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在上海：一个好玩的故事

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一书中，讲了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三友实业社劳资纠纷案。

三友实业社是上海一家民企。总厂设在上海，工人1300名，杭州有分厂，工人5000名。

老板也是伙计出身——但有些伙计，走着走着就走成资本大佬了，跟现在改开时代的创业家一样。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首先就是从这个厂子起衅。起衅的结果，厂子被日占领，工厂停工，工人四散。

5月，淞沪停战协定签定。

工人就眼巴巴等着大厂复工。

可资方的意思，上海的厂子不开了，机器转移到杭州，杭州经营环境好，劳力成本低。而上海都是老工人，且上海的工会太不好对付——当年招收工人，光认为知识分子是人才，招进了一批中等以上知识分子，没想到他们组织工会更专业，要求待遇也专业——马爸爸当年说996是福报，若是放当年，工人就把他呸死了。那时候的工人，就要求八小工作制。虽然不一定能争来，但争的过程就很爽。

总之，工厂想乘这个机会，把上海千余工人解散，机器拆到杭州，另在杭州就地雇佣新工。

上海的工会与工人，岂是吃素的？你想歇就歇？

想的美，必须复工，而且复工前得给俺们津贴。

上海市政府介入调解。劳方意见，赶紧复工，不复工，给工人食宿。

资方则说，没钱，不能开工，而且，战事初起时，已给工人发清工资并遣散，双方雇佣关系已解除，还什么伙食津贴。呸。

双方距离过远。

国民党政府咋办？

屁股往哪坐？

站在理论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这种纠纷概述为：国民党到底是不是阶级政党，如果是，它到底代表个阶级的利益？

如果按教科书思维，可以直接把它打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

当然，若真这样说，中山同志可能不满意。

说啥哩？

俺也是革命政党哩。

反过帝，反过封，甚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哩。

国民党内部也有左倾右倾，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改组派，左倾，以戴季陶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右倾。前者，倾斜农工，后者，倾斜资本。

国民党不是三民主义么？

除了民族——还有民生民权呢。正如现在，民权偏向自由，右；民生偏向打工人，左。

所以你会发现，三民主义中，民权与民生还可以互相打架哩。

劳方向上海市政府请愿。你命令资方复工，并且查查它往年经营状况——1932年上半年它可以赔，但历年肯定没赔吧，查查它以往。

上海市政府真去查了，一边查，一边要求资方，给工人补贴个生活费呗。但同时又认定，公司呈报亏损过甚，真不能全部复工，咱打个折吧，复工一部分，剩余的送往杭州，杭州放不下，再解雇。

结果劳资双方都不满意。

你屁股坐哪了？

屁股歪，嘴也歪！

上海地方政府解决不了，矛盾上交，闹到南京中央政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把案子交给了中央民众运动委员会处理。

这个时候是蒋汪合作期，汪的改组派，有一些进了中央层面特别是这个中央民运会。

中央一介入，开始批上海政府：咋搞的？为嘛要偏资方？

中央介入之后，劳方动作更猛，请愿团，绝食团，哭诉团……资方一看，你们还来劲了，我晕，临时生活费不给，水源给你们断掉，再闹……

中央民运会更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先是内部指示，后是给上海政府发电：不开工？我用非常手段，强迫你开工！未开工前，接济工人伙食，不开工，直接拘了你资方——很不幸，这个电被沪上媒体都发了。

十万加。

其它资方看不上了，政府这是干啥哩？

啥叫非常手段？啥叫强迫开工？说好的法治呢？

中华民国约法第37条，人民得自由营业——你这一通操作，于法无据，于理不通哈。

劳方一看，你们人多？俺们也不少。

于是很多劳方团队也在报上发文——法律除了保护你们贵族资本家，还保护我们工人劳动人民哩，民国法律，工厂不得自由停业……若引起阶级斗争，咱提前说好，责任在你们资方哈。

三友实业社一厂的劳资纠纷，演变成整个上海资方与劳方的纠纷。由于南京中央偏向劳方，于是资方连国民党的党治党权，都开始攻击。

国民党也不含糊。除了搬出本党立场，与民生主义之最高原则。还搬出道德善恶，扬言，如果俺扶助农工，兼顾劳工利益，就是为恶，哪本党就有勇气开这世界未有之恶例——咱走着瞧。

资方更不含糊，除了法律，其它啥都不是玩艺儿。只听说经营违法，政府可以叫停，还没听说哪个法律规定政府可以强迫人民营业呢。你说民生主义是最高原则，俺还说民权主义是最高原则呢。小样儿。

由于资方始终不离法律，中央民运会也不得不回归法律：

1.你停工没有依照工厂法向工人预告，也未依工厂法歇业或者停工时呈报主管官署。

2.根据劳资争议处理法，调解或者仲裁期间，你不得停业或者开除工人，工人不得罢工——你现在私自停业，俺就得制止。

3.中华民国约法规定，资方是有营业自由但妨害公共利益者除外——你这停业妨害公共利益嘛。

吵架的同时，上海地方政府开启仲裁。仲裁结果，1932年因日本占厂所赔，是前三年赢余的总和——总之赔得不清，所以，恢复五分之一工人工作，其他照约解雇。

这个依然有照顾资方的倾向，劳方同意，但资方不同意。因为解雇五分之四工人，需要30万退职金。总之，俺对裁决不服，俺按法律规定上诉。

国民党有关劳资仲裁，实行过两种，或者说在两种之间来回摇摆，一种是强制仲裁，不服也得服；一种是任意仲裁，不服可上诉。很不幸，这个时候法律规定的是后者。于是资方上诉。

上诉可以，问题是工人嗷嗷哺，行为也越来越极端，而且我党若是一伸手，工人就可能直接演变为暴动。

国民政府害怕，赶紧修订仲裁法，改成强制执行——叫你再上诉。

问题是强制执行也不易——你看看现在的强制执行。

从1932年5月，到1933年12月，将近两年时间，政府就是解决不了。

最后有一个人出场了。

这个人，大家都知道他——杜月笙。

这个时候的杜大哥是国民党政府公务员——民国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下属的棉业统制委员会委员。

当然，大家看的，并不是他这个公务员身份，而是上海滩大哥的身份，他一出面，劳资双方都服——资方支付6.5万元解雇费，然后劳方那边啥也不说了。钱一接，欧了，两讫。

看意思，还是大哥管用。

大哥，大哥，你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