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和曾国藩性格迥异。曾国藩低调、坚韧、稳重、谦虚，而左宗棠高调、恃才傲物，锋芒毕露。这种性格差异的原因和他们的早期经历很有关系。
两者都是湖南人，经历了院试、乡试，先后成了举人。这时，他们地位平等，命运相似。然而在会试时，差距来了。曾国藩一共参加了三次会试，前两次落第，第三次考上，排名非常靠后，但好歹考上了。在后来的殿试中，他逆袭成功，一举蹿升为第二名，进了翰林院。之后，曾国藩在仕途上一帆风顺，十年七升，三十七岁时成了礼部侍郎，相当于礼部副部长。左宗棠也一共参加了三次会试，却三次落榜。左先生一气之下，与科举决裂，不考了！然后一头扎进了史地、军事、荒政等经世致用之学。他研究种田，计算每亩田产量，质疑前人“稀禾结大谷”的说法。他自己绘制地图。与曾国藩身边有很多高学历的师友不同，左宗棠在山沟沟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一个人孤独地阅读，自称当代诸葛亮。这种早期的经历可以看出，曾国藩是官场历练的产物，深谙官场政治，谨小慎微，老陈持重，四平八稳，而左宗棠山野村夫，像个愤青，如果不恃才傲物，弄点名声出来，谁会认识他呢？
我想探讨的是，这两位清末的高人在军事上用的策略和风格是否一样？答案是，基本原则大同小异，都是防守式进攻，绝不冒险，稳中求进。左宗棠留下的文字不如曾国藩多，谁让曾国藩爱写日记呢？所以，对左宗棠的军事思想的研究就相对少了。
让我们来看看左宗棠都说了些什么。左宗棠给友人的信中说：“攻城之难，人皆知之……近年因九江环攻不得，益悟守城之易，故江西诸郡既陷，辄拌死守之。贼为其易，而官军好为其难，殊不可解。欲反客为主，以逸待劳，自不若扼要立营，断接济接应，而以时雕剿旁县为愈。此策仆早发之，而人不能用。……假使官军不贪近功，先清其接济之路，渐逼渐近，何至于此。”翻译过来，左宗棠谈到，攻城很难，大家都知道......近年来，把九江包围起来却攻不破，我更加感悟到守城的容易。江西各大城市被太平军夺取之后，太平军牢牢地守着，是很简单的，而官军要进攻，重新夺回来，却是一件难事。所以，正确的策略是反客为主，以逸待劳，不如在关键的地方修建好我军的大营，断了太平军的粮草供应，跟太平军耗时间，把周边的小城市拿下来。这种策略早就说了，而没有被采纳......如果官军不着急，先断了太平军的两道，慢慢推进，怎么会是现在这个局面呢？
从这封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左宗棠的策略和曾国藩的“结硬寨、打呆仗”没什么区别。曾国藩曾经讲到“深以主客二字为重。扑营则以营盘为主，扑客为客；野战则以先至战地为主，后至战地为客。”翻译过来，曾国藩认为主客两个字打仗是很重要。我结好了营寨，敌人来进攻我，那么我是主，敌人是客；打野战，我先到了地方，构筑了工事，我就是主人，敌人后来，就是客。曾国藩又说：“贼来寻我，以主待客也......故善用兵者，最善为主，不喜作客。”意思是，敌人来进攻我，我是主人待客......所以善用兵的人，善于做主人，不喜欢做客人。这就是曾国藩讲的以逸待劳，以静制动。
综合左宗棠和曾国藩的这番言论，可以看出，他们的军事思想都很保守，是一种防御式进攻。虽然左宗棠经常批评曾国藩，虽然左宗棠性格刚烈，恃才傲物，但是打起来仗来，还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
这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佐证。收复新疆，难度很大。在左宗棠西征之前，先后有陕西巡抚刘蓉和陕甘总督杨岳斌西征，全部失败。其中杨岳斌把军队全部开入甘肃之后，粮道被敌人中断，军队哗变。收复新疆的主要难度是孤军深入，粮草不济。从甘肃去新疆，沿途千里尽是荒漠贫瘠、水草缺乏之地，所以粮食供应是大问题。左宗棠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左宗棠一反清朝奖励军功只看杀敌数量的规定，对转运人员和上阵杀敌的士兵一样记功。他还提出屯田，就地解决军粮问题。等等措施，保障了军队的粮草供应，才有了收复新疆的胜利。所以，看似恃才傲物的左宗棠并非盲目狂傲，而是心细如发，很多功夫都下在了不起眼的地方，而并非一味喜欢厮杀。左宗棠曾经说：“行军用兵之法，皆得力于《四书注》中”。看来不假！
再比如，在收复浙江的作战中，左宗棠的兵力不够，制定了“避长围，防后路”，先固徽州、婺源等粮草供应之地，稳脚步后，再进攻的战略。进攻之前，先考虑后路安全。后路防护稳妥，让敌人无隙可乘，这是左宗棠的基本原则。他说：“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罅可寻，则转运常通，军情自固”。
综上所述，无论是圆滑沉稳的曾国藩，还是锋芒毕露的左宗棠，打起仗基本原则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先让自己处于相对有利、相对安全的地位，有主动权，然后再寻找机会战胜对手。这何尝不是投资的原则呢？新手试图在乱中取胜，往往越亏越多，好像赌徒急红了眼，无头苍蝇乱打乱撞。正确的策略是，不要去莽撞地出手，不要火中取栗，要先处在安全的位置，只打有把握之仗。获利，是安全的、可靠的、甚至是水到渠成的，就好像轻松地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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