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放电影了”，男女老少就会带上板凳，甚至推着架车，扎堆来到村里的空旷放电影场地。天一黑，他们前面挂起的这块荧幕上就会奉上一场难得的文化大餐，或是《地道战》一样的精彩战斗，或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生活的曲折……在阜阳这个农村人口较多的地区，很多人对这样的电影放映场景有着难忘的记忆。正是这一块块带给人们喜怒哀乐的荧幕，背后却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真正开始大规模走入咱们的农村，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就是农村电影放映的鼎盛期。”1981年正式成为太和县农村电影放映员的刘坤，已经是全市为数不多仍在坚守农村荧幕的“老电影”。他告诉记者，那时候，农村经济水平显著提高，但广大农村地区的精神文化生活依然非常匮乏，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成为农民的主要精神文化食粮之一，也是他们了解外面社会的重要窗口。
“那个年代农村电影放映的票房，一点也不比现在城市的院线差。”刘坤说，当时，在整个太和县的农村电影放映队伍并不少，但依然供不应求。
“哪个村要先放，哪个村要放好片子，那都是要排队的。”刘坤回忆说，1984年，他在太和县陈庙村放映了一场名为《武当》的电影，尽管他在出发前考虑到农民对电影的欢迎，有意地带上了一个大机子和一块大屏幕，但真正到了放映现场，他才发现，自己当时带的“最先进装备”，还是太小了。 “一人收1毛五分钱，可收来的门票钱就有600多块，而当时的鸡蛋才7分钱一个，这些钱换成鸡蛋，就是8000多个。”刘坤介绍，他没想到，那场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能够迎来4000多名观众，有些观众因为找不到位置，甚至要到荧幕后面去看。当时农村电影放映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2000年，杨森来到颍东区老庙镇的一个村里放电影，本来就不多的观众，还没等到电影放完，走得就只剩下一个了。更让杨森哭笑不得的是，等到杨森坚持把电影放完后才知道，那个没走的观众，根本不是为了看完电影，而是因为杨森放电影用的桌子是他家的，他要等电影放完后把自家的桌子搬回去。
在1998年至2005年之间，杨森的“零”观众遭遇，只是农村电影放映员尴尬处境的一个缩影。
“应该说，1998年是农村电影放映的一个节点。”现在已经是阜阳市三区放映公司负责人的杨森感慨地说，一方面，1998年，按照规定，进农村放电影不能再收农村提留，这对之前以农村提留为经济收入的农村电影放映方来说，就等于直接失去了经济支柱。
而最重要的，九十年代末，VCD、电视等电影电视放映设备，开始逐渐在农村普及，对农村电影放映市场产生了很大冲击，同时，农民对电影内容追求也开始发生变化。而片源单一的传统式农村电影放映，已经不再为农民所“买账”，其市场也开始出现萎缩，甚至是消退。杨森告诉记者，在农村电影放映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很多农村电影放映员开始转行，因为干这行不仅失去了往日的光鲜，而且经济收入大幅缩水，更主要的是，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而没转行的尽管是在坚守，但也免不了遭遇这样那样的尴尬。
“如果说1998年之后的几年，是农村电影放映的低谷，那现在就是挑战和机遇期。”太和县电影放映公司的刘坤说，2005年前后，电影“2131”工程在阜阳市全面铺开，政府拿出资金对农村电影放映队伍进行补贴的方式，为农村电影放映市场迎来了转机，但农村电影放映依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对此，市文广新局广播影视科长马伯平深有感触。马伯平介绍，目前，阜阳市有农村电影放映单位8个，放映设备195台，放映小队146个，放映人员243名，每年承担着全市1662个行政村21828场电影的放映任务。在完成农村公益电影1个行政村1月1场电影任务的同时，为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阜阳市农村电影放映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片源较为单一，缺乏群众喜欢、能给农民带来精神乐趣、留下深刻印象的影片。”马伯平分析说，此外，农村电影放映作为公益性工程，也急需更多的投入，使农村电影放映质量、农村电影放映员队伍结构等方面的工作，能够得到进一步地改善。
“现在，由于知识水平、年龄结构不同，农民对电影的追求也开始细化、分化。”杨森说，2012年，他在颍东区插花镇播放了一场《建国大业》，竟然吸引了1300多名群众前去观看。
虽然这样的好“票房”不多，但杨森确信，要想改善农村电影放映状况，必须在“农味”上做文章。 “除了提高放映员队伍水平，还有城市所谓的大片在农村受欢迎吗，老人喜欢看什么，小孩喜欢的又是什么，什么样的科教片适合农村等问题，都需要不断探索研究。”在杨森看来，要想实现昔日那种盼望电影的状况，可能已很难做到，但只要在“农味”上下功夫，或许能迎来农村电影的“好票房”。(阜阳日报 记者高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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