钱庄，有钱之后的叶晏成并不是将钱回报给教会而是拿去赌博，把书店交给其子经营，终有一天，钱庄赔本倒闭，几十个债主一起挤到书店门口讨钱，这给当时的教会和岛上居民留下极其恶劣的印象。闽南圣教书局因此关门整顿，董事会吸取了教训，公开投标接任的经理，报名的人数达三十多位，庄逸清是其中之一，庄逸清是福建惠安人，当过教会传道，当过教会小学教员，校长，美华中学国文教员等工作，为人正直，秉性忠厚，其妻子又是善良老实的基督教徒和贤内助，是三十多人选中的首选，在董事会投票中庄逸清多票胜出。因此，庄逸清接任闽南书局的经理。董事会对经营者采取严格要求，并拟定了一份合约，且中英文对照，双方各持一份，条约内容大约是：必须全心全意经营管理教会图书；不得经售教会以外的任何图书及用品；不得兼任其它社会工作与职务；每月结账一次交董事会查核签字；每年由董事会代表监督下盘点一次；如有亏损由经营者赔偿，最后还必须交缴保证金五百大洋，如有违约将从保证金扣除。五百大洋交给董事会保管并付利息，直到经营者退休全额归还。合同上的董事方由代表洪显理，力戈登签名，经营者是庄逸清签名。庄逸清对于合同条例基本都默认，只有那笔保证金很难拿出，要求在这条例上能宽松对待，董事会却丝毫不让步，庄逸清的贤内助当务之急找她的谊母余传书牧师娘借，余牧师娘经家里人同意后从银行取出五百大洋借给庄夫人。庄夫人又参与民间互助会，用五年时间还清这笔钱。董事会给庄的薪金是按每月七十元大洋支付，每三年后提升一次，一次额度为每月增加五元，庄逸清每月必须从薪金里抽出百分之十交给董事会，董事会再附上相等的金额一起存入银行作为庄先生的养老金，待他退休之后如数退还以作为他年老的保障金。合同签字后，庄逸清即辞去美华中学语文教师的职务，于1928年1月就任闽南圣教书局的经理职务。
圣教书局图章
刚刚接手的书局由于长期失于管理，图书混杂不清，虫蛀，缺损，积尘盈寸，整理修复的工作量大，想要尽早恢复营业似乎难于保证。庄逸清向董事会提出申请，请求让其儿子庄迺昌协助整理，不向教会另索取报酬。董事会派人现场视察之后同意庄逸清的请求，在父子俩同心协力不分昼夜的清扫和整理，书局又于崭新的面目重新开张营业。三年之后，随着书籍的增加，董事会认为书局单靠一人的工作量确实不够，就将庄迺昌聘任为正式书局员工，每月工资为十五大洋。
庄迺昌结婚照
根据闽南圣教书局的资料报告，在1920年之前书局共出版了八百七十八本罗马白话字书籍和一千一百零一本汉字书籍，最新修订并重新印刷的罗马白话字书籍之一就是脱销数年的《天路历程》。闽南圣教书局还协助发行罗马白话字双月刊《教会信徒》这份刊物通常由女传教士联合编辑。此刊物每份仅售几分钱，差额部分由圣教书社弥补。每年发行二十六期的刊物当中包括堂会新闻，学校新闻和国家新闻，还有罗马白话字书评，卫生方面的文章，到1920年止，这八份刊物拥有一千多名读者。
庄迺昌全家福
刚接任的圣教书局由于旧址在鼓浪屿龙头路446号的房子属于木质结构，长年失修，常常有尘土从天花板上掉落，阴雨天地面潮湿，书籍易受潮发霉，再说这套房子已经租了二十多年，累计缴纳租金高达一万多元，这些钱在当时足够另起一栋房子。这个提议经过董事会研究后一致通过。于是，在一九三一年，教会募捐了六千多元大洋在洋人墓园对面买了一块地，占地面积为五十多平方米，经过精心设计，于1932年秋天，一栋三层楼的红砖洋楼矗立在福建路与晃岩路之间的三岔路口，门牌号为“洋人墓口一号”。楼房的一楼是书店营业场所，二楼堆放书籍兼仓库，三楼住着庄逸清一家，负一层是两米深的地下室，地下室的面积比楼面还大，延伸到旁边的楼房，抗战期间曾经是难民的避难所。
迁址后的书局又添了许多读物，有汉语短篇小说和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及宗教图画，《灵粮诗歌》很受信徒欢迎。书局不仅满足本地居民购买也邮寄到闽南金三角，龙岩，上杭长汀等周边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书籍的来源多数有来自上海，南京，香港的出版社。书局的工作除了零售，大部分是要靠邮寄给各地教会学堂。
1941年12月7日，即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同一天，日军的铁蹄踏上了鼓浪屿。这时候的庄迺昌已经是个接触进步组织的爱国青年，他把书局提供给地下党作为的联络点和收发宣传单的周转站。有一天，他的对接人阿龙告诉他，有位上级要到鼓浪屿办事，要借书局居住三天，庄迺昌接待了这位上级，来人是惠安老乡，讲一口地道惠安话，客人临走之前留给庄迺昌三张苏维埃纸币。解放后的庄迺昌在报纸上认出站在首长旁边的人就是曾经接待过的上级叫陈伯达。后来，他将两张纸币捐给厦门博物馆，自己留一张作纪念。想起当年的庄迺昌所做的事常常让他的母亲提心吊胆。还有一次，庄迺昌与鼓浪屿几个热血青年不愿当亡国奴，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在一个没有星光的夜晚，他们攀登到日光岩上，将一面国旗插在日光岩的最顶峰上，与横行在岛上的日军对抗。
美国对日本宣战之后，一些传教士有的被逮捕，有的被集中遣送回国，闽南圣教书局的董事会成员基本解散，1942年1月起，庄逸清父子的工资和养老金也跟着中断。在此期间，厦鼓与内陆联系中断，书籍邮寄不出去，也邮寄不进来，生意顿时萧条冷落。生活上进入艰苦的支撑阶段。加上粮食供应短缺，庄逸清一家生活陷入困境。庄逸清的亲友劝他逃到内陆去或许还能求生存，庄不为所动，乃坚守在自己神圣的岗位上，有一天，家里的米缸已经见底，眼看着就要断粮了，全家跪着向天父祷告，果然没多久，有人敲门送来四十斤大米，一打听，原来是庄逸清三十年前的一位学生托人运米救济在沦陷区的老师。
由于书局属于英美经营机构，庄逸清先生时常被日军传讯询问，直到日军投降后，庄逸清才获得自由身。由于庄逸清在受询期间受尽折磨，加上日军占领时期导致营养不良，罹患肺结核病日趋严重。1948年，他向董事会代表魏沃埌提出辞职申请，并要求董事会退还五百大洋及多年缴纳的养老金合计四千三百多元大洋。董事会的回复是：由于当初经手人已经辞职回美国，再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变迁，养老金存款手续遗失，一时无法清还这笔巨款，并承诺庄逸清待教会条件好了，就设法还清。但过了不久，庄逸清就撒手人寰了。
老年的庄迺昌夫妇
解放后，教会解散。
1956年圣教书局被公私合营，庄迺昌被分配到鼓浪屿新华书店工作，而庄夫人留在书局经营一些所剩不多的书籍。庄迺昌对自己曾经干过的英雄壮举缄口不言，而当年与他接头的地下党阿龙已经在东北一所大学里任党委书记。
1966年10月，鼓浪屿房管局与鼓浪屿反帝医院（即鼓浪屿第二医院）的造反派闯进书局，强行接管圣教书局，并把所有宗教书籍全部烧毁，强迫庄迺昌一家腾出二楼作为造反派的指挥部，又要求他们从向房管局缴纳房租。直到拨乱反正才停止缴纳，并将房子归还庄迺昌一家居住。
欧阳鹭英写于2016年9月17日
作者简介：欧阳鹭英，女，鼓浪屿人，画师，曾与人合作纪实文学《用爱等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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