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以后，9月22号，还没有同名人的音讯。列夫寻思，一定是他病了。从9月5号到现在，斯维塔也没有信来。一位自由工人觉得，斯维塔可能周一已经从莫斯科出发了，于是就以列夫的名义发了一封电报到基洛夫（留邮局待取），告诉斯维塔：到了科日瓦以后，就到列夫·以色列维奇的地址去，在那里等候通知。斯维塔当时的行程，现在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走的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斯维塔记不太清了，好像是9月20号过后不久从莫斯科出发的。父亲和哥哥两人送她到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又把她送上开往基洛夫的火车，她在基洛夫至少得待三天，名义上是出差，到轮胎厂办事儿。按照计划，斯维塔从基洛夫给济德齐克（他知道整个内情）发了一封电报，通知他，出差要“耽搁几天”。然后，斯维塔坐火车去科日瓦，这段火车票是她父亲从一个军官手里非法买来的，那军官同意让她做“私人助理”，条件是，到了科日瓦就得把火车票还给他。斯维塔的卧铺是上铺，她后来回忆说，坐卧铺可是“前所未有的奢侈享受”。
斯维塔一路北上，在科特拉斯换了车，继续往科日瓦进发。当时，她作何感想？看到铁路沿线的第一座岗楼和铁丝网的时候，害怕了么？非法进入劳改营区，想到过那种种风险么？1948年4月，回想几个月前的这趟秘密出行，斯维塔觉得当时并没有害怕，因为她早想好了，“此行也有可能落空，见不到列夫，有了这个思想准备，心情很平静”。斯维塔心里有数，此行成败的可能性各占一半，所以，她没有在成功的愿景里投入太多的希望。这很有帮助，能保持镇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回过头来看这次私自进入劳改营，真是后怕呀，当时确是胆大包天。时隔七十多年，至今记忆犹新。斯维塔坐在厨房里，一幕幕犹在眼前，她觉得，当时去看列夫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她也说：“当时一门心思就去了，危险连想都没想。怎么这么大胆呢？我也不知道。做了件傻大胆的事，肯定是鬼迷心窍了。”此行是非法的，随时有被抓住的危险，为了掩盖，一旦暴露也好有个借口，她的朋友舒拉给了她一件女式军装。这是舒拉用她自己的旧军装咔叽毛料做的。斯维塔后来写道：多亏这件军装救了我。当时，车厢里乘警正在查票、查证件，乘客挨个儿地查。我尽量地往后躲，想躲过去。我尽量低着头，好不容易把军装穿上，同时眼睛尽量往别处看，避免接触到乘警的目光。但其中一个乘警径直走到我跟前，说我的票不怎么对劲儿，有违法迹象，他想把我带下车去盘问。我怎么解释这张假票呢？我也不知道是谁的票啊——上面标的旅客名字很可能是个男人的名字，可我是个女的啊。我甚至都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再说，这张火车票，到站时，还叫我还给那位军官呢。不过，当时车上的旅客都是当兵的，以为我也是他们中的一员呢，就过来帮我说话，和那个乘警连说带笑地理论起来：有啥差错也不是她的错啊，他们这么说！后来，那个乘警就没再叫我下车了。斯维塔坐车一直坐到科日瓦，这地方离伯朝拉还有几公里的路，到了伯朝拉，斯维塔找到列夫·以色列维奇住的房子。这是一个半地下的房子。他住一个小房间，那房间极小。这些天，他父亲从列宁格勒来了，和他住在一起。他之所以没来木材厂和列夫接头，可能就是因为他爸来了。由于房间太小，睡觉的铺位就非常挤。第二天，以色列维奇和斯维塔一起来到木材厂。苏维埃大街起点是伯朝拉火车站，终点是劳改营大门口。他俩从头走到尾。这苏维埃大街是一条土路，街两边各有八栋宿舍，都是木头房子。人行道就是地上铺的木板。他俩拐进苏维埃大街，路过一座白色的大房子，建筑风格是新古典主义的。这是城里第一座石材建筑。北伯朝拉铁路劳改局是最近从阿别兹搬到这里来的，这个房子刚盖好，给它做机关大楼。大楼外面有卫兵站岗，但并没有把斯维塔拦住查证件。斯维塔和当地人明显不同，一看就不是这儿的。以色列维奇和斯维塔从莫斯科大街转过来，经过第一营区宿舍和车库街的汽车车库，向木材厂的大门口走去。他们打算对门卫说，斯维塔是一个自愿留营的自由工人的妻子，住在营区里。木材厂的安保比较混乱。看守大约有一百人，负责巡逻监狱区。他们大多都是农民出身，服过兵役，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报名来当看守，为的是逃避家乡的集体农庄。他们很多人都是文盲，大多都酗酒，差不多所有看守都受贿，偷盗劳改犯的东西。他们还抢劫木材厂的仓库，尤其是到工业区里面的各个马厩里抢东西。工业区外面靠近第一营区有个风车磨坊，他们经常去那里抢粮食。第一营区发生过一个大案，是十多个看守合伙干的：他们把燕麦偷出去，做成伏特加，然后再卖给劳改犯和自由工人。1946年，好几吨燕麦就这样不翼而飞了。看守有个大毛病，他们总是喝得酩酊大醉，清醒的时候少。木材厂的党委档案室里堆满了纪律听证会的报告，有因“工作时间喝醉酒”而遭申斥的，有“在警卫室值班时醉得不省人事的”，有“醉酒后好几天不上班的”，等等。党的各级领导全都一致认为，警卫人员酗酒对安全危险最大。曾经有过看守喝醉了，在警卫室睡着了，结果犯人走出劳改营，扬长而去。也有犯人贿赂看守，得到看守的许可，进城去找女人去了，回来再向看守行贿，看守就放他们回宿舍，熄灯时算他们“在”。伯朝拉远在天边，遥远本身就是一种监禁——除了劳改营之外，这里离哪里都有一千公里。也有的看守收受贿赂，让外人进入监区。1947年，木材厂召开党的会议，批评营区管理不善，外人没有通行证，竟然被放进营区，私自会见自由工人。会上通报说，这样的事发生了好几次。外人闯入营区后，当局查不出来：街上照明不好，一共才有七个路灯，当初装路灯是为了搞生产，不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共有八个岗楼，上面都有探照灯，铁丝网四周都能照射到，但是其中三个没有灯泡。列夫·以色列维奇和斯维塔顺利来到劳改营大门口。大门摇摇晃晃，来一阵风就能吹倒似的，还没有两边的木头和铁丝网结实。大门上方有一块带边框的胶合板，上面写满了宣传口号。胶合板上方是劳改营的标志：镰刀锤头。大门右边是警卫室，进出劳改营都要经过这里，都要出示通行证，让值班警卫查验。劳改犯进出都要计数。斯维塔对门卫说，我丈夫是志愿留营的工人，住在营区里。门卫不让她进，说必须要由她丈夫出来接她才行。以色列维奇有通行证，就说，他进营区找她丈夫，让她丈夫来大门口警卫室来。以色列维奇去了很久也没回来。门卫对斯维塔很无礼，说话非常粗野，竟然说什么“北方的娘们儿”（指丈夫被关在劳改营的女人），听那口气，好像他已经猜到了斯维塔是在说瞎话。以色列维奇终于回来了，还带来了“丈夫”，只见这人浑身上下湿了个透，酒气熏天。这是营区里的一个自由工人，以色列维奇叫他来，假装是斯维塔的丈夫，可是正要他好好表演的时候，他却醉得不省人事，竟然睡着了。以色列维奇只好拿来一桶冷水，朝脸上一泼，他这才清醒过来。斯维塔后来回忆说：“那人一脸不好意思的样子。夫妻见面是要亲吻的。我可不想吻他，于是我就扑了过去，骂了起来：'我不是给你写信了嘛！你连来接我都不接！’那人假装惭愧的样子，连说：'咱们走吧，走吧！’”那门卫还没来得及盘问，说时迟那时快，斯维塔和她“丈夫”已经进到劳改营里边儿了。
他们来到这位“丈夫”住的房子。原来他有妻子，可是事先也没告诉她，她不知道丈夫已经答应人家，要让列夫和斯维塔在她家会面。那位妻子冲着她男人吼叫起来，那丈夫酒气冲天。两人顿时吵得不可开交。斯维塔回忆说：“倒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害怕被人发现，这是伙同列夫和斯维塔共同犯罪，一旦漏了馅儿，要蹲监狱的啊。”其实，列夫早就来了，藏在外边，正等着斯维塔来呢。这时，那夫妻俩正吵得脸红脖子粗的，列夫进来了，一个箭步跑过去护着斯维塔，生怕那人的妻子一怒之下伤害到斯维塔。列夫和斯维塔做梦也没想到，他俩久别竟是如此重逢：破烂的房子里，一个女的嚷个不停，一个男的醉眼惺忪。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事情还真的走到了这一步。六年来，他俩日日夜夜盼望的就是这一刻，本以为见面时只有他俩，能够卿卿我我，没有任何打扰。没想到，如今完全是另一番场面。情况非常紧张，充满危险：那妻子极为害怕，又气得不得了，说不定会把看守叫来，表白这事儿与她无关。眼下，列夫和斯维塔只能隔空对视一下，不敢出声。列夫回忆说：“我俩都得克制感情，在那种情况下，没法扑到对方怀里，热烈拥抱。咱们现在是犯了大法，必须要小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