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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信天而游》的时候，窗外正下着密密的雪。我喜欢雪，它会遮掩许多不甚和谐的东西，使山川变得纯洁、浪漫，童话一般，正如廖哲琳笔下的魏塔。

《信天而游》的作者廖哲琳，台湾八零后画家，我认识她，她却不认识我。我认识她是因为在电视上看到过，也从老蒋那里听到过她；她不认识我是因为我们从未谋面。但她笔下的魏塔我确乎是熟悉的。说来，魏塔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一个黄土山湾，百十孔窑洞，闭塞、淳朴、困顿，只因一个偶然的机缘，为一群艺术家所识，几年下来，竟有了些许的“艺术范儿”，成了十里八乡的明星村。生活在魏塔的人们原本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同样的生老病死、同样的喜怒哀乐、同样的劳作生息，正是我见惯了的群体。我的老家距离魏塔也不过百十里，名字里也同样带“塔”字，只是相对于魏塔，那里更加原始，更加闭塞。在那里，类似于张大燕的肚子、张才的飞机、王花的死、王五兴的穷等等也几乎无时无刻的上演着，只是由于长久置身于其中，看惯了，也就麻木了，似乎那就是生命的本真。但廖哲琳则不同，一个台湾人，在魏塔“潜伏”了整整三年，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使得她既能完全融入其中，又能置身之外，以独特的角度去认识和审视这块土地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不经意间竟独自辟出了一条隐秘的小径，发现了一处别人从未涉足的“桃花源”来，这不得不说是这个陕北村庄的幸运所在。其实，我并不懂画，也便不敢妄评别人的画作，但廖哲琳的画作我却似乎品砸出那么一点门道来，比如她的作品里的那股淡淡的泥土的气息、生活的气息，那感觉就像春雨过后大地的芬芳。在这些气息的浸染下，画作里的人便有了生命，有了思想，就连石碾、石磨、馒头山等等也被赋予了生命的韵律，动起来了。

台湾我并没有去过，也就没有什么直接的感知，但有几个台湾人我是很熟悉的，比如白先勇、席慕蓉、林清玄等等，尤其是三毛，她的文字我几乎一字不落的拜读过，每每被她的随性所折服，为她那曲高和寡般的孤独所感动。也不止三毛，那一代台湾文化人的骨子里，似乎都能嗅到一股隐隐的哀伤和困惑。我想，这大概是在特定的时代和政治格局所派生出的一种特殊的情绪吧。如今，这些东西似乎早已淡化了，但现在的年轻人也有属于这个年代，属于我们自己的困惑，郁闷、彷徨、失落几乎成了表达情绪的最为频繁的词汇，甚至就连贵为哲学硕士的小廖，也不见得就能洞穿一切。因此，当因发现自己苦研多年哲学距离自己很远的时候，也一度陷入了迷茫。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她能很快摆脱那份迷茫，毅然来到陕北，过起了“信天而游”的生活。

“信天游”的确是民间艺术里的一朵奇葩，张扬、随性、无拘无束，变幻万千，就像高天上飘游过来的片片云彩。我的一位老师曾对我讲过：“信天游便是人类语言艺术的制最高境界”，当时我并不完全认同。但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生活、人生思考的不断深入，我不但发现了老师的深刻，还更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其实，何止是语言艺术，信天游所反映出的对生活，对生命的态度也足以让我们这些蒙顿之人警醒、膜拜。“东山上糜子西山上的谷，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白天里苦水直流干，黑夜里抱着婆姨当神仙”、“穷乐呵富忧愁，咱揽工汉不唱怕干毬”、 “你要是有（那）良心咱一辈辈好，谁要是卖了良心就鸦雀雀掏”、“只要睡了干妹妹，狼吃了哥哥都不后悔”……，这种曾在我的那群身穿对襟棉袄甩裆裤，头戴羊肚子手巾的祖先们身上淋漓尽致的体现过的自由、洒脱、豪放、信天而游的人生态度不也正是生活的最高境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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