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如果您满意于下面的图文，请让更多的人关注“鹭客社”。
这篇文章是庄少萍战友卢冬所写的关于邓少萍生前潜伏在香港九龙荔枝角九华径的情况，在文中，我们得悉庄少萍远远不只是一位普通的地下交通员，而是一名具有写作能力的富有感染力的知识分子，其身边曾围绕着一群受革命思想影响的香港年轻人。
致燕南、燕北（庄少萍两儿子）：一、码头一幕
我与你爸爸的相认识，相交往是非常偶然的甚至非常传奇性的。我那时只有十六岁，本来在广州市立一中读高中一年级，由于解放战争逼近南方，学校停课，我到香港去补习英文,住在四婶家。平时每天晚饭后，我都和从广州同去香港的两位同学（姐弟俩）一同走路到九龙尖沙咀一所学校（玫瑰英文补习学校）去上课。放学后三人一起走路回家。那大概是1949年4月中的一晚，我两位同学中的姐姐病了，弟弟要照顾姐姐，都不去上课了。我只好自己一人去，晚上九点多钟上完课，我不愿意像平时那样还走弥敦道回家，因为路是很远的，三个人有说有笑才不觉得远。我决定从九龙尖沙咀乘天星横渡小轮船到香港的中环，再从那里转乘到深水埗的渡轮，那样我可少走许多路就回到家的。香港的中环晚上是很热闹的地方，我也想过去看一眼。
当我乘渡轮到达香港码头时， 天正下着阵雨，这种阵雨刚下很大，很快就会停的。码头有候船室，我就进去。里边有个卖报摊，摆着各地方的报纸，其中有北方已解放的城市出版的报纸。我在广州是看不到这些报纸的，出于好奇我买了一份好像是石家庄的报，就随便找了一个空位坐下读报。总之因下雨，候船室里坐满着人，我是毫不在意别人的，只顾看自己的报纸。我还记得张那报里边写到有该城市解放后在共产党，人民政府领导下出现的各种新气象。特别是工人大众的活动。我正在看报，坐在我左边的人也在看我手中的报吧，没想到他突然用国语（现在叫普通话）对我说起话来：“你觉得这报纸里讲得怎样呀？”我这时才注意到这个人穿一件白衬衣，一条深色的长西裤，神态是很和蔼的。我也用普通话回答：“谁都说自己好，国民党好不好我是知道了，共产党怎样我还没看到。”他说：“你的国语说得很好，你不是本地人吧？”我告诉他，我就是本地人，读小学时，是国语教学的，而且我们家到过北方，我就是在天津出生的。我把在广州读高中，现在补习英文的近况也告诉了他。他问：“你喜欢看书吗？”我说我是很喜欢看书的。他就告诉我，他是福建省厦门人，是个船员，是走香港到上海这条航线的。现在上海有战事，船去不了，他失业逗留在香港。他有许多书报，他平时就自己看书，到礼拜天，就有很多青年到他那里去游泳。他叫我也到他处看看书。我当即拿出小本请他把地址给我，他写的名字是宗守诚，地址是香港干诺道中多少号的一商铺名。他看雨已停，他说有事情就匆匆走了。
以上就是我与你爸爸的第一次见面，如果就这样子，我未必会去找他，因为我是个在校中学生，没有与社会接触过，他总是比我年长好多，有点距离，而且我在正努力攻读英文，又有同伴在一起学习游玩呢。当我也站起来打算离开时，没想到原来坐在我右侧的人站起来就拉住我，说有事想对我说。我就坐下来听他讲。这人说：刚才听到你和与那位先生的谈话，知道你是本地人又能讲国语，他有困难想得到我的帮助。他告诉我，他名字叫郭剑豪，河南开封人，父亲是医生在当地行医，他在四川读成都大学。当国民政府号召青年从军抗日，他报了名，编入了新一军，并随军到了缅甸，他受训是发报的通讯兵。他说他当兵的本意是打日本，但没有打过仗，战争就结束了。新一军由缅甸回国，又经香港坐美国军舰到北方去打内战。他不愿打这种战争，经他父亲朋友的帮助，在去香港前在广州开小差，在广州的一间银行里当经济信息的报务员。到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后，广州各行各业人浮于事，各单位都大量裁员。被裁的有一定的遣散费。他想得这笔钱作路费回河南开封他父亲那里，就接受了遣散。谁想到当他北上到武汉时，正遇解放军攻城国民党军败退的真空混乱时期，他的钱财物件都被抢劫一空。前面仍是打仗，他不敢往前走，只好又回到广州。职务已被裁积蓄又被抢，无以为生了。从报纸上得知，香港正招聘警察，是要山东籍人。他想自己是河南人，何不冒充去考呢。于是他来到香港,没想到他的河南口音被听出,考不上警察,而且身上的钱在体格检查时也被偷走了,现在走投无路,蹲在码头。他求我为他找份工作，干什么都行，只要不饿死。我听了很同情他，不忍心拒绝，但也告诉他我只是个学生，只能为他问一问。我把我的地址也写给了他。
码头这一幕是多么的偶然呀，如果那天我的那位同学不得病，如果她弟弟与我一同上学，如果我不乘船，如果天不下阵雨，如果我没看那解放区的报纸，如果你的爸爸不坐在我的身旁，如果他没给我留下地址，那么，我这一辈子的历史会是另一种情况了！本来我不想谈郭剑豪这个人的情况，因为他与你们爸爸没什么关系，甚至你们爸爸都没见过这个人。而且他的经历也只是他对我所讲的。但不讲他就很难讲清楚我是怎样能会与你们爸爸相交的。
附上一张我1949年的照片，我与你们爸爸相遇时，就是这么大的年纪啦。
二、又见“宗大哥”
我确实为郭剑豪找工作的事向亲友打听过,不得要领。当他到我家来，我告之我没办法帮他。他向我提一要求，能否让他住在我家楼下的楼梯底（我住居民楼的四楼），因为他蹲码头被警察驱赶，而且他希望用我家的门牌号去给家人通信与求职。我很同情他，一个读过大学的人竟如此落魄，不忍心让他住在楼梯底。我也天真地以为他找份只求吃饭的工作不会难吧。就请他住到我家里来（房子是我父亲的，但他在广洲做生意，让给我四叔一家暂住，我来香港补习，就是住四婶家了，四叔在海关工作，很少回来）。
我让他写信给河南开封的父亲，没回音，（也没想到开封刚经历著名的解放战争中的攻城战斗）。我也为他在两份报纸上登求职启事，有的还真约他去面谈，可都是要他推销商品做经纪人，他也做不了。我也带他去过多家求职介绍所，因为他不懂讲本地话，也不认识路。没人要他。我一个16岁的孩子，也算尽力而为了，两个多星期过去，我就心慌了。我很难留他长住，又不忍心推他出门，如何是好呢？正是徬惶之际，看到你爸爸在码头留给我的地址，我想他是海员，一定认识很多人吧，他又特别热情，还叫我去看书呢。
于是我马上带着郭到香港干诺道去。那是海边马路一间与福建做生意的商行。上到四楼见到经理陈文基，他知我找宗守诚，马上说，你找宗大哥吗？他搬走了，有什么事吗？我立即把郭剑豪的遭遇和我的作为向他倾诉，陈文基（以后我就一直叫他陈先生）非常认真地听，又与郭交谈问他情况，谈了很长时间。他表扬我说，你见人有难，能出力相帮，是个好青年，我们就是应该相互帮助的。他想过一阵后说，他认识九龙城牛池湾淘化大同酱油公司的一个工头，他去问一下，看能不能让郭去做个散工。我和郭都非常高兴了。陈说：“宗大哥搬到九龙那边了，你可以写信约他见面。”陈写了一个“九龙信箱***号”给我。我回家后立即给宗大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把与他码头一面之后的事情都向他倾诉了。很快就收到复信,你爸爸让我在星期天到陈文基那里见面。
到了那天先见陈先生面，就得到好消息,郭可以到淘化大同酱油公司去当临时工,替工人搞副业养鸭子.陈先生第二天就可领他去上工了。压在我头顶上的包袱一下放下来，我感到陈先生真是好人啊！
接着你爸爸到了，我是第二次见你爸爸，他特别热情，和蔼可亲，带着我到街上走，从干诺道转入皇后大道，转了个大圈。边走边谈，有时还牵着我的手。他也是赞扬了我对郭剑豪的帮助，说现在社会上受难的人很多，是应该相互帮助的。他又告诉我，他现在已搬到九龙荔枝角那边住。他说，你可以到我处找我，我有许多书报你都可以看的。但他嘱咐我，郭剑豪就不要带到他处去了。他就是在商行那里见到郭的一面，也没交谈的。而他给我留下了他的住址：“九龙荔枝角九华徑**号二楼”。
当时的我是毫无社会经验的，只知道谁对谁好，谁的态度怎样。经过为郭的求职过程，我切身感受到社会上的人情冷暖。认识到你的爸爸和陈文基都是很好的人，我愿意接近他们。于是就开始了一段我与你爸爸比较密切的来往，从而受到革命知识和革命理想的教育，由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宗大哥（庄少萍）像
三、荔枝角九华径
自从郭剑豪得陈文基带去上工之后,我便与宗大哥(讲述当年事,我还是称你们爸爸做“宗大哥”吧，我知道他的真姓名，已是在他牺牲之后的1950年2月，是陈文基告诉我的，后面还会讲到的。）开始了密切的来往。
荔枝角区是在九龙半岛的西北部，紧靠荔枝角湾（海湾），当年此处尚未开发，非常僻静。海湾边有一个荔枝角游泳场，平日人不多，只有星期天才热闹起来的。九华径是一个傍山临海的小村落，人口很稀少。一条小路，两边大多是木头搭起的平房或两层木房子，都很简陋。这些房子的主人多是附近的渔民，有的房子就租给有求的租户，宗大哥就住在其中。
我第一次去找他时，找到了该门牌号码，门是开着，黑黑的，无人。到尽头有楼梯上到二楼，先见到一边墙挂着许多游泳衣，另一边有两个房门，这里是一条走廊，也不见人。通到前面是个较大的厅，只有一张大的桌子，宗大哥正坐在一边写东西。他见我到了，笑一笑点点头说：“来啦，好，看书吧”，接着又低头写他的东西。这时我才注意到大桌上堆放着许多书报，大多是当时香港三联书店等进步出版社发行的进步书籍，是我过去见所未见的，也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广州无法看到的。例如延安的整风文献，毛泽东的著作我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的，很多文章印成单行本，又如冯玉祥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等等。除了书籍外，还有许多装订成册的剪报，大多是从香港的进步报刊上（例如：《华商报》---这是解放后广东省委的《南方日报》的前身，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周末报》等等上面选出来，剪好分类地贴在大本旧画报上。此外，还有各种政治讽刺性的漫画，进步音乐歌曲等等，小说也有些，如黄谷柳的《虾球传》等，真是琳琅满目，在我的眼前展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就如饥似渴地选择最感兴趣的，马上投入阅览之中。
宗大哥话不多，没有向我讲大道理说教，也任由我自己挑选读物，他自己则埋头写作。中午，他便自己做饭，也没什么菜，只在饭将熟时，撒一把小鱼干在上边，过一会儿便吃。吃完饭再看一会儿书便去游泳。在屋里换好衣服，只穿游泳裤便出去。出去之前，他会把所写的稿件藏在大厅出阳台的门头即屋檐底下的洞里边。
从他的住所到海边不到二百米，荔枝角游泳场就在前边，那是要买票才能进去的，我们不必买票，从旁边的沙滩就进入海水中了。我还不会游泳，是宗大哥教会我游泳的。他先教我如何浮水如何换气。他最喜欢侧泳，说这是最省劲的一种游法。他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英国有个人横渡英吉利海峡，有船跟着他的，见他游着游着老是绕着大圈游，船上人去看看，原来是睡着了，这个人就是用侧泳游的。几十年后我还记得宗大哥给我讲的这个故事。 我也是先跟他学会侧泳，至今也最喜欢游侧泳，这是宗大哥留给我的影响。 游完泳后，我们便到村子后边的一个小瀑布下面去冲身。这里没有居民房屋，非常幽静，瀑布是从上头石丛中飞泻而下的，不猛烈，最下面就是很大很光滑的巨石，人斜靠或躺在大石上，水从上而下，正好把身体冲洗干净，最舒服不过了。除了星期天会有多点人到这里来，平时是没人到此处的。这是我感到最高兴的时刻，因为只有此刻，宗大哥的话才多起来，他不但认真地听我讲话，而且还会问我话，回答我的问题，也谈到他自己。
我感到，宗大哥是我见到过的最亲切，最诚恳的人，我向他诉说了我的家庭，我妈妈被香港的“老千（骗子）”骗了钱，而被我父亲遗弃驱逐出家庭，只能在别人家里当保姆。我向他表达了对父亲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也向我谈了他也是从家里跑出来才当上海员的。他向我指出，我妈妈的不幸也是社会造成的，不幸不是某一个人，是无数的人，只有改变这个社会，才能不让我妈妈的不幸再发生。道理他没多讲，只在我诉说后才扼要地点一下，但对我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我每天都在看讲革命的书，不但白天看，还把书和资料带回家去阅读；不但我自己看，还带给我那两位广州同学看。那姐弟俩，姐姐叫丘淑和，弟弟叫丘文。我带过丘文去宗大哥处，还一起游泳，并把一些书和资料带回去给他姐姐看。丘文是我带去见过宗大哥的唯一的外边的人。(见照片:那就是当年的我与丘文同学,他才14岁,我16岁)
宗大哥的生活非常艰苦，吃的只是白饭和小鱼干，连油也没有，青菜也没有。他住处附近没商店，市场，不好买。于是每当我去他那里都买些青菜带去，也买过油去。我妈吗听我说这情况，她曾买猪肉用豆瓣酱煮好，装在大瓶子里让我带去。宗大哥很高兴，他说这可吃好多天了。宗大哥写的文章是投到香港的《周末报》去的，是否还有别的报，我就不清楚。他曾托我代他到香港《周末报》的报社去代他领稿费，有两次。他写什么文章，可惜我记不得了。因为我有许多东西在看，没把他写什么放在心上，很后悔。不知道是否还能查到当年的《周末报》，如能查到老资料，可能还知到他曾写过的文章。
我这样子与宗大哥两人静静地相处约有两个月，他很少出外边去，有时和我一起去香港陈文基那边走走。后来我才知道陈那里是党的地下联络处，专门联系福建那方面的，而宗大哥则正等待着任务，我对此是毫不知情的。
四、要分手了
我与宗大哥相处的这段日子里，有两件值得回顾的事情，一是热闹的周末，二是潘顾西先生。如前所讲宗大哥是“失业者”，我是去夜校补习英文的。因此在白日里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是很安静的，只有星期天是例外。宗大哥有许多青年朋友都是工人，都要上班，到了星期天放假就来到这里。都入海游泳而不必买票，那就是有许多游泳衣裤挂在此处的原因。那批青年男女工人一来就十几个人，个个都热情活泼，又唱又跳，(有的已是香港虹虹歌咏团的成员)他们也是在此选读些自己喜欢的读物。他们对我有许多影响，使我知道了许多香港青年人的动态和思想感情，比如他们常常谈起谁谁又已“回去了”。慢慢我就明白，“回去”就是离开香港回到国内参加革命了。他们的家人是不同意的，于是就不告而去了，这也就是报纸上常有青年失踪了的消息。他们要投身革命的精神和行动，对我是很大影响的。我看得出，这些青年人是围绕在宗大哥周围的，这也是这地方有如此多进步报刊的愿因。所以他们之间在九华径这里却是可以公开谈论的。
潘顾西先生是也住在九华径的一位老教师，六十多岁退了休，有多个儿女都已工作了。据说有儿子在国内（后来知道是参加革命的）。潘先生的家就在斜对面，是这村子里少有的几家住楼房的人家之一。潘先生订阅了许多份报刊，他看过后就乱堆放着很零乱，宗大哥约十来天就到他家里去替他整理，分好，叠好，装订好。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不清楚，总之，他去就把我也带去，因此我也认识潘老先生了。潘老思想是很进步的，宗大哥与他很谈的来，听他们的交谈，对我也有很开窍的作用。每次去整理，潘先生都留我们吃饭。他家的保姆对我们都熟悉了，有时潘老外出不回来，也吩咐保姆专门给我们做饭吃。
我本来只在傍晚才与同学去复习英文，这段日子白天大多时间是与宗大哥在一起，甚至把丘文同学也拉去过，晚上也用很多时间去阅读那些书刊。几乎全部心思都投入到关心当前国内的斗争中去。因为宗大哥多给我讲当前的斗争形势，南下大军已到了何处，他说一定要把蒋家王朝打倒。他给我讲了压在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当前的任务就是必须把反动的政权彻底推翻打倒。
大概是在7月底的一天，在游泳完后在瀑布下冲身体时，宗大哥突然说，我们将要分手了。我心里一惊，但也像有预感一样的，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将回福建厦门了。我马上就说，我要跟你去。他说你是不能去的。他说他是带有任务去的，是秘密的，是很危险的。你不懂情况，连福建话也不会说怎能去呀？我沉默了，但我还是说，我不能跟你去福建也要回广东的游击区。他说，你走了你的妈妈怎么样了。我说我不能仅为我妈妈一个人，要为天下千万受难的妈妈。正如你常说的，现在首先是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他赞许地看着我，又说参加游击队要行军打仗，有时饭也没得吃，光是扛枪都很重的，这些你不怕吗？我都一一表示了决心。他就叫我写一份自传并把决心也写上，写好了交给他。我当晚就写好了所谓自传其实简单极了，因为我从来没写过，只写了自己的学历，更多的是表达了要求革命的决心，写了些宗大哥给我讲过的道理。
过了一天，宗大哥带我到陈文基先生处，他说，你的自传我已交给陈先生了，他去福建之后，你就和陈先生联系，他会带你回广东的游击队的。我这才知道陈先生的重要性。我们都在等待着行动了。
庄少萍与家人
五、踏上征程
宗大哥安排好我参加革命的事情,即让我等待陈先生的指示，他自己就在8月初动身去厦门。他是乘客轮前去的，我和陈文基都到码头去送别。没登船之前，我们在码头对面一间小饭馆坐等登船的时间。你父亲携带的行李很少，他拿出一本大画报，里面大概装了不少有用的文件或资料，我不清楚，厚厚的。他叫我在封面上用英文写上“ Magazine "(即杂志）。 我听他讲过此去厦门是做革命的秘密工作，但我想象不出是如何去做和会遇到怎样的危险。更没想到，这次和他的分手就是永别了。因为我只是个还没有进入革命队伍的青年学生。时间到了，你的爸爸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了一句我终生难忘的话：“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是出于1949年新华社元旦献词的题目，是在当时形势下，党对全体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号召和要求。据说这篇献词是毛主席写的。你的爸爸是用党的号召与我这个也即将踏上征程的小青年互勉，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就在你的父亲离香港去厦门后的没几天，陈文基同志就安排人送我离开离开香港，也就离开了我父亲的家庭（失踪了），先到东莞温塘武工队，再进大岭山游击区，正式成为粤赣湘边纵东江第一支队第三团一营三连（海鹰队）的一名战士，开始了我跟着共产党走革命道路的一生。当然，这一生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考验与挫折，但是我始终没有忘记你父亲最后留给我的那句话：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知道你们的爸爸牺牲的消息已经是1950年春节期间了。那时候广东已经解放了，我们部队还参加了解放东莞城的入城式。接着我们一支三团接受了守卫广（州）到深（圳）沿铁路线的任务，我们一个排与连部就驻守常平火车站。很快到春节了，我请准了探亲假去香港看望我的妈妈。本来从广州到九龙的火车是直通的（即广九铁路线），解放后不直通了，只到深圳。深圳站也是由我们团的部队防守的。那时还没有严密的边防制度，不要任何证件就可以通过深圳罗湖桥过到九龙那边去。我得领导批准，就更方便地去到香港。我首先就是去见陈文基同志，向他报告我参加革命的经过和表现。他非常高兴，赞扬和鼓励了我。我那时还是个孩子，把他也看作是引路人的，自然就问起宗大哥的消息。他沉默了一会儿，才告诉我他牺牲的消息。
陈文基同志说：“你的宗大哥在厦门解放前夕，被敌人抓到，是被特务头子毛森下令绞死的。他非常英勇，他已知道地下机关被敌破获，他完全可以逃脱，但他怕有同志尚未知晓，为了掩护同志，坚持在岗位上而被捕的。”他又告诉我：“他的真实名字是庄少萍，他还有妻子和孩子在福建。”他没说有几个孩子，也可能他也不十分清楚吧。得到这个消息我十分悲痛，当晚我就再到荔枝角九华径去，把这噩耗告诉了潘顾西老先生，他也是十分地悲痛。我特意走到以前庄少萍住过，我在那里受到许多教育的那所木房子，缅怀烈士生前留在我心坎里的点点滴滴。我又走向海边，因为交通BUS，要走过游泳场才有得乘坐。在黑夜里，我一个人走在长长的海边路上，四周无人只听见拍岸的涛声，我停了下来，尽目遥望大海，寻找那处是庄少萍同志教我游泳的地方？望着望着，不禁悲从中来，面向大海我放声大哭起来。
作者简介： 卢冬，广州人，庄少萍战友。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