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若这芸芸众生在讨生活挣扎的“这一生里”确实已无欢乐可得、可言，那么，在他们死后，就给他们一场最后告别人世的“慰问演出”吧！也使那些围着他或她看热闹的，还活着的芸芸众生们有活下去的信心和热情。起码，他们也可以期待那一场“最后的慰问演出”。
三姑几日前仙逝，享年九十大寿。四世同一堂，子孙近半百，满村宗亲乡亲无不感而赞叹：人生大福，当然喜丧！缀大白花的深蓝旗幡赫然有字：七世慈母。主持操办大殡的族长告我知，自文革以后，恢复古式葬礼以来，全村唯你三姑第一人得到这“辈份最高、享年最长、子孙最多”可以享受的“待遇”。葬礼仪式从午饭后开始足足折腾了将近五个钟头，最后长街游行送她老人家的骨灰盒进村里的“公堂”，已是黄昏6点多，暮色苍茫，人困马乏。
三姑丈先三姑在三十年前走了。三姑丈走得太快太突然而且没什么道理，只是被大漆“咬”了，只是因为实习的护士为他挂吊瓶时没将输管中的空气排除，三姑丈惨叫一声便绝了气。三十年前的农民、三十年前的社会、三十年前没听见“医疗事故”这种说词，高大强壮的三姑丈说没就没了。
三姑是从小就到三姑丈家去的童养媳。我的三位姑姑全都是童养媳。我家“庄氏”乃同安老城尽人皆知的西桥尾祥露望族，经商而兼习武。家生有女，找人家作“媳妇仔”是重男轻女的中国古老时代传统的习俗，穷家如此，富户亦然。待到有了我父亲这男儿，算是“出丁”了，才自家留养下来。不幸我祖父走得更急，年不到三十便撒手西去，家父自然成了“单丁”。娶嫁婚丧，娘舅为大。这大概是母系社会时代留给男尊女卑的中国唯一的一点遗产，大概也是大男人的中国社会自己过意不去了，施舍给女人世界仅有的这一点“光荣时刻的自豪”。三姑过世后，如果没我家人过目，表兄弟们是不能擅自火化的。大殡之礼，没我家人到场，好戏不能开场。家父已去十年，我兄弟便天然地继承了这份遗产“特权”。才到院门，表兄弟们便率了妻子儿女齐齐跪地迎接，慌得我兄弟泪眼相扶起！殡仪上，百多号人的内亲以辈份高低跪拜之后，特摊草席铺地再上红毯让外戚参香行礼。外戚之首是娘家人，我等先行跪拜后，他人方可长幼有序，依次上场。殡礼之中不时停下插进“文娱演出”，待几百号人马的外戚礼后，日头西下，晚风徐来。
……
我有三位姑姑，都是家父的姐。但我兄弟妹们唯一仅见的是三姑，大姑殁于“日本仔手里”的厦门，是死于饥饿。家父自小来厦门谋生就因为大姑一家在厦门做小生意。大姑死后，大姑丈竟将大表姐卖给了“台湾仔”便不见人了。我父母收留了两个孤儿的表兄，变卖了家当换得一条小木船再串通一位也想逃回内陆的船老大，在1945年的正月十六夜举家（我祖母、父母、半岁的大哥和两个表兄）偷渡，在南太武上了岸。几十年后父母回忆此次“夜海行动”不禁悚然：只要一撞上日本巡逻艇无一生还！母亲便是在这次逃难回老家同安之后才与二姑、三姑见了面。精干而且活泼的二姑与家母最投缘，三天两头挑了柴米瓜果番薯到县城“看阮的小侄仔！”抗战胜利后的秋天，父母回厦门二姑送到码头，与家母相约定：待十月的稻谷打下后到厦门来！
然而，十月未到传来噩耗：“鼠疫”卷席同安，整村整社地掠夺生命。二姑一家人仅幸存一个我的表姐，几乎满门断绝。有人说，是日本人在投降前扔了细菌弹……
三位姑姑，唯一长命的是三姑。
小时候正逢“三年饥荒”，三姑丈来了便有大番薯和大芋头。三姑丈高大、脸膛黑里透红。他家兄弟的特征是干瘦又高鼻梁，像阿拉伯人一样。三姑丈是极诚恳厚道的人，坐下来抽着自卷的烟，说着做田的艰难、挣钱的无路。他这土改时的农会主席始终是穷得只一双无袜的破旧解放鞋。偷偷跑出来当搬运工，拉着板车替人从厦门运家具去同安。当年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当年肚子里填的多少饭菜？记得一天夜里他突然地来了，一向在我家吃饭很客气的他小心地问我祖母：有剩饭吗？那一碗冷稀饭他居然不待加热直接倒进肚里去。
当年的我不过八、九岁，怔怔看他独吞虎咽。直到我人过中年，每见罗中立的《父亲》，想到劳苦的姑丈已过世多年不禁泪水盈眶。
昨晚从同安乡下为三姑送葬回来，心情很好。这是这几年里我为亲友们送行唯有的一次敢于公然说的“最愉快的葬礼”。我向来批评中国社会传统的“薄生而厚葬”，我向来提倡人生“当世的欢乐”，闭上眼之后是连骨灰都不要保存的。但昨晚回家的路上我忽然对这观念有些反省：如若这芸芸众生在讨生活挣扎的“这一生里”确实已无欢乐可得、可言，那么，在他们死后，就给他们一场最后告别人世的“慰问演出”吧！也使那些围着他或她看热闹的，还活着的芸芸众生们有活下去的信心和热情。起码，他们也可以期待那一场“最后的慰问演出”。
作者简介：庄南燕，笔名雪狼，厦门人，1951年出生，毕业于福师大，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勤于笔耕，擅长刻画本埠底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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