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金银饰物中出现的早期佛教艺术

初探中国古代金银饰物中出现的

早期佛教艺术

虎魄造办处

虎魄造办处——致力于学习研究探索中国古代琥珀艺术

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琥珀制品。

史载：秦始皇五年，西域沙门室利防等18人携带梵本经籍到咸阳，但被赶走的相关记载。

洛阳白马寺：中国最早的一座寺院。据传东汉永平七年（64），明帝闻西方有异神，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法。据《冥祥记》《高僧传》等记载：永平十年，他们与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赍佛经、佛像回洛阳。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西雍门外三里御道北兴建僧院。为纪念白马驮经，取名“白马寺”。这同时也被定为佛教正式传入中国的时间。

1955年，河北石家庄市北宋村出土一尊十六国时期（公元304～439年）的铜鎏金佛像，通高21.4厘米、华盖直径11.9厘米。双手结禅定印，双掌前后重叠。主尊头顶上方有一化佛；头部两侧的背光上各有一飞天，手托宝珠；在身体两侧下部的背光上各有一供养人。伞盖为圆拱形，盖面錾刻莲瓣纹。在伞盖边缘有等距的十个小孔，原来可能用于悬挂坠饰。座下双狮神情稚拙，憨态可掬（上图，图片源自网络）。

说到中国古代早期佛教艺术，对这方面有所关注的朋友可能就会联想到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种佛造像艺术。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直到新疆，从东到西贯穿了整个中国北方。但中国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佛像艺术却是在南方一带，在中国古代金银饰物中最早出现的佛教艺术也在南方。

2001年，重庆丰都县镇江镇槽房沟M9号东汉砖室墓出土青铜摇钱树一段树杆，残长5厘米，上面铸有一佛像，高发髻，着袒右袈裟，右手施无畏印，衣纹呈凸棱状，腹以下残，是一尊典型的早期佛教造像。树座侧面一侧阴刻隶书“延光四年五月十日作”（公元125年），这为佛像提供了准确的年代线索。该延光四年摇钱树佛像是目前国内出土时代最早的且有明确纪年的佛像之一（见上图，图片来源于网络，现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由于年代久远，东汉时期的佛教艺术很少能遗存下来。目前所见中国最早的佛教艺术，发现于四川东汉时期的一些崖墓中。四川地区的东汉崖墓中出土了不少中国境内早期的佛教艺术，除了崖墓中的石刻外，还有出现在精美的青铜摇钱树上。其中绵阳何家山M1号东汉崖墓中出土摇钱树上的佛像完整且精美（上图，笔者摄于绵阳市博物馆，现藏于绵阳市博物馆藏）。

1940年，在四川乐山麻浩M1号东汉晚期崖墓的中室门额上发现一尊高浮雕佛像，通高37厘米。头顶高肉髻，头后有圆形项光，身披通肩大衣，衣领下有U形衣纹。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袍角。手法为平面凸起的阳刻，上体刀法很深，露出的手和下体衣纹都用阴线（上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而中国最早的佛教题材金银饰物，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应该诞生于三国东吴中晚期。佛教在早期传入中国是举步艰难的，为了生存不得不步步为营。首先就是相互借鉴与融合，与中国汉代本土道教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四川地区西王母形象中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便是“龙虎座”。

在绵阳何家山M2号东汉崖墓出土的另一件青铜摇钱树上，最顶端的西王母端坐于龙虎座上（上图，笔者摄于绵阳市博物馆，现藏于绵阳市博物馆）。同时在其下方左右各出现了一只大象。虽说在两汉之际，白象一直作为一种祥瑞之物。但随着佛教的传入，大象和狮子与佛教的联系更为直接。

另外，在湖北鄂州孙吴后期墓中，出土了一面佛像夔凤纹青铜镜，上面柿蒂纹内的3尊佛像与西王母形象一样，端坐于“龙虎座”上。而4对夔凤（朱雀）纹所衔之物为“胜形纹饰”（上图，图片来源于网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此佛像艺术是借鉴了西王母“龙虎座”的形象艺术，由此可以看出佛教艺术在当时传入中原过程中，不断吸收融入了当时中原地区的文化与艺术。在随后的佛造像艺术中又出现了“双狮座”（见下图，笔者摄于六朝博物馆），这种“双狮座”的佛教艺术亦有可能是受“龙虎座”影响后形成的。

1983年，南京市江宁区长岗村M5东吴墓出土了一件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通高32.1厘米，口径12.6厘米，底径13.6厘米。青瓷质。上腹一周贴塑四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首连体鸟（这里应该是比翼鸟，虽然佛教艺术中有共命鸟，但共命鸟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大概在唐代），壶身釉下彩画羽人持节纹，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上图，图片来源于网络，现藏于南京六朝博物馆）。

自2015年11月27日开始，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马鞍山市文物局、当涂县文物管理所对天子坟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根据墓葬内出土的“永安四年”纪年墓砖及漆皮上的“永安三年”朱书题记，可以推测该墓下葬年代上限为永安四年（公元261年）。根据出土文物及史料记载，可以确定这座墓为三国时期吴景帝孙休及朱夫人墓①。此墓出土一件羽人持节金饰，其造型与前面那件南京出土的壶上彩画一样（上图，图片来源于《探索发现》）。

同时，在这座三国孙吴后期的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件金质的飞天饰物（上图左，图片来源于《探索发现》），其头有圆光，头束圆髻等造型特征与北凉时期壁画中的西域式飞天一模一样。在敦煌莫高窟北凉时期第268窟的壁画中，飞天的造型形式为西域式飞天，脸型椭圆，头有圆光，头束圆髻，腰缠长裙，肩披长巾（上图右，图片来源于网络）。由此可见，这件孙吴后期永安四年纪年墓中出土的金质飞天饰物，可能是目前国内有明确纪年且年代最早的飞天形象。

另外，此墓还出土了一件银质人面鸟身禽足造型的饰物，这与佛教中迦陵频伽（妙音鸟）的形象十分相似（上图右，图片来源于《探索发现》）。《正法念经》中说：“山谷旷野，其中多有迦陵频伽，出妙音声，如是美音，若天若人，紧那罗（歌神）等无能及者，唯除如来（佛）言声。”妙音天摩（佛国音乐天神）模拟迦陵频伽歌声，演奏“迦陵频伽曲”。关于迦陵频迦在不少佛经中都有记载，说明它们出自印度神话和佛教传说，是半人半鸟的神鸟，被作为佛前的乐舞供养。

据说在我国，迦陵频伽的形象最早出现在北魏的石刻上，笔者目前没有找到相关的资料。但是迦陵频伽的形象在唐代敦煌壁画中比较常见。另外，在新疆若羌县米兰佛寺出土的米兰壁画，为4世纪鄯善国时期的佛教遗迹，具有浓郁的希腊艺术风格。尤其是“有翼天使”画，共出土十幅之多，画面上呈现的是长有双翼的青少年男子形象（上图，图片来源于网络）。据一些学者研究，认为他们都是佛教中的妙音鸟——迦陵频伽。

虽然人面鸟身形象在西汉时期的墓葬中就有发现（上图，笔者摄于湖南省博物院马王堆“辛追”墓出土T形帛画），而汉墓中出现的这种人面鸟身形象在《山海经》中多有记载。但安徽当涂县孙吴永安四年墓出土的这件银质人面鸟身禽足形象的饰物，与佛教中迦陵频伽的形象高度吻合。同时，与其一起出土的饰物还有金质佛像和金质飞天，这些饰物都是非常典型的佛教艺术。因此，有理由相信，这件银质人面鸟身禽足形象的饰物即是迦陵频伽。南北朝出现的千秋万岁可能与其有关

由此可见，这件孙吴时期永安四年墓葬出土的银质迦陵频伽饰物，可能是目前国内有明确纪年且年代最早的迦陵频伽形象。

此墓一起出土的除了佛像金饰、飞天金饰、迦陵频伽银饰外，还有胜形金饰、天禄（狮）形金饰、蟾蜍形金饰、羽人御龙银饰等一些与道教相关的饰物（上图，图片来源于《探索发现》，现藏于当涂县博物馆）。可见，道教与佛教的艺术结合在三国孙吴时期体现的淋漓尽致。

再看此墓出土的这件金质佛像饰物，与湖北武昌彭卢墓出土的那件铜鎏金饰物上面的佛像造型十分相似。并且两者之间处于同一时期，分别是东吴景帝孙休的永安年四年和永安五年，两地在当时又都属于三国时期的孙吴。

在早期佛像艺术研究中，有一件装饰有佛像的铜鎏金饰品非常有名。1956年，在湖北武昌莲溪寺东吴永安五年（公元262年）校尉彭卢墓中，出土杏叶状鎏金铜饰一片（上图，笔者摄）。上饰佛像一尊，高肉髻、上身赤裸、佩项圈、下着衣裙、双足立于莲台上。这件饰物由于出土的时间比较早，一度是我国最早有明确纪年的佛像艺术饰物，但凡研究我国早期佛教艺术必定会引以为证，其学术价值非同凡响②。

此后，在南方地区的东晋墓葬中亦出现了一些佛教题材的金银饰物，主要是在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地的长江沿岸地区。这些地区东晋墓葬出土的佛教题材金银饰物，其实与前期东吴对佛教的推广至关重要。

1979年4月，江苏镇江博物馆在镇江跑马山发掘一座东晋晚期M36号墓（公元397-420年），此墓属于临淮谢氏墓群。根据考古简报描述：墓中出土一件金质佛像牌饰，牌呈长方形，纵长5.1厘米，横宽2.8厘米，厚0.1厘米。该金牌背面刻折线纹，正面线刻一立佛像。佛像头似肉髻，全身裸体，胸部乳突，手心向前伸开，脚呈外八字形站立。可能是释迦牟尼出生童像。根据金牌背面的折线纹推测，应是利用锯开的旧物刻成③。

笔者做了张对比图（上图），可以看出从东吴到东晋时期，长江中下游佛教造像艺术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东汉时期长江上游四川地区的佛教应该经滇缅道由古印度传入；而东吴时期长江中下游的佛教应该由海上丝绸之路、交趾等地与古印度联系。

从东汉中晚期开始，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乱政。东汉末年，处于水生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军阀混战之后。对于曾经两汉时期以西王母崇拜为主的道教逐渐失去了信心。广大人民在渴望摆脱这种长期战乱和贫困的生活过程中，佛教在吸收融入道教文化的同时逐渐被广大人民所接纳，成为精神寄托的佛教随后在全国广泛传播后，并盛行于南北朝时期。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分为三条路线，即北传佛教、南传佛教、藏传佛教。在传播的过程中又形成了不同的佛教艺术。而沿海的独特地理位置为佛教在东吴的立足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吴主孙权好神仙之术，为追求长生不老曾派卫温、诸葛直两人出海求药。同时，孙权拜佛经翻译家支谦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康僧会赤乌十年（247年）到建业（今南京），孙权为其建立建初寺，使东吴佛事大兴。康僧会其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印度）。其父亲因经商移居交趾，他本人随父母长住交趾。他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有佛，道，儒三家思想的僧人。而康僧会从交趾到建业，可能经海上丝绸之路由北海合浦登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孕育出了东吴时期大量与道佛儒相关的艺术。同时为后来南朝时期佛教的兴盛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1996年7月，江西南昌市绳金塔街的晋墓中出土了一枚以佛像为戒面装饰的金戒指。戒面上有一佛像，其身体主要部位系采用锤碟錾刻工艺制成，形成凸起的立体感。佛像四周有放射状弦纹，似为“背光”。其下曲线纹上亦有放射状细小弦纹，似为“莲花座”；戒面两侧的戒指环上亦刻有纹饰。这些纹饰细浅，均采用錾刻工艺制成。

1997年南昌出土了另外4枚同时期同造型的金戒指。这枚菩萨造像的金戒指比较抽象，如果不是参考另外这几枚佛陀（菩萨）造像的金戒指，相信很难有人能辨认出这是一枚佛教造像的金戒指。最早我看这枚戒指中间成“A”形的錾刻纹饰，像双手合十的弟子印（上图下）。请教般般老师后，经过她的指点，认为这枚金戒指上应该是一尊菩萨像。同时在参考了另外四枚戒指中的一枚后（下图右1），认为中间成“A”形的錾刻纹饰有可能是弟子印，也有可能是中间衣服的间隔。如果是间隔的话，那就有可能与下图右2那枚一样施“禅定印”（上图中）。

1997年，江西南昌市火车站M6号东晋墓出土4枚金戒指，直径1.6-2厘米，戒面高1.2-1.6厘米，指环宽0.2-0.3厘米。重量从左到右依次是1.5、2.0、2.2、2.8克。戒面由指环一侧向上凸起成山峰形，在戒面饰一结跏趺坐带背光的佛像。佛像以錾刻的手法表现出头部及身体，佛像下錾刻水波纹似为莲花座，佛像左右身后錾刻短竖线纹，疑似为背光。

根据考古简报摘要：金戒指 4枚 (M6：2)。 环形，戒面向上伸出，形成“山”形。M6：2-1，直径1.6、戒面高1.2厘米；M6：2-2，直径2、戒面高1.5厘米；M6：2-3，直径2、戒面高1.5厘米（见上图）；M6：2-4，直径1.9、戒面高1.6厘米。戒面上有佛像，系采用模压和錾刻的方式制成，佛像四周刻有放射状弦纹，似为“背光”，其下为曲线纹，曲线纹上亦有放射状细小弦纹，似为“莲花座”；戒面两侧的戒指环上亦刻有上下交叉状弦纹④。

这4枚佛陀（菩萨）造像的金戒指相对前面那件錾刻的更加形像，特别是其中的两件佛陀造像跏跌坐、结禅定印。一目了然。

1988年8月，在马鞍山市郊卜塘镇盆山农场M1号西晋墓出土一件银鎏金的佛像戒指。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初步分析，断定为吴末西晋早期⑤。

东吴中后期，随着佛教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佛教造型艺术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佛教造像是佛教用来进行通俗形象传教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品。从这些佛教艺术的金银饰物中，可以看出早期佛教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传播⑤。

中国古代金戒指虽然出现较早，但金戒指上出现人物纹、动物纹装饰却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早在公元前两世纪，古罗马就流行在金戒指上装饰神话人物或罗马帝王。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在两晋南北朝时期迅速传播并达到鼎盛。受外来文化影响，崇信佛教的南方汉人开始将佛像用于日常生活用品金首饰的装饰中⑥。江西南昌绳金塔街和火车站M6号东晋墓出土的佛像纹金戒指，就是佛像第一次在金首饰上出现，也是目前发现的少数几例。而马鞍山市郊卜塘镇盆山农场M1号西晋墓出土的银鎏金佛像戒指，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一枚佛像艺术戒指。

从现存早期佛教艺术的相关文物来看，北方和南方的佛教艺术存在差异。同时，从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南方地区金银饰物上所出现的佛教艺术仅仅数十件。而在北方地区，出现的佛教题材金银饰物则更是十分罕见，且出现的时间相对更晚，目前仅见2例3件。由此可见，南方地区在早期佛教题材金银饰物的种类上和题材上更丰富多彩。

1965年，辽宁北票市西官营子村北燕冯素弗（北燕太平七年公元415年）墓出土一件金珰，上面中间锤鍱一佛像纹，结跏趺坐在高台上，双手似作禅定印，背有火焰纹背光，左右两侧似为二立侍（上图，图片来源于网络）。宽6.5-8.4厘米，高6.8厘米⑦。

1978年9月至1979年6月，磁县城南滏阳河畔大冢营村发掘了一座东魏时期墓葬，墓主为东魏丞相高欢第九子高湛幼妻、柔然（茹茹）可汗阿那瓌孙女——茹茹公主。死于武定八年（550年），时年13岁⑧。河北磁县茹茹公主墓出土的两件金饰，在花蔓间饰莲花化生童子及伎乐天各一，再镶嵌珍珠、琥珀和宝石等（见上图，图片来源于网络）。

这些装饰有佛像的金银饰物只是早期佛教造型艺术品中极少的一部分。东吴彭卢墓的鎏金铜饰应该是马具饰；南昌火车站东晋墓和冯素弗墓的金饰是首饰、冠服饰；镇江跑马山M36号墓出土的金佛牌用途不明。将佛像作为马具上的装饰，反映了佛教东来初始时期的实际情况，佛像尚未成为顶礼膜拜的偶像。冯素弗卒殁的五世纪初，佛教在南北方都已得到很大的发展。北燕有深厚的佛教信仰基础，这件作为贵族冠饰的金珰上的佛像装饰可能受到了冠饰化佛的菩萨造像的影响，与早期器物上附属的佛像装饰不可同日而语⑨。

同时，通过这些金银饰物上出现的早期佛教艺术，可以看出南北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时间和线路，在传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南北地域特色。从这些金银饰物可以看出，可能由于六朝时期南方相对北方更安定，佛教在南方地区的发展更快的进入了“世俗化”。

笔者对佛教艺术并不专业，第一次写有关佛教艺术的文章，过程还是比较困难的。如文章中有错误的地方，还望各位师友指教，谢谢。

参考文献资料：

①：《探索·发现》20200831探秘天子坟（上、下）

②：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武昌莲溪寺东吴墓清理简报》，《考古》1959年第4期，P190页。

何志国：《论武汉莲溪寺吴永安五年墓出土的鎏金铜牌菩萨像》，《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01。

程欣人：《我国现存古代佛教中最早的一尊造像》，《现代佛学》，1964.2。

图片摄于《千古英雄——“大三国志展”归国汇报展》，湖北省博物馆。

③：镇江市博物馆（刘建国）：《镇江东晋墓》，《文物资料丛刊》8。文物出版社，1983年，P27-31页。

④：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火车站东晋墓葬群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2期，P38-39。

⑤：王俊：《马鞍山市盆山发现六朝墓》，《马鞍山六朝墓葬发掘与研究》P80。

⑥：魏秋萍：《试析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金戒指》，《文物世界》2014第6期，P9-12。

⑦：辽宁省博物馆：《北燕冯素弗墓》，文物出版社，2015年，P60-62。

⑧：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魏茹茹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4期。

⑨：齐东方、陈灿平：《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金银器》P107，第三章·魏晋南北朝金银器。

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文物出版社，1997年，P182-187。

徐秉琨：《北燕的一枚佛珰与东北早期的佛教》，载《北燕冯素弗墓》，文物出版社，2015年，P314-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