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把他俩拆散了14年，他们人散心不散，坚守着爱情。他在斯大林的劳改营中挣扎求生，他和女友秘密通信有1200多封。奥兰多·费吉思以这些密信为素材，写出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两个坚强的人，生逢乱世，在腥风血雨中呵护着爱情，坚贞不渝。
在列夫的辅导下，她俩的学习成绩大有进步。后来，塔玛拉把一个劳改犯的廉价首饰给偷去了。丽达见了，立刻把东西给人家送了回去。但是，列夫的心却凉了半截。他给斯维塔写信说：“我对自己没了信心。不必再拿丝带来了。塔玛拉再也不会到车站来接你了。”
列夫用功读书，不管能找到什么书，只要里面有电气工程的，就认真研读，他想把发电站的运转好好改善一下，现在发电量太次了，木材厂的生产被拖了后腿。由于缺电，各车间经常被迫停工（1948年5月，屈指一算，机器闲置率几乎占到了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一）。没电时，劳改犯整天坐着，抽烟、玩牌，来电就得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生产计划完不成还不行。5月12日，木材厂的党委书记开会，一个劲儿地挑刺儿：“工作一点儿节奏都没有，为了赶计划，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动不动就赶工期，搞得晕头转向。”
木材厂下班没个准点儿，胡乱加班，列夫极为反感。他觉得，这个鬼地方，当官的都是“白痴”。列夫的信里经常提到劳改营领导干的种种蠢事。那些家伙铁了心，要不惜任何代价提高产量，结果机械故障层出不穷，还经常出事故、失火，全厂混乱不堪，弄得生产计划更难完成了。例如，有一次，发电站正在进行修理。列夫在5月12号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
这几天重铺水泥地，乱糟糟的，一片狼藉。我们得干很多脏活：马达泵要重新布线，电工组做得糟透了，需要装新的断路器，等等。地面之所以做得马马虎虎，不合格，要重铺，是因为负责这项工程的头头们，谁都不管事儿。做坏了也没人惩罚他们。白白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浪费时间，浪费能源。全都糊弄，谁都不负责任。花十年造的东西，才用一年就扔了。设备本来是临时造出来的，是为了完成生产计划的指标而赶制出来凑数的，每次赶工就修一下对付对付，一对付就是好几年。干什么都是为了应景，根本没个计划。只有像斯特列里科夫那样的人负责，事情才能做好。他一丝不苟，什么都想得很周到，可他是千里挑一呀。这个体制处处都表现出死气沉沉，连斯特列里科夫那样的人都拿它没办法。
列夫努力改进发电站的运作，完全是志愿的。他可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而斯特列里科夫确是出于政治动机，他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相信这个体制，尽力争取让这个体制运作起来。列夫也像他一样，做事非常认真，对工作有浓厚的兴趣，以工作自豪。他给斯维塔写信说：“如果仪表走得不正常，我可不能在屋里静静地坐着。机器声不规则，我就放松不下来。我们那些电工，即使是最好的电工，看他们干的那个活儿，我就想啊，如果我是他们的上司，他们可就倒霉了。”那些电工也是这么想的：
昨天，我们一个操作工说，我总是找事儿做。他说：“列夫，你不干活就难受，你忘啦，傻瓜多管闲事就会头上遭来一巴掌的。”这个比喻很粗鲁，但也很形象：两个人，一个是到处去找事儿做，做好事儿，找到了事儿做才安心；另一个可倒好，闲呆着没事干。不该管的闲事他也去管，最后遭到迎头痛击。这一下，吃一堑长一智，从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但是，列夫为厂里做事，可不仅仅是认真负责的问题。这里面还有自尊心的因素，他想在被囚禁期间做点儿有意义的事儿。或许，他也认识到，这些年绝不能白白地荒废了，应该学点儿新的技能，将来刑满释放，走出劳改营的时候也好有个正确的心态，也好开始新的生活（列夫每次回想起监狱里的那些年，对自己的成就总有一种自豪感，他提高了发电站的发电量，够整个木材厂用的了）。他也需要分散一下注意力，驱除一下负面的、有自我毁灭倾向的想法，专心干活不想别的，日子就好打发了。这也是一个活命的办法，很多劳改犯都靠这个办法活命。57[1]
之所以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自我保护。让发电站觉得自己是有用之人，这样就能保住自己这个比较优越的职位，减少被调走的危险。调走的话，会有两个去向：一个是被发配到其他条件更加恶劣的劳改营去，这是他最害怕的事；另一个去向就是被调回拖运队去拖运木材。列夫还有一个希望，就是争取减刑。1948年5月1日，劳改营里的“附属企业”（包括发电站）开始实行一种新的“积分制”，即“以超产换取减刑”：犯人超额完成生产定额，凡超额100%—150%的，一天顶1.25天；凡超额150%—200%的，一天顶1.5天；凡超额200%—275%的，一天顶2天；凡超额275%以上的，一天顶3天。列夫给斯维塔写信说，'这样算来，我们每干一天就多挣了0.25天，也就是说，一个月多挣了6.5天，等于一年多挣了两个半月，如果单位头头评价特别好，还有可能挣到更多的减刑天数呢，不过，如果头头评价不好，也有可能一点减刑天数都挣不到呢……靠运气，这有点儿像彩票吧。”
1948年还真有被发配走的风险。当时劳改营第四营区正在建，木材厂的囚犯正在被源源不断发配到那边去。有技术的劳改犯也有被转到第三营区去的——那里关押的大都是刑事犯和违规的自由工人，劳动纪律全线崩溃，生产指标仅仅完成三分之一，犯人经常闹事，抗议居住条件太坏。1948年夏天，第三营区发生好几起犯人脱逃的，既有个人单独逃跑的，也有群体越狱的。第二营区的囚犯一看，也跃跃欲试，暗中筹划出逃。第三营区有好几个出逃的人在森林里被击毙了，也有扛不住蚊子叮咬58[1]自动回来的。消息传来，第二营区那些要逃跑的人不在乎，还是要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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