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前后阶段的转折时期，政治制度的转变可谓翻天覆地，同时也是生活方式转变的节点和文化发展中至关重要的时期。正如严复所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十八九可断言也。” 北宋从建国之始就推行文治政策，加上完善的科举选官制度，构建了十分理性的社会制度，形成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造就了强大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这些人一方面主导了宋朝的政治发展进程，同时，这个阶层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一时被称为文化的旗手。他们追求高雅的艺术趣味和精致的生活，使风雅成为一时之世风。
宋人的生活精致而丰富，不论是文人雅士还是民间豪富，都有着特定的需求。文人用的文房用具，在宋代走向了精巧，出现了特定的品评标准。而最能代表宋人文化趣味的，莫过于“四般闲事”，耐得翁：《都城纪胜》，“四司六局”条：“凡四司六局人只应惯熟，便省宾主一半力，故常谚曰：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讦（许）戾家。” 闲，似是谈论时间的宽裕，实则强调心境的优裕。品茶烧香，均早已有之，但宋人所做的四般闲事，强调的是细细的做来，富有仪式性，从原料备制的过程到呈供时刻的仪节，无不讲究，从器具到场合，细枝末节，各有雅意。四种雅好，既各有讲究与仪规，又紧密相连，祭祀有茶酒并进的仪式，生活中的品茗则无香不幽，无花不雅。正所谓素手焚香，青烟袅袅缭绕之际，细品香茗，而观古今妙手之丹青，四季更迭之花卉，自有一番清雅之气。宋时诗文之中多香、茶、花、画之记，宋代文人画中也时见诸般闲事之影。苏轼云：“焚香引幽步，酌茗开静筵”。借香、茶而寻得“禅意”。而品茗、焚香之事又与时人的琴棋书画等活动相通，与笔墨纸砚等文具相配。正如北宋韩驹《六月二十一日子文待制见访热甚追记馆中纳凉故事漫成一首》一诗所云：“阴阴桧色连宫草，寂寂棋声度苑墙。细乳分茶纹簟冷，明珠擘芡小荷香。”陆游：《入梅》诗则记：“墨试小螺看斗砚，茶分细乳玩毫杯”；诗画之中的诸般闲事，托情寄意，更见性灵气度。而闲事中的一件件道具玩物，也得幽意风韵，成为宋人闲事意境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由此竟汇成一股清雅艺术的风流。
茶酒花香之器在宋元时期各有专用，出现了许多特定的器形，而且各种雅事所用的器具随着时间的推移，茶酒饮用方式的变化，从造型、纹饰上和器物组合上都有变化。造成了宋元时期器物品种、形制的丰富多彩，也是宋代制瓷业繁荣兴盛的一个重要体现。
茶的饮用方式，在唐宋时期主要有煎茶和点茶两种。煎茶的具体做法，是在风炉上煮水，待水微沸，将茶末投入水中煎煮搅动，然后斟入碗中饮用。由于煎茶、点茶的程序不同，茶的备置不同和制作茶饮的重点不同，因此所用的茶具也有所不同。煎茶所用的器具，标志性用具是风炉、銚子，而点茶所常见的则是燎炉、汤瓶和茶筅等。陆羽《茶经》卷中“四之器”中对煎茶的用具有详细的记载，共记录25器，包括：风炉（灰承）、筥、炭挝、火筴、鍑、交床、夹、纸囊、碾（拂末）、罗合、则、水方、漉水囊、瓢、竹筴、鹾簋（揭）、碗、熟盂、畚、札、涤方、滓方、巾、具列、都篮。大体分，有煮水用的风炉、铫子、鍑之属；有碾茶末用的碾、罗合等器；有水方、漉水囊、瓢等备水、储水器物，也就是今天所说的水指之属；有碗、热盂等饮茶之具；还有一些陈放、清洁之类的附属用具，如巾、具列等。种类繁复，金属、陶瓷和其他材质的器物并用。煎茶法为陆羽在《茶经》中所倡。因此，对宋人来说，煎茶是古风，其蕴含的古意特别为文人士大夫所重视。宋人有诗云：“岩边启茶钥，溪畔涤茶器。小灶松火然，深铛雪花沸。瓯中尽余绿，物外有深意。”描绘的正是煎茶过程中的古雅意韵。从考古资料看到，在晚唐五代时期，多有成组的煎茶具出土，与《茶经》所记大体相合，宋代时就少见了，但在承袭唐制较多的辽代墓葬的壁画中，煎茶场景还时有发现；定窑、耀州窑北宋时期的作品还有一些铫子、茶铛、茶碾的实例，南宋时期在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福建的闽南地区还有相关器物出土，但只是区域性的饮茶方法了。代表了煎茶方式实际的发展使用状况。
点茶法兴起于晚唐，是两宋时代最为流行的饮茶方式。具体的做法是先取茶末在茶盏中调膏，然后用滚水冲点。此法特别重视点汤的技巧，强调水流顺通、水量适度、落水准确。点茶时，时人特别重视茶盏浮起的乳花。与煎茶多用于二三知己的小聚与清谈不同，点茶多用于宴会，包括家宴，也包括多人的雅集。由点茶而引发的斗茶，是两宋茶事中的盛事，而斗茶所斗者，正是点茶注汤击拂时在盏面产生的白沫，赋予美称“乳花”或“浮乳”。作为时尚的点茶，高潮在于“点”，当然要诸美并具——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点的“结果”才可以有风气所推重的精好，而目光所聚，是点的一刻。据记载，宋徽宗赐茶，曾亲自注汤击拂，使“浮花盈面”，也可见这位艺术家皇帝对点茶法的爱好和提倡。因此，点茶之具与煎茶具的不同，一方面表现在煮水之具的不同，点茶用汤瓶，而不用铫子，马廷鸾“砖炉石铫竹方床，何必银瓶为泻汤”，“石铫”、“银瓶”对举，前者指煎茶，后者谓点茶，是茶器不同，而烹茶之法迥异。汤瓶煎水，一般也不取风炉，而多用“燎炉”。燎炉有圆形，也有方形，前者多见于辽，后者多见于宋，因此宋人又称之为“方炉”。再有就是“击拂”所用的茶筅或茶匙，这是煎茶所没有的器具。另一方面，由点茶而生的茶器还有利于“注汤”的长流瓷注壶，宋徽宗《大观茶论》对注壶有特别的记载：“注汤害利，独瓶之口嘴而已。嘴之口欲大而宛直，则注汤力紧而不散；嘴之末欲圆小而峻削，则用汤有节而不滴沥。盖汤力紧则发速有节，不滴沥，则茶面不破。”这种身形修长的注壶与托盏，成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茶具。值得一提的是，点茶当中还特别注意饮茶用碗盏的品质。黑釉盏有利于“浮乳”的保持和留痕，白釉和青白釉的盏则利于观察茶色。按照释惠洪《无学点茶乞诗》所言：“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的说法，宋人点茶并非仅尚黑釉盏，饶州的青白釉盏和汝窑的青釉盏都是点茶用盏的上品。各个窑口都做茶盏，但一定都是同类器具中的精品，以淡雅见长，茶盏的讲究与点茶相始终。充满清隽之意的点茶具，在不同的窑口和材质的产品中各自演绎着典雅之美。
宋元时期，酒具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既见证了可为市井酒肆清沽酣饮的恣意闲情，也成就了文人士林对月和风的书斋雅趣。类型齐备，材质多样。按日用小百科《碎金》一书所记，其时酒具品目繁多，计有樽、榼、劝盏、劝盘、台盏、散盏、注子、偏提、盂、杓、酒经、酒罂、马盂、屈卮之属，其中尤以梅瓶、玉壶春瓶、注子、各类盘盏、马盂最为典型，其代表的成套瓶盏的精巧酒具组合，正与《草木子》所记筵席排桌之规一致，所谓“置壶瓶、台盏、马盂于别桌，于两楹之间”。这些酒具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储酒具，包括各类大罐、经瓶、梅瓶等，这类器物通常不甚精致，据研究，宋代临安一地，年消费酒约百万瓶，因此酒瓶不可能件件精美，不过，瓷质酒瓶也不乏精品，如杨万里在《谢亲戚寄黄雀》中描述的“甆瓶浅染茱萸紫，心知亲宾寄乡味。印泥未开出馋水，印泥一开香扑鼻。”这种釉色浅淡，可以映出茱萸之紫色的酒瓶，给人无限的遐想；分酒器，又可分为两小类，第一，樽与勺，即大个广口的尊、罐、钵等，将大瓶、罐中的酒倾入其中，以勺盛入各饮者的杯盏之中；第二，以注壶或玉壶春瓶作为分酒之具，与今天的分酒方法略同，在蒸馏酒出现的元代以前，酒在饮用之前，常需要加温、保温，因此带温碗的酒注流行一时；饮酒器，包括《碎金》所说的劝盏、劝盘、台盏、散盏，以及马盂、屈卮之属，宋人的雅，包含着个性化的追求，因此酒盏、酒台造型既众，品类繁多，又极富装饰，覆盖了各种材质和制瓷窑口，丰富程度在各种日用器具中独占鳌头。
同时，瓶壶盘盏既是清沽小酌的日用品，也在礼制仪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侍分持玉壶春瓶与劝盏并盘，倾酒满盏，跪而献进，正是《事林广记》中蒙元“把官员盏”条所记常行之礼；而酒具与茶具的组合，则是宋元祭祀场合奉茶进酒仪制的缩影，代表了宋元时期墓葬装饰或随葬品十分流行的一种搭配模式——茶酒之祭。
酒具在日常生活中是最常用的器具，士庶咸宜，随时代的不同变化也很快，晚唐以前的分酒器基本都是樽勺与榼，酒杯则并无专属，台盏的出现大约在五代到北宋初期，约在北宋中后期开始流行长流的酒注，为了加热和保温，大多带有温碗，同时出现的还有玉壶春瓶，从许多墓葬壁画中可见其用于奉酒的场景，所以在金代和元代，玉壶春瓶成为北方地区最流行的分酒具。金代茶酒之具的发展与北宋一脉相承，但梅瓶从圆肩变成了耸肩，注壶从浑圆变成了高瘦而曲线多变，立器胫部较强烈的内曲，都体现了相对强硬的曲线。酒具在元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靶盏、马盂等新酒器成熟并广泛使用，劝盏大量流行，这种情况一直流行到明代。
瓶花之制的生发，可上溯至魏晋时期的佛事供奉。至宋元阶段，无论是花瓶样态的丰富，使用人群的广泛，还是社会功能的多样，都开前所未有之盛景。其中瓷瓶多由晋唐宗教、日用壶罂袭用而来，计有高矮两式梅瓶、胆瓶与长颈花瓶之式，代表了其时怡心适用、品味日常的精致生活中的美学，这类来自其他日用器具的瓷瓶是北宋时期花瓶的主要瓶式；而铜瓶与瓷器中仿古代铜、玉器具式样的瓶，以及部分其他材质的花瓶多追仿三代、秦汉尊彝古器，可视为宋以来礼制循古与文化复兴的另一支流。这种仿古类的花瓶在南宋时期盛行，既有铜质的小瓶，瓷器中也不乏来自古代铜玉器的琮式瓶、贯耳瓶、带铺首的双环耳瓶和花觚，乃至适合栽种花卉的花盆和花钵之属。元明时期高达二、三尺的大花瓶屡见不鲜，十分流行，各式花盆也开始流行。
这些样制复杂的宋元花瓶既体现了民间活泼的生活美学，也流露出士风的典雅品味，体现出广泛的社会接受度。使用组合上，常常花香之事并提、瓶炉之具共存，并沿着上述两条文化轨迹并行发展，形成了相对固定的组合形态：花瓶成对，是为神祗、祖先尊像前的香供祭奉，一炉二瓶的“三供”即属此类，明代以后又发展成“五供”；花瓶独陈，多跻身文人书斋蹴香插花的清玩雅趣，既与香炉、香盒、匙瓶构成“炉瓶三事”的陈设组合，更与砚滴、笔山、画轴等文玩用品伴出，共同营造出充满了文士之风的装饰空间，生动诠释着宋人的精致和文人书室的风雅。元明时期花事的繁盛还表现在茶酒花共用于祭祀的祭器体系。
中国香文化始于春秋战国的贵族熏香，经汉魏隋唐的焚香，发展到宋元明清的品香。此演变过程也影响到香材的变化。香材在汉魏由蕙草转化为沉檀，同时也影响到炉具的变化。唐代因佛教的盛行，流行于中亚与印度的焚香法也随之传入中国。唐代开始出现类似高足杯的炉具，材质有白瓷、青瓷和釉陶等，大多带有装饰，晚唐至北宋前期最为流行，还有金银铜瓷质的各种香盒，形制多样，纹饰丰富。到了宋代，品香成为文人和士绅们清雅闲适生活的重要环节，与品茶、插花相映成趣，香炉的式样也更加丰富，数量众多，几乎所有的窑场都有生产，且都是各窑精致的产品，足见北宋时期香事之盛、之雅。大型香炉在北宋以前多为金属器，金元以降开始大量出现陶瓷质的大香炉，而且以造型不同的鼎式为主。小香炉与书室布置相关，主要用于品鉴沉檀之香，最与宋人的雅好相关，一炉沉香成为宋人书桌上必备之具。这类小香炉造型丰富，北宋时流行高足杯式的炉型与筒形炉，金代、南宋时大量出现三足鼎、鬲式的炉，元代则大量出现口径在9厘米左右，带双耳的三足炉。明清炉具则继承宋元无太大变化。这种用于品鉴沉香的小炉在精研制作香材之外派生出成套的香具，包括香炉、带有香箸和香铲的箸瓶及数量不等的香盒，构成了品香必备的所谓“炉瓶三事”，还有隔香用的银叶或云母片。正如杨万里在《烧香七言》中所描述的极具技巧的品香场景：“琢瓷作鼎碧于水，削银为叶轻如纸。不文不武火力匀，闭合下簾风不起。诗人自炷古龙涎，但令有香不见烟。”
为追寻宋人生活中之“闲适”，用具之“清雅”，我们特举办了这一名为“闲事与雅器”的展览，展示香港“泰华古轩”珍藏的宋元器具。泰华古轩主人麦溥泰先生，二十多年来致力于收藏海内外的宋元文物，其中以宋人所谓“四般闲事”之茶器为主线，兼及酒具、花瓶和香器。不同功用的器具共同构建出宋人优雅闲适、清净精致的生活情趣。得利于他优雅的品好和精准的眼光，他所收藏的宋代文物数量之多、品质之精，种类之全令人叹为观止。更为难得的是，麦先生并不藏私，而愿与公众共同分享宋代文物的精神。此次，他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从藏品中精选出280件（套），利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的平台展示、宣扬宋代的文化。正如麦先生所言：一人品茶得神、二人得味、三人得趣；更多人对酌，自可得乐。本展览正是希望与所有的观众一起，于思古之幽情当中，体验现世人生之乐趣。
本次展览的280件（套）器物，时代上起唐代，下迄明代，以宋代（包括北宋、南宋和金代）为大宗。品类以瓷器为主，辅以金、银、铜器、漆器、石器、玛瑙等；又以茶、酒器为重，兼及花器、香器、文具。展览按照时代分为唐、五代，北宋（含辽代），金代，南宋和元、明几个时代单元，每个单元中又以窑口将瓷器划分成组，进而力图按器物的使用功能细分不同的器物品类，使观众可以从不同的层面深入了解宋元时期人们的文化生活、用器之道和器艺本身，从横向上可参比同一时代各窑口瓷器之风貌、异同、等差及不同门类艺术之借鉴，纵向上可察较各时代瓷器之审美、工艺、优劣的发展与嬗变。在这一主体陈列脉络之后，特别设计了煎茶具、点茶具、酒器、香具和花器5个专题情境展示，力图根据当今的研究成果，再现当时这些“闲事”中所使用的“雅器”组合。尽管这些组合的器物并非成套，甚至时代和器物材质都不同，但从器物种类上基本覆盖了这些生活情境中使用器物的种类。为了使展览更具时代特点和生活气息，在北厅设计了宋代文人书室的复原场景，分为冬、夏两室，希望观众更有身临宋境之感。
展览是一时一地之景，文物作为历史的遗痕和艺术作品，是独一无二的。承载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与精神，蕴含着宋代的风雅与精致，这些独一无二文物的影响和精神应该得到便利的传播，与所有的民众共享。
秦大树 麦浦泰
识于北大赛克勒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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