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斗小民也来分析分析皇帝陛下用的是不是金锄头金榔头金簸箕。
帝王关注的是什么?治国、治官、治民,都是天下大而化之的宏观得不能再宏观的大事,言外之意就是说,帝王是不关注细节的。这就是帝王之书与大众史书最大的区别。换句话说,是司马光对史料的选择性取舍使得它变成了一本真正的帝王书。
更准确的说,对于很多史实记载,资治通鉴的细节缺失到让人发指。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
首先当然是战争。
我在这里也反对@张佳玮写字的地方所举的例子。他用马陵之战来对比《资治通鉴》与其他通史、断代史的区别是可以的,但他的结论是错的。他认为《资治通鉴》主要目的只是“削弱传奇与英雄色彩”,所以它是帝王之书。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里,《资治通鉴》之所以体现自己为帝王之书,就是因为它极度不关注战争本身的细节。
我们先来看看《资治通鉴》中关于马陵之战的原文:
魏庞涓伐韩。韩请救于齐。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蚤救孰与晚救?”成侯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不如蚤救之。”孙膑曰:“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阴许韩使而遣之。韩因恃齐,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田盼将之,孙子为师,以救韩,直走魏都。庞涓闻之,去韩而归。魏人大发兵,以太子申为将,以御齐师。孙子谓田忌曰:“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乃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二万灶。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孙子度其行,暮当至马陵。马陵道狭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此树下!”于是令齐师善射者万弩夹道而伏,期日暮见火举而俱发。庞涓果夜到斫木下,见白书,以火烛之。读未毕,万弩俱发,魏师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因乘胜大破魏师,虏太子申。成侯邹忌恶田忌,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为将三战三胜,欲行大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执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临淄,求成侯。不克,出奔楚。
一共603字,基本都是照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文字。但关于马陵之战的内容,史记中其实在《史记-魏世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都有相关记载,可以互相佐证。所以你可以用《史记》来还原这场战争的基本框架,但用《资治通鉴》,没有可能。
史记本已极度简略,而《资治通鉴》则更加简略。要不是《史记》这一段文字虽然短小,但却非常精彩,所以不能阉割,估计司马光就该写成这样了:
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雁门,将军李息出代;青斩首虏数千人。
这是元朔元年,卫青第二次出击匈奴。《史记》记载已经很短了,而《资治通鉴》则更加俭省,抄都懒得抄,一共26字。《史记》中至少还记载了以下内容:
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令车骑将军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使建筑朔方城。青校尉张次公有功,封为岸头侯。
有122字,出兵路线,战功,有关功臣。在司马光这里,就只剩卫青、李息俩人。而且史记紧随这场战争之后,还附上了汉武帝的一通诏书,而《资治通鉴》自然是没有的。
原因何在呢?我估计是司马光认为,战争本身只是一种手段,是对政治局势的影响,至于战争的细节,与皇帝和宰相无关。司马光认为皇帝的职责在于垂拱万方,保境安民,所以他是极力反对扩张的,当他被重新启用之后,甚至把熙宁年间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造成整个社会哗然。
《资治通鉴》对司马光的这一政治主张体现的淋漓尽致。
关于这么一场影响深远的大战,司马光只记了26字,但是随后却附上了临菑人主父偃、严安、无终人徐乐等人劝谏汉武帝不要出兵的三道奏章,一共1440字。
一事谏伐匈奴,其辞曰:“《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书奏,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皆拜为郎中。
对比何其强烈。
所以,如果你要寻找关于战争的史料,尤其是细节方面的内容,千万不能翻《资治通鉴》,你将会大失所望。在这方面,司马光极其节省。唐攻突厥、高句丽等大战,在《资治通鉴》中基本上都很少记载,大都是三言两语带过。
原因还是在于司马光认为,战争细节与皇帝无关。皇帝的重点在于治国治官治民,在于礼制,在于信。就像他在商鞅变法相关记载中所述: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关于商鞅变法,司马光也是从史记中摘抄而来,但变法本身的细节非常之少,比如变法涉及的人员、社会组织结构、变法的具体措施都没有详细记载,但对于秦孝公之所以变法的诏书却原文照录了,而对于徙木立信也尽可能的保留了史记原文。
最重要的是,司马光在这里加上了大段关于君子、君王必须言而有信的“臣光曰”。
所以,司马光对于礼、对于信是唯恐要言不烦,下笔从不吝啬;但是对于具体的史实细节,尤其是他认为帝王不必关注的细节,却着墨极少,惜字如金。并且,由于司马光本人反战气息浓厚,对于战争本身,他是能少则少,绝不多写一字;而对于战争的前因后果,他的笔墨明显增多。很明显,司马光着力的是消灭乱源,消弭战争的影响,即着眼于帝王如何去保持天下稳定,不消耗民力,不主张拓边,以守土保境安民为第一要务。
这样一比较,《资治通鉴》为什么是帝王书的原因就很清楚了罢。
其实我们还可以加一些内容。
比如,由于本书主要目的在于“资治”,即有助于皇帝和士大夫治理天下,所以对于文学艺术宗教科技方面的记载极少,甚至没有。
文学上的名篇,在《资治通鉴》中是基本找不到的。
比如《上林赋》、《洛神赋》等。姑录一段:
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馀委蛇,经营乎其内。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西南北,驰骛往来,出乎椒丘之阙,行乎洲淤之浦,经乎桂林之中,过乎泱漭之野。汩乎混流,顺阿而下,赴隘狭之口,触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汹涌澎湃。滭弗宓汩,逼侧泌瀄。横流逆折,转腾潎冽,滂濞沆溉。穹隆云桡,宛潬胶戾。逾波趋浥,涖涖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坻注壑,瀺灂霣坠,沈沈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汩濦漂疾。悠远长怀,寂漻无声,肆乎永归。然后灏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东注太湖,衍溢陂池。于是乎鲛龙赤螭,䱭䲛渐离,鰅鰫鳍鮀,禺禺魼鳎,揵鳍掉尾,振鳞奋翼,潜处乎深岩,鱼鳖讙声,万物众伙。明月珠子,的砾江靡。蜀石黄碝,水玉磊砢,磷磷烂烂,采色澔汗,藂积乎其中。鸿鹔鹄鸨,鴐 鹅属玉,交精旋目,烦鹜庸渠,箴疵䴔卢,群浮乎其上,泛淫泛滥,随风澹淡,与波摇荡,奄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
《上林赋》是我心目中的神作,极其愿意献上膝盖。为啥哩?因为其中有多一半的字我不认识(司马相如用的词也太生僻了),却能感觉到其辞藻的华美。
还有左思的《三都赋》等等等等,在《资治通鉴》上你是找不到一点痕迹的。
华丽的辞藻有助于治国么?没有。所以统统舍弃。李白杜甫都是一笔带过。
但是你说资治通鉴不记载文学作品?似乎也不尽然。比如杜牧的《注孙子序》、《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等五篇文章全部录入。但请注意,杜牧的这五篇文章全是政论文,是有助于君主治国的,所以他将其录入。
这么明显的文字取舍,足以证明司马光的意思了吧。
再比如,司马光为了将《资治通鉴》变成一本标准的帝王教科书,还有篡改史实的毛病。典型的如汉武帝的《轮台罪己诏》。
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是真正的忏悔。但这几句只有资治通鉴有记载,很多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司马光之所以从一本迄今已经不再流传的野史中摘录这几句,是因为他希望他的皇帝也要勇于承认错误。所以即使众多史书都没有采用这段记载,司马光却将其加入了他的版本的《轮台罪己诏》中。
那就是,《资治通鉴》确实是典型的帝王之书。没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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