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放电影了”,男女老少就会带上板凳,甚至推着架车,扎堆来到村里的空旷放电影场地。天一黑,他们前面挂起的这块荧幕上就会奉上一场难得的文化大餐,或是《地道战》一样的精彩战斗,或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生活的曲折……在阜阳这个农村人口较多的地区,很多人对这样的电影放映场景有着难忘的记忆。正是这一块块带给人们喜怒哀乐的荧幕,背后却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电影真正开始大规模走入咱们的农村,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期,就是农村电影放映的鼎盛期。”1981年正式成为太和县农村电影放映员的刘坤,已经是全市为数不多仍在坚守农村荧幕的“老电影”。他告诉记者,那时候,农村经济水平显著提高,但广大农村地区的精神文化生活依然非常匮乏,电影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成为农民的主要精神文化食粮之一,也是他们了解外面社会的重要窗口。
“那个年代农村电影放映的票房,一点也不比现在城市的院线差。”刘坤说,当时,在整个太和县的农村电影放映队伍并不少,但依然供不应求。
“哪个村要先放,哪个村要放好片子,那都是要排队的。”刘坤回忆说,1984年,他在太和县陈庙村放映了一场名为《武当》的电影,尽管他在出发前考虑到农民对电影的欢迎,有意地带上了一个大机子和一块大屏幕,但真正到了放映现场,他才发现,自己当时带的“最先进装备”,还是太小了。 “一人收1毛五分钱,可收来的门票钱就有600多块,而当时的鸡蛋才7分钱一个,这些钱换成鸡蛋,就是8000多个。”刘坤介绍,他没想到,那场两个多小时的电影,能够迎来4000多名观众,有些观众因为找不到位置,甚至要到荧幕后面去看。当时农村电影放映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2000年,杨森来到颍东区老庙镇的一个村里放电影,本来就不多的观众,还没等到电影放完,走得就只剩下一个了。更让杨森哭笑不得的是,等到杨森坚持把电影放完后才知道,那个没走的观众,根本不是为了看完电影,而是因为杨森放电影用的桌子是他家的,他要等电影放完后把自家的桌子搬回去。
在1998年至2005年之间,杨森的“零”观众遭遇,只是农村电影放映员尴尬处境的一个缩影。
“应该说,1998年是农村电影放映的一个节点。”现在已经是阜阳市三区放映公司负责人的杨森感慨地说,一方面,1998年,按照规定,进农村放电影不能再收农村提留,这对之前以农村提留为经济收入的农村电影放映方来说,就等于直接失去了经济支柱。
而最重要的,九十年代末,VCD、电视等电影电视放映设备,开始逐渐在农村普及,对农村电影放映市场产生了很大冲击,同时,农民对电影内容追求也开始发生变化。而片源单一的传统式农村电影放映,已经不再为农民所“买账”,其市场也开始出现萎缩,甚至是消退。杨森告诉记者,在农村电影放映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很多农村电影放映员开始转行,因为干这行不仅失去了往日的光鲜,而且经济收入大幅缩水,更主要的是,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未来的方向在哪,而没转行的尽管是在坚守,但也免不了遭遇这样那样的尴尬。
“如果说1998年之后的几年,是农村电影放映的低谷,那现在就是挑战和机遇期。”太和县电影放映公司的刘坤说,2005年前后,电影“2131”工程在阜阳市全面铺开,政府拿出资金对农村电影放映队伍进行补贴的方式,为农村电影放映市场迎来了转机,但农村电影放映依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对此,市文广新局广播影视科长马伯平深有感触。马伯平介绍,目前,阜阳市有农村电影放映单位8个,放映设备195台,放映小队146个,放映人员243名,每年承担着全市1662个行政村21828场电影的放映任务。在完成农村公益电影1个行政村1月1场电影任务的同时,为丰富农民群众文化生活发挥了巨大作用。不过,阜阳市农村电影放映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片源较为单一,缺乏群众喜欢、能给农民带来精神乐趣、留下深刻印象的影片。”马伯平分析说,此外,农村电影放映作为公益性工程,也急需更多的投入,使农村电影放映质量、农村电影放映员队伍结构等方面的工作,能够得到进一步地改善。
“现在,由于知识水平、年龄结构不同,农民对电影的追求也开始细化、分化。”杨森说,2012年,他在颍东区插花镇播放了一场《建国大业》,竟然吸引了1300多名群众前去观看。
虽然这样的好“票房”不多,但杨森确信,要想改善农村电影放映状况,必须在“农味”上做文章。 “除了提高放映员队伍水平,还有城市所谓的大片在农村受欢迎吗,老人喜欢看什么,小孩喜欢的又是什么,什么样的科教片适合农村等问题,都需要不断探索研究。”在杨森看来,要想实现昔日那种盼望电影的状况,可能已很难做到,但只要在“农味”上下功夫,或许能迎来农村电影的“好票房”。(阜阳日报 记者高楠)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