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青铜器以容器为主要类型，不仅造型奇特，装饰别致，而且基本上属高锡高铅三元铜合金材质，几乎全部以泥范块范法铸造成形，在世界艺术史、技术史和物质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于青铜器的呈色却几乎没有研究，本文即是基于考古材料，通过对三星堆出土的一件青铜尊的填色复原，初步探讨此一现象。
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呈色
高锡高铅三元青铜合金，因其中合金元素含量的不同，颜色在纯铜的淡桃红和锡铅的灰银白之间变化1。商周青铜器中多数含6%～20%的锡和低于8%的铅2，为橙黄色（图一）。复原铸造的青铜鼎和簋即是如此，仅受光洁度或表面氧化层等影响，色泽橙黄发暗（图二：1-2），可认为商周青铜器本色如此。这样的色相，在一定距离下，器表纹饰和凸起的附饰就无法看清，使这些穷其技艺制作模范、旨在使器物华丽繁复的图案与附件黯然失色。如此视觉表达，虽逻辑欠通，但确有考古发现的实例。1983年光山宝相寺出土的黄夫人鼎，锈蚀程度很低甚至没有锈蚀，年代在春秋早期（图三：1）；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亚矣簋，颈部、腹部和圈足纹带及双耳基本为金色（图三：2）。但后者的颈部、下腹、圈足下沿、颈部纹带、腹部纹带之间的窄素带，以及腹部菱格纹中的圆乳丁的表面，都有一层较为致密的“锈蚀层”(3)，两相对照，很可能原本为彩绘，经三千多年蜕变，已经残缺和变色，原色如何有待研究。
图一铜-锡-铅三元合金色图
图二：1新铸青铜鼎原色
（铜陵新九鼎铜产业公司提供）
图二：2新铸青铜簋原色
（山西宇达青铜文化艺术公司提供）
图三：1黄夫人鼎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卷7图79)
图三：2亚矣簋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卷4图41)
古代青铜器彩绘或纹饰中填色，确是被长期漠视的现象。北宋至20世纪的金石学家未有提及，19世纪之后的艺术史家罕有几句提示，20世纪前半叶开始的考古学，只有少数考古学家注意到所发掘器物有漆绘3。真正将这一现象作为问题研究的，是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学者。首先是大英博物馆的科学家普林德雷斯（Harold J.Plenderleith,1898—1997），在20世纪30年代率先研究其馆藏中国青铜器，他首次在实验室辨识出纹饰中的黑色残留物是一种“镶嵌”（inlay），黑色物包括碳、硅酸盐和磷酸盐，可能属某种原始形式的漆4。此后，直到六十年代，盖滕斯（Rutherford J.Gettens,1900—1974）在考察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Smithsonian Institution）藏青铜器时，关注到了填色物质，并对之进行了研究。弗利尔艺术馆收藏的一件商代青铜盘（编号56.26），盘内龙身纹线较为突出。经分析，为黑色赤铜矿且不乏在灰绿色锈下，可认为是制作盘时，为使之呈黑色，将赤铜矿与炭研粉调和为纹饰填充物（图四：1—3)5。弗利尔收藏的一件残觚（SC529，图五：1），腹部有细密纹饰。经取样并切片分析，确定纹线中明显有黑色填充物（图五：2）。这些填充物在放大视场泛白，纹饰沟槽中填充物相当致密（图五：3）。显微镜下，石英颗粒细小、多角而白亮，散布在黑色碳素体中（图五：4）。很明显，填充物不是黄土，而是有意加工的细石英。颜色既有黑色，也有发白的，粘结剂似乎是漆。即以漆调和多角、匀细石英粉并将之填入纹饰的沟槽或坑点之中。虽然某些铜器曾作炊器，底部和器表残留烟炱，易于与填纹混淆。但在显微镜下，二者还是易于区分的6。
图四：1蟠龙纹盘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卷3图174)
图四：2蟠龙纹盘内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卷3图175)
图四：3蟠龙纹盘内填纹
（引自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p.39)
图五：1弗利尔残觚SC529
（引自The Freer ChineseBronzes,
Volume II,p.201 fig.266)
图五：2残觚纹饰
（引自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II,p.201 fig.267)
图五：3残觚样品断面
（引自The Freer ChineseBronzes,
Volume II,p.201 fig.268)
图五：4残觚样品显微视场
（引自The Freer ChineseBronzes,
Volume II,p.201 fig.269)
事实上，古代青铜器的彩绘和填纹处理是相当普遍的现象7，但往往被当作锈蚀、泥土、范土或后期保护的干预材料而未深究。在发掘、清理、剔纹和修复中，仅有的些许残留被再次清理甚至除尽8。虽然如此，现有器物残存之痕迹还是可以明确昭示：相当数量的古代青铜器有其不同寻常的色彩搭配。只有深入揭示和探究彩绘和填纹处理这一现象，才能对青铜器功能和审美理念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增加有关青铜器的制作工艺和材料的知识。
在广汉三星堆器物坑所出土的青铜器中，彩绘和填纹也具有相当的普遍性9，器物填色后的呈现如何，未见复原。本文以大口折肩尊K2(2):79为例，对其纹饰的填朱工艺进行复原，提供器物瘗埋前的基本面貌，抛砖引玉，供学界更深入全面研究古代青铜器。
三星堆大口折肩尊
K2(2):79造型与纹饰
1986年发掘的广汉三星堆二号器物坑，出土完整大口折肩尊八件，另有三件尊的残片和一件方尊的残片。其中大口折肩尊K2(2):79位于器物坑东南角，上有象牙。
该尊侈口折肩、鼓腹高足，通高442毫米、口径415毫米（图六：1—2)10。颈根部饰三周凸弦纹，肩部饰六夔纹组成的纹带，纹线平铺，夔形不清，只有眼珠突出（图七：1）。夔纹两两成组，对头之间各设片状鸟饰，伏卧在纹带上。鸟饰昂首向外，粗短喙，两眼巨大且眼珠圆突，颈粗且长，两侧饰鳞纹；腹两侧勾云纹，翘尾，尾稍前卷，因纵向披缝略宽，喙与尾均不够清晰，尾与颈根交连（图七：2）。与三鸟饰相间60°，肩纹带的两夔尾间各设一圆雕牺首，扣在肩面，大嘴伸出肩沿并搭在腹部纹带上边。牺首阔鼻，勾卷曲鼻翼但嘴短，双眼位置也出肩沿，球形眼珠圆突，面布刀纹。牺首额中高竖扉棱形冠饰，其两侧是一对虺形大角斜弯向脑后至颈根，上面饰云纹和鳞纹。两角之间的平面，饰平铺横置的刀纹。三个牺首仅一个冠饰完整，另两个残缺（图七：3—4）。
图六：1尊K2(2):79（作者摄）
图六：2尊K2(2):79线图
（引自《三星堆祭祀坑》页242图138)
图七：1尊K2(2):79肩部纹带（作者摄）
图七：2尊K2(2):79肩鸟饰（作者摄）
图七：3尊K2(2):79牺首（作者摄）
图七：4尊K2(2):79牺首（作者摄）
腹壁斜直，宽纹带由三组构成，组间设不透空的勾牙式扉棱，与肩部鸟饰相应。每组兽面均是平铺的兽面纹，兽面两侧下边填平铺的夔纹。兽面纹阔口微张露出牙齿，尖吻上起脊棱式窄鼻梁，两侧勾宽线云纹，并自额中上耸为冠饰，因上方有牺首嘴，故冠饰较矮。一对臣字形大眼中眼珠圆突（图八：1），其外侧横伸着窄的兽身，再上折向外出尾，尾稍向下回勾，兽身勾宽线云纹。兽面眼和身上面的部分功能不详，或者为翅。身下出足，足后填抽象夔纹。夔纹有向前长伸并勾卷的鼻，眼大但眼珠不凸。整个纹饰空白处填细线云雷纹（图八：2），与兽身、角之宽线云雷纹相异，借此突出兽面与夔纹。
图八：1尊K2(2):79腹部纹带
（作者摄）
图八：2尊K2(2):79腹部纹带及补铸痕迹
（作者摄）
细线云雷纹粗细均一、走线流畅，宽线云雷纹粗细不定、走线磕绊。由此可知纹饰范制作之时当为直接刻划。现今所见阳文当均为制范时刻去之阴纹，且一次全部刻出，未经制模、翻印等多次刻画过程。
圈足高而壁微弧，顶部均布三个形状近乎长方形透孔，上与肩部鸟饰、腹部扉棱相应，下置近乎长条形不透空的勾牙式扉棱。扉棱将圈足宽纹带也分三组并与肩部牺首、腹部纹饰组相应，且纹饰结构与腹部纹饰完全一致，略大的差别在于沿上的几字形角，微小的差别是冠饰略高但眼珠略小且突出略低（图九：1—2）。整器布满绿色锈蚀，局部区域有褐、黑、黄和蓝等色锈蚀，分布无规律。
图九：1尊K2(2):79圈足纹带（作者摄）
图九：2尊K2(2):79圈足纹带及浇道
（作者摄）
三星堆大口折肩尊
K2(2):79的铸造工艺、
填纹处理及复原
三星堆大口折肩尊K2(2):79器身留有明确的铸造和加工工艺信息，可据以复原其基本的和关键的工艺。
首先是肩部牺首的与肩面有接缝（图七：3-4），牺首扣在肩面和尖沿，表明牺首后铸。与牺首相应的腹内壁，通过镜子可以看到有不规则形状的铸铆头（图一〇：1），证明牺首以铸铆式后铸成形。牺首冠饰中间的披缝与两角间平面中的披缝一致，说明牺首左右对开分型11。这种工艺在南方风格大口尊中具有典型性12。
图一〇：1尊K2(2):79内壁铸铆头（作者摄）
在尊肩鸟饰、腹部扉棱和圈足扉棱的中心，都有纵贯的披缝，且三道披缝重合（图一〇：2），通过圈足透孔，构成尊体的分型面，说明尊是由三块相同的范与腹芯和圈足芯组成的铸型。在腹部和圈足兽面纹的口中，都有与脊棱形鼻梁贯通的披缝（图八：1—2；图九：1—2），但披缝并未上下贯通，说明腹和圈足每组兽面纹都是由左右两块范拼合的，即尊的每块范都在相应位置嵌着两块腹部纹饰和两块圈足纹饰范块。
图一〇：2尊K2(2):79扉棱与鸟饰披缝
（作者摄）
该尊初铸明显不够精美，缺陷较多。首先是圈足底沿不够平齐（图九：2），具有南方风格青铜器的共同特点，在三星堆青铜器中也十分普遍。这是浇道的残存，说明南方铸铜作坊的很多铸工设计浇道不够精当，浇注凝固后在打掉浇道时留下残迹，无法去除而留存的13。其次是其表面较为毛糙，花费了很多时间进行打磨，腹部纹带上有清晰磨痕（图一〇：3）。但颈部、下腹等无纹饰的部位见不到披缝痕迹，包括颈根突弦纹上也未有披缝的打磨痕迹，说明这些地方的披缝曾被精心处理过。然而，初铸的浇不足和大气孔不少，便对其中的较大缺陷进行了补铸，器腹有明显的补块（图八：2）。此外，尊腹还存在未曾补缀的孔洞（图一〇：4—5），表明这件尊不能作通常所说的盛装酒浆之用。
图一〇：3尊K2(2):79腹部纹饰打磨痕
（作者摄）
图一〇：4尊K2(2):79腹壁孔洞（作者摄）
图一〇：5尊K2(2):79扉棱下孔洞（作者摄）
这件器物的重要，还在于器表和纹饰中的颜料痕迹，发掘报告已经指出，但不够具体。红色颜料存在于肩部纹饰（图七：1）、牺首（图七：3—4）及鸟饰（图七：2）、腹部纹饰（图八：1）和圈足纹饰及扉棱纹线（图九：1—2）。肩部的色泽鲜亮若朱砂，腹部和圈足的较沉暗如铁锈红。此外，在肩部的鸟饰、牺首上还残存有白色和褐色，腹部兽面冠饰顶与牺首嘴下残存有粉白色覆盖物，究竟是颜料还是锈蚀有待进一步研究。这里仅对红色填充物进行讨论和复原。
根据对商周青铜器材质的研究，选取14K黄金色为铜器本色，颜色近乎16进制值#E9BF61，而据尊填色照片的红，颜色为16进制值#FD4E50，据此可复原尊的填朱（图一一）。至于颜料的组成和色值，以及牺首、鸟饰和腹部纹带的其他颜色，有待测定和全面复原。此外，兽面纹突出的眼珠，目前未在其上发现颜料，本复原权作本色处理（图一二）。较为特别的是肩部纹带，大多数都可见填朱痕迹，但一处完全无色，底色灰白，夔眼珠青灰，纹线中似乎未填充颜料（图一三），为何如此，还得深入研究，不排除尊的不同部位有不同染色的可能。
图一一尊K2(2):79腹部纹饰填色复原
图一二尊K2(2):79填朱复原
图一三尊K2(2):79肩部纹带特别颜色
（作者摄）
初步的填朱复原，仅仅再现了尊K2(2):79的金黄底色和朱红纹带，颜色对比强烈而和谐，附饰和纹样均突出醒目，相信全部颜色复原后，该尊的呈色是瑰丽多彩的。
如前所述，三星堆存在多件填纹处理的青铜尊，发掘简报曾指出还有尊K2(2):127和K2(2):146经填纹处理14，发掘报告中涉及还有尊K2 (2):112，但不包括尊K2(2):79。在与之同出土的人头像、面具和动物形器上，则可见到多种涂色。这批青铜容器具有南方风格特征，年代早于殷墟而属中商16，填色处理是否是南方风格青铜器的一个特征抑或一种例外，值得深探。更进一步，这些填色处理的南方风格青铜器，是铸铜作坊的原作，抑或流入天府之后再对其进行的填色处理，也是饶有趣味的问题。
事实上，中原出土青铜器中，不少属填纹处理之器，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妇好封顶盉M5:859（图一四），颈部纹带和腹部兽面纹纹线中，即残留不少淡黄色颜料，发掘报告未予留意17，后人也缺乏研究。前文已及，商周青铜器填纹彩绘装饰有相当的普遍性，但哪些器物、哪类器物填纹？谁做处理、牢固度如何、地域性怎样？等等，都是有待研究的问题。当然，新出土器物表面和纹饰中残存物的辨识和保护，应当首先提到议事日程，否则上述一系列重要而有趣的问题，都将无法澄清。
图一四妇好封顶盉M5:859
（引自《中国青铜器全集》卷3图159)
注释和参考文献：略
作者：董逸岩，苏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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