鹭客社：守望共同的尘世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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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部分化成诸多的亚文化，闽南文化在整体上依然可以说是一种个性鲜明、影响巨大、起因多元、内涵丰富、流播深远的地域文化类型。由于其与台湾所谓本省人的福佬文化具有极为密切的亲缘关系，所以一直都是地域文化研究中的热点。那么，作为闽南文化的传承者，闽南人的身上又有什么样的特质？
我想，要认识闽南人，首先要摆脱中原中心论的干扰，这种中原中心论的干扰自古而今，已经根深蒂固，主要体现为强调闽南人是纯粹的衣冠南迁或披甲南征的中原人后裔，闽南文化是纯粹的汉族文化。这种陈腔老调反复说，仿佛说一万遍就会成为真理。显然，不排除这个干扰，很难真正读懂闽南人。这种说法，严重忽略了汉人来到闽南地区时，闽南已经有众多原住民的事实。即使闽南人的父系可能确实有较多来自北方的血缘成份，即使闽南文化的核心当中确实保留了中原文化的元素，如语言、民居等。但作为一种地域文化，闽南文化和中原文化明显具有质的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思维上的对立关系。
大家知道，台湾的文化土壤主要有四层，最表层的是近现代的西方文化，中层是儒家文化（包括变异的儒家文化——日本文化），底层是福佬文化（百越文化与中原殖民文化结合而成的闽南文化，也有人称为河佬文化、河洛文化、鹤佬文化），深层是原住民文化。由于原住民文化已经式微，所以对台湾社会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是前三种文化。其中，浮在台湾文化表层的甜美可口的“奶油”是近代西方文化，这种文化数百年来一直是全球最富有活力的文化形态，其对台湾的影响，始于葡萄牙人对台湾的发现，主要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物质生活上。
这里就有必要探讨一下闽南人的特质。
闽南人与很多人想象中的并不一样，并非完全是南迁的贵族或难民的后裔，当然其中确实有不少人是，如福建漳浦县一个叫赵家堡的地方便发现了宋代皇族的后人，他们是从海路逃难而来。不少人很可能只是出于自我保护或者攀龙附凤的目的才自称是中原移民罢了。我们知道，在考古学上有个浮滨文化。这个浮滨文化的分布区域，和今天的闽南语地区非常接近。从种种资料得悉，这个地域的原住民曾经为了反抗外来的统治而举行过无数次的起义，如古代所谓的”僚人作乱“。如一些叫”唐化里“的古地名的存在，这”化“，就是汉化。因此，准确地讲，闽南人在血缘上应该是汉越融合的族群，当然，在文化上确实是被河洛（即福佬）化了。关于血缘的传承，在外表上也可以看出得来，毕竟南北人种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另，大量生活在闽南地区的畲族，很可能是保持了文化独立的原住民后裔。当然在，现代的畲族人文化特色在淡化，有的已经和汉族无异。
与北方的同胞相比，闽南人与广府人无论是血缘、外形，还是文化，都有不少的一致性，大致上，都有很发达的海洋文化传统。在历史上，由于北方汉族势力的南下，原住民一直在南撤，向南、向南、再向南，甚至漂洋出海。中国的历史，包括现在的诸多著作，都是基于中原中心论的理念，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曾经在长江以南广泛存在的原住民的不幸和消隐。这些隐藏在中原文化光辉背后的原住民，尽管失去了自已的图腾，失去了自己的历史，还是会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地留下了一些消隐民族的心理与民俗痕迹，如闽中的蛇崇拜、干栏民居、傩戏、擂茶等等。
为了更好地界定闽南人的特点，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个极富特质的民系，客家人。客家人显然也有大量的原住民成分，只是与闽南人相比，他的汉人血缘成分可能更多点，这也是为何，客家人与闽南人素来不合。这种不和，像是欧洲东部的雅利安人来到印度地区时与黑皮肤的达罗毗荼人难以相处一样。就厦漳泉而言，闽南人主要应该指泉漳泉的沿海地带，在其内陆，很多地方其实住的是客家人，还有一些地方，住民虽然讲的是闽南话，但在文化特征上却接近客家，如漳州的平和、南靖、华安等县。正因如此，这些闽客交错地带建有大量的客家民居----土楼。土楼是什么？土楼很可能是客家人大规模南下时利用中原的版筑技术结合原住民建筑技术兴建的移民堡坞。从这个角度思考，土楼就是“客家”，客的家。除了建筑艺术，原住民风俗还有不少地方影响了客家，如二次葬、用糯米祭祖，唱山歌等。二次葬这种民俗大多出现在印纹陶文化圈，是东南沿海百越族的古老葬俗，至今流传在畲族，壮族以及闽南人之间。
正如人在面临压力时会有心理防御术一样，作为一个由人组成的集体，民族也会有集体性的心理防御术，以消解曾经遭到的重大挫折。作为中国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福建的原住民早在秦汉时期就陷入了中原汉族势力的铁壁合围，漳州开漳圣王陈元光和他的父亲陈政（从族谱上看，我的祖先就是陈政的女婿）其实就是从中原来的殖民头目。这些中原来的殖民者头目和占领墨西哥的科尔蒂斯没什么区别的，只不过他们较为斯文，较为善良，在带来铁骑与武器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汉族文化。大量心怀恐惧的原住民屈服了，被招安了，他们接受了中原的主流文化，甚至自我变更族属。有不少学者指出，有一些族谱是不可信的。
既拥有河洛文化，又具有原住民文化积淀的闽南人会出现什么样的特质呢？
一、敢于冒险
东南沿海的原住民素来以舟为车，可以说是一个水上民族，越来越多的生物分子学研究证明，人类具有同一个非洲祖先，人类是从非洲迁徙到亚洲的，其中有一支迁徙路线途经东南亚的沿海和海上，并分布在中国东南部，这便是所谓的百越人。百越人的外表特点主要是颧高肤暗、双眼皮，个矮。不少闽南人其实就有这种特征。正因为百越人主要是海上民族，所以会以舟为车？这是原始的载具。许多地方的悬棺习俗便是对祖先驾独木舟的纪念，悬之高处也许是对远方故乡的遥望；为何百越人会断发纹身？断发是方便游泳，纹身是仿效水蛇；为何百越人特喜欢吃海鲜，比如吃沙虫可能就是一种百越遗俗，其主要分布在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百越旧地。厦门人便喜欢把沙虫做成土笋冻。比如广东人什么都吃，什么都敢吃。即使是今天，福建还有一些依然生活在水中的百越遗民----疍民，还有一些颇有百越母系氏族遗风的山名或神名，如太姥山、太武山。在闽南话里，姥、武、姆同音，太姥、太武实际上就是太姆，可能用于纪念母系氏族时代的女酋长。正是由于闽南人有着这些百越海洋文化底色，闽南人的冒险精神也便在行船生涯中得到历炼。喜欢航海的闽南人在历代中原板荡时，往往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前往海洋的方向。水的远方是另一个家园，是祖先神佑护的世界。他们在台湾和东南亚留下了大量的足迹与血脉，这有点像腓尼基人遍及地中海的情形。
闽南人的海洋文化是叛逆的文化，是逃亡的文化，是对王道的背离。
二、信巫好鬼
正因为是河洛化的汉越融合族群的后代，大多数闽南人依然保留着一些古越人的思想与生活习惯。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闽南人的脏话像标点符号一样多（像台湾的许多政客就有这种爱好，这种爱好可以说是嗜痂之癖），几乎是出口成脏，且习惯于用生殖器官来表达情绪。这种语言上的原始性，远远超过了北方被教化较久的人群，反映了闽南人曾有性意识比较开放的“童年”，现在觉得“脏”，不等于过去觉得“脏”，这有点像日本文化，现在的日本文化同样保留了较多的性内容。反之，儒雅且讲究中庸的中原儒家文化在闽南被草根阶层消极地抵制着，典型的便是泉州反儒教思想家李贽。主流信仰被消极抵触的背后是闽南民间信仰的五花八门，百花齐放。在闽南地区，什么神都供，什么教都信。清代道光年间，《厦门志》总纂周凯曾在志里的《风俗记》里对闽南人的宗教信仰有过描述：“吴越好鬼，由来已久。近更惑于释、道。一秃也，而师之、父之；一尼也，而姑之、母之。于是邪怪交作，石狮无言而称爷，大树无故而立祀。木偶漂拾，古柩嘶风，猜神疑鬼……”
三、欢喜就好
闽南人精明，有一个比精明更让人欣赏的优点，那就是慷慨。不过这种慷慨却不只是基于义，还基于利。闽南人绝对重义又重利。闽南人的利，不是自私自利的利，而是“交相利”的利。他们非议一个人，大多不会出于道德教条，而是出于现实的利益。在闽南这种地方，做一个伪君子是很被鄙视的事情。闽南人大多是伪君子所厌恶的“功利小人”，以功利自荣，彼此之间惺惺相惜。你越功利，越有功利，人们就会越尊重你。因此，闽南是个非常具有商业潜力的地带。闽南人很难被纯粹的政治意识形态所教化，他们的天然意识形态是商业意识形态。而浓厚的商业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基础。18世纪末，英国有个哲学家、经济学家叫J.边沁，他曾对功利思想进行总结，归纳，创立了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有巨大影响的功利主义。边沁认为，人生本该寻乐，众人皆应乐生。这种及时寻乐的功利主义思想，刚好就是闽南人“欢喜就好”的真实写照，也是闽南人奋力拼搏的原动力。不为前世，不为来生，只为此生，为的是当下的快乐生活。闽南人所谓的“出头天”，也就是出人头地，其终极目的完全指向现实利益。“苛利国家生死与，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崇高政治追求，在闽南，只能是个案，决不会是主流。在这片功利主义的沃土上，只要管制稍微松弛，闽商就会风生水起。
四、尚义任侠
正如前述的，闽南人具有较为发达的商业意识形态。这种商业意识形态体现为国家意识不强、政治意识形态不强、忠诚意识不强，反之，宗族意识强、商业意识形态强，利益意识强。都是山高皇帝远，闽南人和客家人的区别就在于：客家人有较强的国家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客家人总是念念不忘于殿堂之事。闽南人不一样，闽南人心在江湖。中原纷纷纭纭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更关心的是通向海洋的大门是不是敞开，经商的环境是不是通畅。当政治力量影响到他们的商业命脉时，他们便会揭竿而起，由消极抵抗过渡到暴力起义阶段。故闽南人重“义气”。“义”者，行正确之事。闽南人尚义任侠，富有激情。一个尚义任侠，富有激情的人如果没有合适的地方发泄，往往会有悲情意识。这种悲情意识会让他们在关键时候敢于吃“螃蟹”，敢于反抗暴政，敢于走自认为正确的道路。
翻开历史的大书，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在台湾或者闽南，闽南人的起义总是层出不穷，千年不息，像元末惊动多省的李志甫起义，明末清初的天地会起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八闽第一枪等等。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台湾抗日的简大狮，当时的上海《申报》曾称其为中国最有志气之人，其实应该是最有“义气”的人。仁为儒之魂，义乃侠之气，仁是执政牧民的理念，义是民间自卫的道理。闽南人的义气重和闽南人长期自发维护商业生态有关。闽南人的商业生态和山行水宿的交通环境有关。这种远离中原、面向大海的特殊交通环境，注定其海上商业必然发达，交换集市必然兴旺。在失去政府公开保护的背景下，雄厚的商业资金就会凭借发达的民间自卫意识，组建强势的民间自卫组织。只要海波平静，闽南人的商业触角就会伸得很远，很远，甚至远达非洲。当国家打击海上交易，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时，为维护闽南人的商业利益，民间自卫组织往往会沦为海上势力——“海盗”。非商则盗。无它，资源贫瘠，无商难活。
如果要继续寻找闽南人的特质，显然还会有很多，以上只是罗列了其中较为显著的四点。这种所谓的闽南人四大特质并非说非闽南人就不具备，只是说，闽南人更为明显罢了。
作者简介：林鸿东，1976年生，漳州平和人，在厦门翔安工作，鹭客社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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