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7月，我又接到叶舒宪老师飞邮传书，说已经正式启动了玉帛之路大型文化考察活动，他们大部队走甘青一线考察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让我和唐师姐、张师弟组成小分队去考察玉石之路山西道。
7月中旬，学校放暑假了，正是田野考察的好时机，我在电话里跟上海交大的唐师姐一合计，准备7月18日在山西太原碰头集合。而我则提前一天飞到太原，先去考察山西省博物院。
自从跟着叶舒宪老师学习文学人类学以来，我慢慢地爱上了博物馆。不同于考古学的“见物不见人”，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研究追求的是“透物见人”的境界。在人类学者看来，器物背后是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和思维，考察博物馆就是透过每一件器物去触摸古人的生命，穿越时空隧道重返远古生活的现场。
山西省博物院
记得最初读文学人类学专业的时候，有学长提醒我：学人类学很辛苦的，女生做田野考察又累又危险，可不是你们想象的文青式旅游那么浪漫，我有一位师姐曾经就因为在田野里洗澡不方便而拒绝去田野。然而，当我看到叶老师可以在一篇文章里把从中国到外国的博物馆文物旁征博引、信手拈来，那感觉简直酷毙了！从那一刻起，我立志要做一个博物馆控。到现在，我已经养成习惯，每到一地，必看博物馆。从省级、市级、县级博物馆，到乡级、村级、校级博物馆，我最痴迷博物馆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月连刷20多个博物馆的记录。从长江下游的上海市博物馆一路跑到长江上游的泸州市博物馆，结果真的把鞋跑烂了一双。再后来，在我的带动下，我的学生们也纷纷爱上了博物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言传身教吧。
庙底沟文化彩陶
走进斗鼎合一造型的山西省博物院，首先引起我关注的是夏县西阴遗址的展牌。这处标志性的仰韶时代村落遗址，在1926年由中国人类学家李济先生主持发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现代田野考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李济先生在这里发掘出半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得知是家蚕的老祖先，由此证明六千多年黄河流域的人们已经开始养蚕了。西阴是一个以农业种植为主的社会，大量的植物花卉纹饰被绘在彩陶上，也有学者提出“华”“花”相通，这就是华夏民族“华”字的源头。
陶寺特磬
走过西阴遗址，一脚就踏进了陶寺文明的土壤。从陶寺人发明观测日影的观象台来看，这群先民已经颇具智慧。这里展出了陶寺出土的特罄、土鼓和彩绘蟠龙的陶盘，就是中国礼乐文化最早的物证。许宏先生在《何以中国》中提到，这些都是贵族专用的重器，鼍鼓和特磬只见于陶寺早期的几座大型墓，一般每座墓放鼍鼓两件，旁边放石磬一件。彩绘的龙盘也只见于几座早期大墓，每个墓中只随葬一个龙盘，可见规格极高。而稍小一点的中型墓则只出土绘有朱彩的陶盘，没有龙纹图案。
陶寺龙盘
我仔细观察展出的龙盘，泥质黄陶胎底，涂着褐色陶衣，在上面用红、黑两色绘出蟠龙图案。龙头在外圈，圆眼凸角，张口露齿，身躯卷曲有一种游动感，周身装饰着双排鳞纹，透露着神秘与威严。据说这是最早出现在中原地区的龙的形象，不过，看着这条蟠龙吐出的长信子，我倒觉得它更像是蛇的原型。
陶寺土鼓
鼍鼓是用扬子鳄的皮蒙在木头上做的鼓，《诗经·大雅》所吟唱的“鼍鼓逢逢”就是这玩意儿发出的声音。因为保存不易，这里只展出了象征礼乐的土鼓。然而，让我不解的是，扬子鳄的皮到了山西陶寺，这是什么样的物资交流呢？特罄是古代一种特有的石质乐器，看上去就是一大块打制粗糙的半圆形石片。陶寺出土的特磬是目前年代最久远的石磬，可以说是后世编磬的老祖先。这时候你不得不佩服古人，如果不是我曾经在金沙遗址博物馆听到过这种石磬敲击出悠扬清越的天籁之音，真不敢相信这么一块粗陋的大石片能发出那么美妙的声音。
陶寺玉神面
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器有玉琮、玉璧、玉璜、玉戚、玉钺、玉圭等。我注意到，《周礼》里的“六器”：璧、琮、圭、璋、琥、璜，在陶寺已经出现了四种。不过从考古报告看，陶寺早期墓葬中发现的琮多平置在臂上，或套在右臂上，似乎更像装饰用品，而不是祭器。出玉钺的墓主至多也就是生前略有地位和稍微富裕些而已，似乎并没有显赫的军权，跟后世所认为的玉钺象征军权不太一样。
尤其特别的是陶寺出土了一个玉神面，高3.5厘米，宽6.5厘米，差不多半个手掌大小。神面大致呈倒三角形，顶部轮廓好像戴有华冠，双眼镂空，仿佛半睁半闭，眼下钻有一个圆形小孔，像是抿嘴而笑，抽象的造型中透露出安详神秘的神态。神面玉质润泽，线条优美凝炼，从工艺水平来看，应该是最高级别的玉礼器，用于祭神的礼器，这可是后世玉神面的祖师爷。
从博物馆来看，陶寺是歌舞升平、和谐庄严的礼乐社会，然而，陶寺的礼乐文明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历史“蒙娜丽莎的微笑”背后往往还存在狰狞恐怖的另一面。2002年的陶寺考古发掘表明，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陶寺经历了一次严重的暴力冲突。甚至在四千年后，陶寺遗址的考古队长何弩先生看到暴力现场都感觉不寒而栗：一条陶寺晚期的垃圾沟里出土了五层散乱人骨，约有32人，以颅骨为多，人骨明显被肢解。不少贵族墓葬遭到暴力扰乱，头骨随意抛弃，玉器等随葬品四处散落。看得出来，这些掘墓者并不意在掠夺宝物，而更像是在毁墓虐尸。正如许宏先生所言：这种明火执仗的报复行为，似乎暗示平时作威作福的陶寺贵族遭遇了一场自下而上的大革命，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早的暴力革命先例。
如果说陶寺就是唐尧的都邑，那么这样的考古现场，几乎用最直观的证据推翻了儒家典籍中记载的尧舜圣君、举贤禅让的和平场景，反而印证了历史上少数派的正确：《竹书纪年》记载的“尧囚幽，舜野死”，以及《韩非子》所言的“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誉之。” 由此不少学者推测，儒家经典所描述的天下为公、任人唯贤的社会只是一厢情愿的美丽幻境。
在历史研究中，文献往往各说不一，相互矛盾，因为写作的人立场不同，完全有粉饰太平的可能性，所以先贤有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反之，考古学证据不能撒谎，几千年前的古人不会想到为了后人的研究去伪造一个考古现场。所以，当文献学证据遭遇考古学证据，考古的物证很可能会颠覆传世文献中我们的习惯认知， 而这恰恰就是我们文学人类学研究提倡的四重证据法，要把文献证据和考古学证据放到一起对簿公堂的原因。历史上著名的火烧秦始皇阿房宫一案，最后就被考古发掘证实阿房宫根本还没有修成。
陶寺女尸骨骸（引自许宏博客）
更让人惊骇莫名的是，陶寺遗址还出土了一具女尸，她的脖颈骨被折断偏向一方，臀部扭曲，两腿叉开，一根比她腿骨还粗的牛角深深被插入下体，女尸的整个身体骨骼呈现出S形扭曲，看起来经历了巨大的折磨，在痛苦挣扎中死去。这位女子的悲惨遭遇，似乎向我们展示了自古以来人性的某种残暴基因。然而，这并非个案，在距今7500年前的西安市零口村也发生过类似的惨案。1995 年冬季，考古工作者被一具古人类遗骸惊呆了！这个年龄只有16 岁左右的女孩身上竟有35 处伤痕，下体被生生插入一根很长的骨椎刺穿坐骨，考古人员还在她体内找到了18 件凶器，说明她应该是被很多人虐杀而死。这是巫术仪式？还是报复仇杀？我们已经无从得知这些女子惨遭虐杀的原因，历史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不再重滔覆辙，让祈愿类似的惨剧不要在自诩文明的现代社会重演。
零口姑娘体内残存的部分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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