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知名作家徐寅的《尚书惠蜡面茶》是福建暨武夷茶文化史上最早的咏茶诗,极具史料价值。诗云:“武夷春暖月初圆,采摘新芽献地仙。飞鹊印成香蜡片,啼猿溪走木兰船。金槽和碾沉香末,冰碗轻涵翠缕烟。分赠恩深知最异,晚铛宜煮北山泉。”其中“冰碗”的释义,众说纷纭:或认为是指“白色的茶碗”[2],或为“琉璃茶碗”[3],或为“越窑青瓷茶碗”[4]却又语焉不详,未有定论。对照陆羽《茶经》关于茶碗的论述和徐寅咏茶具诗作《贡余秘色茶盏》等古代文献的记载,参考晚近陕西法门寺、浙江等地出土的唐、五代茶器,笔者认为,此诗中的“冰碗”指向晚唐五代时越窑产制的青瓷茶碗,更为妥当。
从古代文献的记载来看,陆羽的《茶经·四之器》从品茶的角度出发,格外推崇越窑如冰似玉的青瓷茶碗:“碗:越州上,鼎州、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则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茶圣陆羽详尽比较“邢不如越”的第一、二条理由主要是谈瓷碗的釉色外观以及给人的心理定义;第三条理由是从盛茶的实用立场出发比较茶与茶碗的色泽关系,主要也是谈的色泽效果。换言之,陆羽推崇越窑如冰似玉的青瓷茶碗,是因为它如冰似玉的釉色和盛茶茶色绿而益茶。
据研究,唐代越窑青瓷釉色之美,为历代越窑产品之冠。上世纪90年代,陶瓷科学家测试历代越窑青釉时发现:“唐代越窑青釉的亮度最大,为29.20%,也就是唐代越窑青釉最明亮,釉的光亮度最大。唐代釉最青,北宋和两晋次之。”[5]
陆羽对越窑青瓷这种如冰似玉的美丽釉色与益茶功用的咏赞,自然引起唐代文人士大夫的附和。施肩吾《蜀茗新词》(越椀初盛蜀茗新,薄烟轻处搅来匀;山僧问我将何比,欲道琼浆却畏嗔)[6]、许浑《晨起》(越瓯秋水澄)[7]、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箧重藏吴画,茶新换越瓯)[8]、韩偓《横塘》(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液发茶香)[9]诸诗皆有吟咏。
越窑中心窑场在浙江上林湖地区(以前属余姚县,现属慈溪县),考古调查发现窑址100余处。此外,宁波东钱湖也是一个巨大的生产越窑青瓷的窑群。越窑的生产主要集中在余姚、慈溪、上虞、宁波、鄞县、绍兴、临海、黄岩、象山等地,这些地区古属越州,故称越窑青瓷。该地区瓷器生产历史悠久,可能事我国青瓷的发源地,早在商周就已开始生产原始青瓷,春秋战国时期青瓷生产已具有一定规模,两汉至南朝进入早期青瓷阶段,唐代臻于成熟。[10]
唐代晚期,越瓷的原料加工和制作都很精细:器形规整,胎面光滑,釉层匀净,胚体显著减轻;釉色滋润而不透明,隐露精光,如冰似玉。[11]
五代时期,越窑瓷器被称为“秘色瓷”。 宋人曾慥的《高斋漫录》云:“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 周辉《清波杂记》云:“越土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12]
其实,秘色瓷之名,最早见于晚唐诗人陆龟蒙《甫里集》卷十二《秘色越瓷》:“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在另一首题为《茶瓯》诗中,陆龟蒙咏松越窑青瓷釉色“姿如圭壁,色似烟岚”。由此可见,以“千峰翠色”、“圭壁[13]”的碧玉之色和漫溢在群山峻岭之间的烟岚之状来摹写越器的“秘色”的陆龟蒙心目中的“秘色越器”,乃指晚唐越窑青瓷。
唐末五代,钱氏(钱缪)在杭州建立吴越国。从1958年起,在吴越国都杭州和钱氏家乡临安陆续出土了如杭州玉皇钱元灌墓、施家山的吴汉月墓、临安西市街钱王父母钱宽、水邱氏墓及近年发现的马皇后“康陵”等七座大型王室墓葬,这些王室成员墓中出土了大量价值极高的越窑精品,从品类上看,主要集中为碗、盘、洗、钵、罐、灯、罂、执壶等,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这一时期越窑瓷的美学特征,为研究五代越窑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经过了从汉代到晚唐五代近千年的演变发展,越窑从原始青瓷进入了成熟青瓷的顶峰状态,出现了以“秘色”瓷为代表的优质青瓷。冰清玉洁的越窑青瓷被文人誉为“类玉”、“类冰”、“类月”、“秋水”等,形容它的釉色如玉般晶莹润泽。此时的越窑在中国陶瓷史上,特别是青瓷发展史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境地,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把“千峰翠色”的青瓷推向了发展的最高峰——晚唐五代“秘色”瓷。以至后人赞叹“李唐越器天下无。”[14]
1996年底临安康陵马王后墓出土的青瓷五瓣荷花形碗,是五代越窑青瓷的上品。该碗胎质细腻,釉层青绿均匀,手感滋润,圈足外撇,口沿壁五处凹进,呈花辨形,沿边微微翻卷,全器犹如水中荷花。
1988年浙江鄞县郭家峙出土、现藏于宁波市博物馆的五代越窑青釉荷莲纹花口钵,其器形、胎质,与图1青瓷五瓣荷花形碗类同。
1987年5月,距西安西110公里的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的唐代秘色瓷茶碗(图3),其“捩翠融青”的颜色、“巧剜明月”的造型、“轻旋薄冰”的胎质等特点,恰如陆龟蒙、徐寅诗所描绘的那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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