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文房四宝之一，向为文人所重。制墨业在宋代不断改进工艺，古徽州制墨业日渐兴盛并逐渐集中, 特别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 更有“墨之在万历，犹诗之有盛唐”的美誉。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刺激, 引起了制墨业的剧烈竞争, 名工与名品层出不穷。据明末麻三衡的《墨志》记载, 明代徽州墨工坊竟达多家。
所谓墨谱, 就是把各种形状类型的墨锭和雕刻墨模的花纹图样描绘刊印出来的图谱集。我国明代有“四大墨谱” , 即《方氏墨谱》《程氏墨苑》《方瑞生墨海》和《潘氏墨谱》, 均系万历年间古徽州制墨商家为商业宣传而刊印的。
在激烈竞争中相继兴起了一批制墨名家, 他们十分讲究墨谱的图案和墨模的雕刻, 其图案刻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同时, 随着徽州商业的繁荣, 徽墨传遍全国乃至名扬海外, 逐渐成为文人墨客书案上的陈设品、欣赏品, 成为祝寿、喜庆、交友的馈赠礼品, 不仅有实用价值, 而且具有欣赏和收藏价值。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徽墨名坊在墨模制作和墨谱宣传上不遗于力、不惜工本, 纷纷邀请徽州名画家、名刻工刻绘墨制品的大型推销广告画册, 各树一帜, 形成墨谱奇观, 成为徽派版画的一种重要体裁形式.
《方氏墨谱》凡卷, 方于鲁主持撰制, 丁云鹏及其弟子吴廷羽等绘图, 黄德时、黄德恐、黄守言等镌刻。
方氏系明代万历年间著名制墨商家, 名天傲, 字建元。古徽州岩寺镇人, 初从制墨大师程大约。后曾以“于鲁” 款墨供奉朝廷, 博皇帝赏识,遂以为名, 声誉“传九士, 达两都, 列东壁, 陈尚方” , 世人皆称之为“廷圭再世” 。自宋以来, 李廷圭墨名扬天下, 有“黄金易得, 李墨难获” 之誉。据明代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六》载, “新安人例工制墨, 方于鲁最著, 汪太涵司马与之联姻, 奖饰稍过, 名震宇内, 所刻《墨谱》, 穷极工巧。”
方于鲁注重制大墨, 其墨精美, 模式巧妙, 所制模具多为精品, 墨模雕刻很细。《墨谱》系方氏为了扩大自身影响, 于万历十一年年起花重金聘请著名的徽州黄氏刻工, 精细摹绘丁氏师徒之图样。精心雕刻, 五易寒暑刻成。共收录方氏所造名墨图案和造型幅式, 分国宝、国华、博古、法宝、洪宝、博物六类, 涉及到人物、动物、神话、传说、历史等内容, 上起符玺圭璧, 下至杂佩, 亦备有真、草、隶、篆等文字, 可谓“形文毕陈, 图咏并载” , 并附有许多赞美性文字。时人钱允治即言, “顷于百谷斋中见方于鲁墨谱, 不觉大叫, 谓世固有此尤物哉欲得之心,如饥如渴。” 所绘刻之版画雕刻精美, 工巧精细, 线纹细如毫发, 飘如游丝, 造型效果纤丽逼真, 具有极强的装饰美感, 为明代版画之精品。
《方氏墨谱》从画稿设计到雕版印刷，前后共用了5 至6年时间，刊印初期作为墨锭图样的宣传页对各个进货商家进行分发。在1588 年方氏美荫堂又出了新的刻本，到1620 年时，黄氏刻工又重印出了精刊版本，今存的古籍本中大多是这两种版本，其他的版本极少见。明代刊印的《方氏墨谱》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一时成为当时文人雅士的案头必备。
《方氏墨谱》收录墨型共380 品，绘图393 幅。图画绘刻精美，线条细如毫发，极具美感。人物图像多出自晚明人物画大家丁云鹏之手，山水、花鸟多出自吴廷羽之手。书法多出自一时名流以及方于鲁父子，典雅隽秀。这些图谱刻画细腻、精致，令人叹为观止。难怪时人钱允治言：“顷于百谷斋中见方于鲁墨谱，不觉大叫，谓世固有此尤物哉！欲得之心，如饥如渴。”时人欲得之心，尚且如此，何况今人！
丁云鹏，字南羽，安徽休宁人，生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卒年不详，著有《丁南羽集》,今虽不传，但李维桢（1547-1626年）在丁氏晚年为其诗集所作序文见于《大泌山房集》。丁云鹏笃信佛教，题画多用圣华居士、南羽居士、佛弟子、奉佛弟子、佛子等居士号。丁云鹏画学极博，山水、人物、花鸟无不精能，尤善道释人物、观音罗汉。他善于着色，白描技法更见其长，陈继儒《跋丁南羽画罗汉》云：“独丁南羽白描，酷似李龙
眠，丝发之间，而眉睫意态毕具，非笔端有神通者不能也。”
除了诗、画精能以外，丁云鹏还擅长制墨。制墨的同时，丁云鹏也绘墨谱，著名的《方氏墨谱》《程氏墨苑》即主要由丁云鹏、吴左千师徒绘制。除名动天下的两部墨谱外，丁云鹏可能也为其他制墨者设计过墨图。． 丁云鹏工书法，精绘画，尤善线描，人物、山水、花卉、鸟兽、佛像等题材无不精妙，有“发丝之间现意态，笔端之下有神通”之能．从墨谱刊出后的社会效应看，方于鲁的规划是成功的．《方氏墨谱》包含的３８５幅图式表现出了丰富的种类性、视觉性和人文性，取得了应有的效应．
明代刊印的《方氏墨谱》共八卷，包含六卷（３８５幅）图式和两卷跋文，均为双面全页印刷．能够将如此精良的图式集中于六卷之内，是方于鲁、丁云鹏和黄守言共同探索如何吸引读者以带来良好社会效果的结果．图式的集中与精细刊印便于读者与商客的阅读，以带来身心愉悦和购墨之便．因墨锭有反正两面而分式为对应的两图，图式一般以一图一文为主．这种版式上的安排，可使视觉类别清晰，便于转景易感，分列书法与绘画概念于反正之间．在图式形制轮廓的安排上也是方、圆、几何、自然形穿插交替出现，增加了视觉在形体感应上的丰富性，也反映着图式内容与文字在社会地域内的文化积极性．这种技术上的细致性、形制上的丰富性和文化上的积极性，在信息传递的内外导向上有着鲜明的加工性特点，增强着视觉艺术的强化性意象，更容易引起观者的注意和阅读欲望。
《方氏墨谱》其中样式五大类：规、萭、挺、圭和杂佩。规是圆形，萭是方形，挺是取正直的意思，呈长方形。在这五类中，又分出许多细目，如璋形、笏形、玉佩形、牛舌形、圆壁形、蝉形、砚形、碑形、鼎形、钱币形、塑像形、玉玺形、异兽形、果品形等。例：
（1）长方形墨 这是古墨的基本造型。它的长宽尺寸没有定制，但要适宜于手握研磨。《墨法集要·样制》中说：“墨之式样，当取自于古人，无大小厚薄之限。盖厚大利久，薄小利新；厚太难工，薄小易善，故墨工不喜为厚大。然太大不便于用，太小则难于有色。要之，厚大虽可贵，不若三四两者得其中也。”长方形墨造型，有的镶边，有的无框；有的边线挺刮，有的边角搓圆；它的边角有下方上圆，也有上方去角成碑形的；还有瓦棱形等，灵活多样，不一而足。例如，康熙年间与曹素功齐名的吴守默，制作“黄山松液”墨，一共8枚，全是长方形体，无边框。每枚重15克。每枚正面阴文“黄山松液”四金字，字体时有变化；背面镌刻松石图案，8枚图案又各各不同。清秀雅致，古意悠远。
（2）圆形墨 古人有时用“饼”作为墨的数量单位，实际上源于圆形墨。圆形墨像饼，数量、品种也多。《程氏墨苑》卷十著录了不少圆形墨，有“太极图”、“河图”、“北斗七星”、“龙凤呈祥”、“天保九如”、“五老告河图”、“文昌宫”等，可惜能留存世上的不多。圆形墨中也有在它的边缘做成叶瓣形状的。如传世的明“赤水珠十二瓣形墨”。
（3）牛舌形墨 牛舌形墨实际上是长方形墨与圆形墨的结合，是拉长了的椭圆形，它的形状很像牛舌。
（4）八边形墨 如《方氏墨谱》上著录有八边形“九锡”墨、“水灵”墨、“磐鉴图”墨、“触邪”墨等。现在民间所见“触邪”墨，如崇祯壬午年（1642）方景耀所珍藏者，正面阴文镌有“触邪”二字，反面是一种兽辟邪图案。
（5）象生形墨 摹似动物、瓜果花卉的外形而制成的象形墨，如“蟠桃核”墨制成半片桃核的形状；“玉虎符”墨，内有榫，可合二为一；还有“夔龙觖”、“玉鱼佩”、“玉貂蝉”墨等，给墨增添了不少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在墨的众多门类中，有集锦墨、彩墨等品种，它们的形制也无定式，方圆搭配，姿色纷呈。
方于鲁，卒万历戊申（1608 年）正月二十有二日，生嘉靖辛丑（1541 年）五月八日，春秋六十有八。出身商家，其父常年在江汉间经商时宠幸一娼妓所生。字建元，新都人，初名大滶，字于鲁。后于鲁墨名闻于今上，今上亟称于鲁，遂更以为名，字建元。方于鲁年轻时过着悠闲自在的日子，游历名山大川，与文人名士诗酒唱酬。方于鲁回到歙县之初，其妻已生下孩子，家中大小事务全由妻子操持，一家人虽然贫困。
程君房在其书（程君房“续中山狼传”，《中国古代版画丛刊二编》第六辑，《程氏墨苑》下，附录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年，第 52—54 页）记载：
（于鲁）居乡贫甚，数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闻余喜士，士之困厄者，恒赒焉。于是构诗为贽，介余友人来谒。比至贸贸然，入门趦趄，嗫嚅请以讴吟，当俳优供余抵掌，余笑而进之，使与末座。时值孟冬，薄寒侵入，于鲁尚曳一絺衣，肌尽生粟。余恻然加悯，随解衣授餐，处以记室之任。当是时于鲁方病瘵，余乃延医视之。医言夫。夫形既尫羸，脉复柔缓，药非大剂参蓍不效。时参价踊贵，每十两，值朱提一流。余胠箧给之，如是者有年，未尝厌怠。
余夙抱墨癖，遍访古人搜烟和胶之法，试之果良，较罗舍人所制，不翅倍徙。居恒念于鲁不能治生，尽以其法授之。法具矣，苦无赀，庚贷以赀；赀具矣，苦无仆，庚分以仆。于鲁按法制墨，业骎骎起，衣食之外，颇有赢钱，于是淫心复炽。
程君房在尝试了古人的各种搜烟、和胶之法后，发现所制之墨已超越歙县制墨名家罗小华。程君房自称把精心试验的制墨法传授给了方于鲁，并提供资本、仆从，让他能够有自己的治生之路，而方于鲁也确实因此改善了生活。
然而李维桢撰写的墓志铭丝毫未提方于鲁和程君房之间的任何牵连，对于方于鲁之所以从事制墨业，李维桢归功于汪道昆的提议：顾其家贫，汪先生策之曰：“吾郡故能为墨，罗氏与金同价，今亡矣，子何不为墨？古人远山磨隃糜以助文思，是或为一道也，且可治生。岂贾竖立之事，侮辱之处，如杨恽所云乎？”建元诺，命其子按朱万初、潘谷、郭圯、李廷珪父子诸家法，选烟和胶。墨成，倾其郡中。
汪道昆看到方于鲁家境贫寒就建议他经营墨业，因为歙县向以制墨闻名，尤其是罗小华墨，堪比与金同价。于是，方于鲁及其子方嘉树按照古人制墨之法选烟和胶，开创了自己的制墨业。
然而：江东之在“程君房墨赞有序”（见于《程氏墨苑》“人文爵里”卷六，《续修四库全书》，子部，谱录类，第 372页上）记载：其同里人奇觚氏方甲，贫而给事幼博，幼博极怜爱之，推食与食，解衣与衣，已资墨业与业。久而输攻，悖德滋甚，且以司马引重，横猎时名，反噬而重幼博。
这个故事应该是：方于鲁投靠程君房，或者说是程君房雇佣了方于鲁，并在其资助下经营墨业。后来，方于鲁子方嘉树娶了同乡汪雷之女，与汪道昆牵上了姻亲关系后，汪道昆兄弟开始不遗余力的支持方于鲁及其墨业。在得到汪道昆的支持后，方于鲁的制墨业蒸蒸日上，并于1583年起开始筹划《方氏墨谱》，五年后，《方氏墨谱》首次面世，进一步加深了他和程君房之间的矛盾。 作为晚明徽州墨业上的劲敌，程君房与方于鲁的各人恩怨更给他们的商业竞争增添了几许戏剧性色彩。
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记载：
新安人例工制墨。方于鲁名最著。汪太函司马与之连姻。奖饰稍过。名振宇内。所刻《墨谱》。穷极工巧。而同里程君房几超而上之。两人贸首深仇。程墨曾介内廷进之今上。方愈妒恨。程以不良死。则方力也。程亦刻《墨苑》。斗奇角异。似又胜方。
姜绍书的《韵石斋笔谈》中亦有类似记载：
新安方于鲁、程君房以制墨互相角胜。所汇《墨谱》倩名手为图，刻画研精，细入毫发。程作《墨苑》以矫之。两家遗编至今传为清玩。盖于鲁微时曾受造墨法于君房，仍假馆而授餐焉。程有妾颇美丽，妒而出之，正方所慕也。乃令媒者辗转谋娶。程公讼之有司，遂成隙。未几，程坐杀人系狱，疑方阴嗾之。故《墨苑》内绘“中山狼”以诋方。然以墨品人品论，程终不能胜方耳。
以上文字均摘抄於
2011年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毕业生梅娜芳的博士论文：墨的艺术：《方氏墨谱》和《程氏墨苑》
特此感谢及说明，特对于梅娜芳博士的治学态度，甚是钦佩之至。
方于鲁、程君房及汪道昆之间的关系纠缠，时下郭德纲与曹云金之师徒纠缠，不知做如何结论。
部分细节：
从中国平面视觉艺术的相通性角度来看，《方氏墨谱》的刊印离不开画家的参与．方于鲁在选择画家设计绘制墨谱时更倾向于三种因素，第一是知名画家，第二是善于线描，第三是徽州籍画家．知名画家参与设计与绘制无疑会提升徽墨的艺术性和品牌附加值；线描形式更贴近墨谱和墨锭装饰的艺术和技术需求；徽州籍画家对徽文化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透解，更靠近徽墨的文化品位。
在这三个条件下，有了一位合适的墨谱设计者人选，便是当时供职于宫廷的徽州籍画家丁云鹏．丁云鹏工书法，精绘画，尤善线描，人物、山水、花卉、鸟兽、佛像等题材无不精妙，有“发丝之间现意态，笔端之下有神通”之能。从墨谱刊出后的社会效应看，方于鲁的规划是成功的．《方氏墨谱》包含的３８５幅图式表现出了丰富的种类性、视觉性和人文性，取得了应有的效应。
在中国古代书籍印刷业的历史上，明朝末期（１３６８～１６４４年）近一个世纪显得十分重要。
这一时期的印刷术发展迅速，出版的书籍浩如烟海．此时的印刷业和刻书中心除了江南地区的南京、杭州、苏州和湖州以外，还有两地可与之抗衡，一是徽州，二是闽北的建阳．明代的徽州在经济和文化上有了深厚的积淀，甚至连书籍印刷中的用纸、用墨及雕版用的木材原料均具有天然的优势．在徽州的刻书印刷活动中，既有商业运营的书坊也有私家收藏为目的的刻书，一定时期内聚集了许多技术精湛的刻工，徽州书业刊印之书因制版精美且图式丰富而享有盛名．歙县虬村的黄氏家族刻工团队此时已声名鹊起，黄氏刻工技艺世代相传，大都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审美能力，有的刻工本身就兼具描绘之能．虽然在墨谱的印刷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画家对图式的设计与绘制成型，但刻工在雕刻中能够将画稿传神地表现出来，没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与精湛的雕刻技艺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具有良好专业素质的黄氏刻工在插图的刊刻中往往能创造出质量精良的高层次书籍．这也是方于鲁选择黄氏刻工刊刻《方式墨谱》的原因。
今借助黄守言刻本的明代美荫堂版《方氏墨谱》（１５８８年美荫堂刻本开始刊出，而歙县黄守言的精刻本诞生于１６２０年）来作为图式的引用范本以分析徽图式的视觉传播特征．该版《方氏墨谱》共八卷，包含六卷（３８５幅）图式和两卷跋文，均为双面全页印刷．能够将如此精良的图式集中于六卷之内，是方于鲁、丁云鹏和黄守言共同探索如何吸引读者以带来良好社会效果的结果．图式的集中与精细刊印便于读者与商客的阅读，以带来身心愉悦和购墨之便。
因墨锭有反正两面而分式为对应的两图，图式一般以一图一文为主．这种版式上的安排，可使视觉类别清晰，便于转景易感，分列书法与绘画概念于反正之间．在图式形制轮廓的安排上也是方、圆、几何、自然形穿插交替出现，增加了视觉在形体感应上的丰富性，也反映着图式内容与文字在社会地域内的文化积极性．这种技术上的细致性、形制上的丰富性和文化上的积极性，在信息传递的内外导向上有着鲜明的加工性特点，增强着视觉艺术的强化性意象，更容易引起观者的注意和阅读欲望．从人的生理性规律角度来讲，当图像开始进入视觉范围时，人的注意力便会由形制转向内容，继而转向内涵，最后进入外延层面．图像的形制、层次、结构、内涵越丰富，越容易感染观者的情绪，停留在观者脑海的时间就越长，也就越能影响观者的思想，传播效果也越明显。
《方氏墨谱》的刊发与历印不仅反映了明代末期徽墨业发展中的竞争态势，也为价值观转变中的文人在视觉上带来一股不同于以往的重构之风，为文人的审美取向提供了符合时代背景的自由、真实平台．在趋融于大众文化的前提下，反映着深藏在设计者内心的视觉情趣和在视觉程式与模式下传递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内涵；在视觉的感召与塑造上发乎于情而止于景的心理表达；在视觉的幻想与期待上重构着意境的理智性动机．《方氏墨谱》及其图式的视觉传播持续引发着读者的观赏兴趣，为观者提供了形制、内容、内涵和外延上的融汇平台，深刻反映着徽州版画艺术在社会性、政治性和历史性上的时代文化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