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宋史的张邦炜教授曾经感慨：“从前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其实何止是“从前”，直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宋朝仍然被当成一个窝囊的王朝。然而，日本与欧美的汉学家对宋代却不吝于赞美，评价非常之高。美国多所高校采用的历史教材《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其中有一章的内容宣称“中国最伟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China’s Greatest Age：Northern Sung and Southern Sung）。宋代武功远不及汉唐之盛，却何以大获海外汉学家的青睐呢？中国人看待中国历史，往往摆脱不了对国运的关注，因而影响到情感的取舍。而海外学者则能够保以超然的心态去评估一个王朝的文明表现。正是从文明的角度，他们发现了宋朝的诸多了不起的成就。
许多海外汉学家在论及中国宋代的时候，似乎还特别喜欢使用“革命”之说。比如英国汉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也提出“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列举了宋朝的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迁；《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也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则认为宋代中国出现了“煤铁革命”。仿佛不用“革命”一词，不足以强调宋代文明与之前时代的深刻差异。
大概正因为看到了唐宋之际发生的种种“革命性”变迁，又有许多汉学家相信，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而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小报
一个生活在宋朝的知识分子，如果他关心时政，便可以每天在市场上买一份报纸，上面通常刊登有最近的政治新闻与社会奇闻。至迟从北宋末开始，汴梁市场上已出现商品化的报纸，《靖康要录》载：“凌晨有卖朝报者。”这里的“朝报”显然不是官方出版的邸报，因为邸报是免费发给政府机关的报纸，不会进入市场。报贩子叫卖的“朝报”实际上应该是民间雕印与发行的“小报”，只不过假托“朝报”（机关报）之名而已。南宋时临安城有了专门的报摊，《西湖老人繁胜录》与《武林旧事》记录的杭州各类小本买卖中，都有“卖朝报”一项，可见报纸零售已成为一种可以养家糊口的职业。它的背后，肯定又隐藏着一个靠出版报纸营利的行业。
那么南宋的新闻小报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报纸？一份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的臣僚奏疏透露了比较详细的信息：“近年有所谓‘小报’者，或是朝报未报之事，或是官员陈乞未曾施行之事，先传于外，固已不可。至有撰造命令，妄传事端，朝廷之差除，台谏百官之章奏，以无为有，传播于外。访闻有一使臣及阁门院子，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又或意见之撰造，日书一纸，以出局之后，省部、寺监、知杂司及进奏官悉皆传授，坐获不赀之利，以先得者为功。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真伪亦不复辨也。”
研究新闻史的台湾学者朱传誉先生根据这条史料，推断出南宋小报具有如下特征：
一、有人“专以探报此等事为生”，也就是说，已经专业化。
二、“坐获不赀之利”，可见是商业行为，并且是一种很赚钱的事业。
三、新闻来源“或得于省院之漏泄，或得于街市之剽闻”，可知范围很广，并不限于宫禁，道听途说也在采访之列。
四、内容如诏令、差除、台谏百官章奏，多为朝报所未报，因而被称为“新闻”（友情提示：宋朝人已经用“新闻”一词来指称民间小报了）。
五、“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报为先，而以朝报为常”，可知小报较朝报受人欢迎。
六、“一以传十，十以传百，以至遍达于州郡监司”，可见发行之广。
七、所谓“撰造命令”“又或意见之撰造”，也就是言论栏，相当于今日报纸的社论。
除了上面朱传誉先生提出来的这七点，我们还可以根据另外的史料，将南宋小报的特征补充完整：
八、小报养有一批采访消息的“报料人”“记者”，据《朝野类要》载：“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衷私小报，率有漏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这里的“内探”“省探”“衙探”都是暗中服务于小报的报料人，他们为小报老板提供新闻，当然也从小报老板那里获取报酬。
九、小报为定期出版，“日书一纸”投于市场，发行覆盖面达于州郡，这样的报纸肯定不是手抄报，而是印刷品。宋代印刷业非常发达，印制小报在技术上完全没有问题。其实早在北宋熙宁年间，市井中就有人刊印时政新闻卖钱：“窃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
十、小报为民间所办，新闻采写与发行传播均摆脱了官方控制，一些小报胆大妄为的程度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北宋大观四年（1110），有份小报刊登了一则宋徽宗斥责蔡京的诏书，但此诏书是小报杜撰出来的，属于伪诏。放在其他王朝，这无疑是诛九族的大罪，但在北宋末，这起“辄伪撰诏”事件最后却不了了之。南宋初，又有小报伪造、散布宋高宗的诏书，令高宗非常尴尬，不得不出面澄清。当然宋政府也一再发布法令，企图“严行约束”小报，但总是屡禁不止，从中也可以想见宋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并不严厉。
今天的新闻史著作通常将十七世纪才出现的《法兰克福邮政总局报》《新到新闻》或者《莱比锡新闻》当成世界上最早的日报。但以南宋小报出现的特征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风行于十二世纪的南宋小报才是世界最早的日报，而且其品质跟近代新闻报纸已经相当接近。指出这一点，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祖上曾阔过”的虚荣，我只是想说明：华夏文明有自发近代化的内在动力。
书坊
在宋代之前，市面上几乎是没有书店的，因为印刷术尚未普及，书籍多为手抄本，无法成为普通的商品。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要找到一本书非常不容易。从手写时代进入印刷时代的飞跃，发生在宋代。随着雕版技术的推广，苏轼发现：“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
书籍开始成了寻常商品。北宋汴京的大相国寺便有一个图书市场，“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大相国寺的东门大街，“皆是幞头、腰带、书籍、冠朵铺席”[69] ，当中有很多书店。南宋时，在两浙路、福建路的城市内，更是书坊林立，单是福建的建阳麻沙镇，至少便有三十六家有“牌记”可考的书坊（相当于民营出版社兼书店）。建阳县每个月都有专门的图书展销会，“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每月以一、六日集”[70] 。难怪宋人说：“建阳版本书籍，行于四方者，无远不至。”[71] 杭州、成都的刻书业也非常发达，与建阳并称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与书籍交易中心。这些书坊刻印的书籍，不仅遍布全国，而且远销海外。
为吸引读者、方便阅读，宋代书坊在版式、字体、装订上都特别讲究，也有创造发明，比如建阳书坊采用“上图下文”的形式刻印《尚书》《周礼》《道德经》《荀子》等经典，图文并茂，富有可读性。即使在今天，流传下来的宋版书也是非常精美，是收藏界最喜欢的版本。很多书坊又大量刻印医书、技术书、话本、佛经及民间通俗类作品，以迎合大众的阅读需求及审美趣味。
得益于发达的图书市场，一批有才情或有影响力的宋朝文人能够鬻文为生。如，南宋江湖诗人戴复古，一生未入仕，也不事生产，但漂泊江湖四十年，而无衣食之忧，其一部分生活经费即来自稿酬，他自我解嘲说：“七十老翁头雪白，落在江湖卖诗册。”不过他诗名大振，出版的诗册立即成了畅销书，“其吟篇朝出镂板，暮传咸阳，市上之金，咄嗟众口，通鸡林海外之舶，贵重一时”。
也是得益于发达的图书市场，宋代涌现出一大批出版商，最著名的当为经营“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的陈起。他建了一个私人图书馆，搜集善本，收藏图书，作为编辑、出版之用。他身边又聚集了一大群江湖诗人，为其供稿。陈宅书籍铺刊行的图书，编辑精心，质量上乘，深受市场欢迎，“付雕即成，远近传播”，坊间有“临安书肆，陈氏最盛”之说。
图书市场的竞争，促使宋代出版商产生了明确的品牌意识，他们的产品都会刻上一个“牌记”，如陈起刊行的图书，必在末页附印“临安府棚北睦亲坊陈宅书铺印”的LOGO。南宋临安另一家品牌书坊“荣六郎书铺”，是从汴京迁至杭州的，以专刻经史书籍闻名，其刻印发行的《抱朴子内篇》书后印有“牌记”文字五行：“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现寄居于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今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内篇》校正刊行的无一字差讹，请四方收书好事君子，幸赐藻鉴，绍兴壬申岁六月旦日。”
图书成为一种产业，是从宋代开始的，至晚明时尤盛。
知识产权
宋代印刷业发达，商品经济繁荣，两者相互激荡，便促成了一个繁华的书业市场，同时也催生出防不胜防的盗版现象。苏轼的作品是盗版商盯住不放的，东坡先生为此颇为苦恼：“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73] 书商逐利，未经苏轼同意便私自刻印他的作品发行，苏轼恨不得将雕版追缴来销毁掉。朱熹也有被盗版的遭遇，他的著作的《论孟解》“乃为建阳众人不相关白而辄刊行，方此追毁，然闻鬻书者已持其本四出矣”。为了对付盗版，朱熹干脆自办书坊，即开了一间民营出版社，刊印和发行自己与友人的作品，不过因为经营不善，书坊后来倒闭了。
有意思的是，盗版的盛行，又促使宋人产生了反盗版的知识产权意识。苏轼与朱熹都想“追毁”盗版书，便是知识产权意识的萌芽。为避免因为被盗版而发生经济损失，宋代的出版商在刊印书籍时，通常要印上版权页——“宋人刻书，于书之首尾或序后、目录后，往往刻一墨图记及牌记”。这个“牌记”，载有出版人、刻书人、出版日期、版权声明等信息，类似于今日书籍的版权页。如南宋绍熙年间，眉山程氏刻印的《东都事略》一书目录后便有一长方牌记，上书文字“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板”。所谓“已申上司，不得覆板”，就是“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的意思。
“已申上司”四字，还透露出宋代出版人可以向政府申请版权保护的信息。事实是不是如此呢？清代的大藏书家叶德辉说：“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也就是说，中国从宋代开始产生了版权保护法。来看一个例子，南宋淳祐八年（1248），罗樾欲刊印段昌武编著的《丛桂毛诗集解》，作为出版人的罗樾与作者的侄子段维清（当时段昌武已去世，著作权由其家属继承）向国子监申请了版权保护令：“先叔刻志穷经，平生精力，毕于此书。倘或其他书肆嗜利翻版，则必窜易首尾，增损意义……今备牒两浙、福建路运司备词约束。”
宋朝的国子监兼辖全国图书刊行，相当于教育部兼出版总署。应罗樾与段维清之请，杭州国子监便给印刷业最发达的两浙路、福建路运司下发了通知，要求两路转运司“备词约束所属书肆”，“如有不遵约束违戾之人，仰执此经所属陈乞，追板劈毁，断罪施行”。
朱熹的外祖父祝穆编印《方舆胜览》，也向政府提出了版权保护申请：“（此书）系本宅进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断治施行。”宋政府即“出榜衢、婺州雕书籍去处，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指有盗版嫌疑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版施行”。祝穆将这一版权保护令附在《方舆胜览》自序中，以警告盗版商。按照保护令，《方舆胜览》版权人如果发现书坊翻印盗版，即可向官府陈告，要求政府出面“追人毁版”。
十八世纪初英国颁发的《安娜法令》被视为“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但从上面的故事，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确信，宋代已经出现了保护版权的法令，只不过政府并没有专门订立一部成文的版权法而已。
文化市场
商品经济的繁华、市民生活的富庶以及文化的普及，共同促使宋代形成了发达的文化消费，因应文化消费的市场需要，宋朝也出现了商业化的文化生产，许多画家、文人纯粹为追求市场利益而创作，就如今日的写手、画工。
北宋时，开封有一叫刘宗道的画师，画的婴戏图非常传神，因而也很抢手。他“每作一扇，必画数百本，然后出货，即日流布，实恐他人传模之先也”[77] 。这个刘宗道为提防别人模仿他的画作，每创作一幅婴戏图，都要自己先复制数百份，一并出货。有意思的是，成都有一个和尚叫作智永，也是一名画家，特别擅长模仿别人的作品：“长于传模，宛然乱真，其印湘之匹亚欤？”他为养家糊口，便画起了“行画”：“售己所长，专以为养，不免徇豪富廛肆所好。今流布于世者，非其本趣也。”
不管是刘宗道，还是智永，他们的身份都是靠市场过生活的画家。据统计，宋代有姓名可考的画师有八百多人，其中大多数为民间画工。
也是因应文化消费之需，宋代的市场出现了专门交易书画等艺术品的商铺、市集，如北宋开封的大相国寺，就有一个热闹的文化商品市场，卖的“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79] 。南宋杭州的文化消费也很旺盛，“衣市有李济卖酸文，崔官人相字摊，梅竹扇面儿，张人画山水扇”[80] 。所谓“卖酸文”，就是在夜市上明码标价叫卖自己的诗文，可以现场命题作文、做诗。南宋诗人仇万顷未成名时，也曾“挈牌卖诗，每首三十文。停笔磨墨，罚钱十五”，一首诗卖三十文。那位卖酸文的李济想必也是一位文章高手，否则名字不会在市井间流传。“梅竹扇面儿”与“画山水扇”则是现场为顾客的扇面画花鸟或山水画。
文化市场的发达还催生出一批职业化的书画交易经纪人，叫作“书驵”。宋人米芾的《书史》说：“姑苏衣冠万家，每岁荒及迫节，往往使老妇驵携书画出售。”米芾所言的“驵”，便是书画交易的职业经纪人。
另一名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也记述了一件事：“张侍郎典成都时，尚存孟氏有国日屏衣图障，皆黄筌辈画。一日，清河患其暗旧破损，悉令换易。遂命画工别为新制，以其换下屏面，迨公帑所有旧图，呼牙侩高评其值以自售。”这里的“牙侩”显然也是书画交易经纪人，他们不但可以代卖、代购书画作品，还能够利用其专业性知识与权威，接受交易人的委托，为待交易的书画作品进行价格评估。——这样的职业经纪人，说是艺术品拍卖行的滥觞，也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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