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冯道（882～954年），字可道，五代人。
二十三四岁（唐末天祜年间）时，冯道开始走人仕途，在军阀刘守光麾下为幽州掾（军事参谋）。不久，受荐到太原，为晋王李存勖的掌书记（秘书），李存勖称帝，建后唐，冯道以四十岁刚出头的年纪，为翰林学士，成了皇帝的御用秘书。后唐第二任皇帝明宗李嗣源上台，冯道迅速高升，为端明殿学士、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当朝宰相），这时的冯道，也只有四十五岁。从此，冯道历事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辽五个王朝、十位国君，三人中书，为相二十年，七十三岁善终。
冯道去世六年后，赵匡胤建立大宋王朝，五代结束，天下走向一统。
在半个世纪文明扫地的乱世，冯道从容周旋于武夫悍将中间。一位皇帝下台，他不下台；一个王朝垮了，他不垮。他几次辞官，却辞不掉，成为历史上少有的“不倒翁”。对此，晚年的冯道颇为自得，自称“长乐老”，在其所作的《长乐老自叙》中说：“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对冯道历事数朝，后世史家多有斥责。
欧阳修说：“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
司马光说：“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纴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
但是，五代时人，不论是皇帝，还是臣民，对冯道并无责骂之词。相反，“万民同声，皆以……为名臣、元老……道死年七十三，论者乃谓与孔子同寿，此（冯）道之望重一世也”（《廿二史札记》）。
冯道的同僚郭忠恕说：“公累朝大臣，诚信著于天下，四方谈士，无贤不肖，皆以为长者。”
后周宰相范质说：“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贸迁，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
《旧五代史》（此书为宋初所修，参修者多为五代时人）的作者们说：“（冯）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
二
五代人为什么对冯道褒扬有加，而无一词斥骂？
五代时，朝代短促，更换频繁。一个王朝长者十几年，短者三四年，有如走马灯变幻莫测。那些帝王们，在百姓心目中，都是些混世魔王，上了台的不可爱，下了台的不可惜。
五代不同的王朝和不同的皇帝，原本都是部下、亲戚。如：后晋高祖石敬瑭，本是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后汉高祖刘知远，则是后晋高祖石敬瑭的裨将，刘知远对石敬瑭还有救命之恩。虽然是五代八姓（唐庄宗、唐明宗、潞王各为一姓，石晋、耶律、刘汉、周太祖、周世宗各为一姓，共八姓），中间却有密切的裙带关系。这导致更事数朝者不止冯道一人，只是，冯道进入官场较早而寿长，有机会更事五朝十君罢了。
得了皇帝宝座的人，并不过多地计较某大臣在前朝如何，只看为自己办事尽心不尽心。
老百姓甚至记不清哪朝哪姓在台上，哪朝哪姓下了台，评价一个官吏，只看人品官德，谁管他忠与不忠？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当时风气，绝无有以更事数姓为非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冯道“德望为遐迩所倾服”，又说他“望重一世”。
冯道在少年时，就是一个品行“纯厚”，“好学能文，不耻恶衣食”的好孩子。他学习十分刻苦，即使大雪拥户、尘埃满席，都不会影响他读书、写字。
当官以后，出污泥而不染，不仅不贪不腐，还经常扶贫济困。遇到荒年，主动捐献官俸。在军旅中，与士兵同甘苦，吃大锅饭，住茅草棚，以干草当被褥，睡地铺。他自家的住房也十分简陋，与普通百姓的茅草房差不多。
在守父丧期间，当地歉收，冯道把家产全部捐出，救济饥民，然后自耕于田野，自割自负烧柴。有一户缺劳动力的人家无力耕田，冯道深夜偷偷给耕种上，这家人了解到情况后来酬谢，冯道说这是应该的事，拒受酬谢。
地方官趁冯道守孝，逢年过节送礼不绝，他拒受斗粟匹帛。
在战斗中，士兵抢掠妇女，选取美貌者送给冯道。冯道设别室，让美女居住，然后延访其家送回。耶律德光胁冯道人漠北，走到常山（今山西恒山），看见一群汉族妇女被契丹贵族所奴役，冯道罄其所有，将全部妇女赎出并送其回家。
冯道在唐明宗时，首任宰相，提拔的官吏都是德才兼备的人，即使德才兼备者与自己有矛盾，也任用不疑。有一个叫史圭的人，曾主管过选举，在工作中与冯道发生过矛盾．后来刑部侍郎出了官缺，冯道觉得史圭合格，便予以提拔，不计前嫌。有些唐末以来的高官后代也想谋取一官半职，然才德不备者，冯道一律不用。
后汉高祖刘知远当上皇帝，任赞、王君敏曾是反对派成员，刘知远要判其死刑。冯道认为任、王二人不是主犯，冒死保释，使二人获得了宽大处置。
冯道做思想工作讲究方法。有一下级军官性格粗暴，因一事不顺心，便到冯道的办公处门外骂街，冯道只装没听见。最后说：“此人可能喝醉了。”让警卫人员把小军官请进办公室，设好酒好茶与之谈心，二人谈了一夜，天明以后，小军官高高兴兴地走了。
冯道是位文官，他做掌书记，做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都与他的学问文章造诣有关系。
冯道从少至老，随身总是携带一本村塾所读的《兔园策》。别看这是一本普及读物，却是唐朝虞世南给应举的学子编写的必读之书，囊括经、史等重要内容。冯道熟读到能背诵下来，学问基础十分扎实。
有一位在朱梁时当过宰相的人，叫李琪，对自己的学问很自负，由李琪执笔的一篇文章，误将定州为真定，冯道一看，便指出其错误，令人佩服。
后唐明宗李嗣源即位，百官上贺辞共三章，都由冯道执笔。《旧五代史·冯道传》对冯道文笔推崇极高：“（冯）道尤长于篇咏，秉笔则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必为远近传写，故（百官）渐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肃然，无浇漓之态。”这就是说，冯道用自己的学问文章，征服了满朝文武。
由于五代时期的文明扫地，无人重视文化建设，连坊间所刻之书，都错讹百出。只有冯道挺身而出，邀集学者，以西汉郑覃所刻的石经为底本，校对错讹，将儒家经典重新雕版印刷，惠及学界，成为宋元明清以降的权威版本。
冯道在《长乐老自叙》中说自己虽历事数朝，却“以旧德自处”，这就是说，不论给什么样的皇帝当宰相，他自己做人的标准不变。这一做人的标准，在《长乐老自叙》中讲得十分明白，就是“三不欺”，亦即“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诚信”二字。
冯道受五代大政治形势影响，在频仍的朝代更迭中，从容自处，不卑不亢，对旧主子不说坏话，对新皇帝亦不巴结求宠。
耶律德光攻进汴京，曾斥责冯道“事晋无状”，冯道只是沉默，耶律德光问：“你为什么来朝见我？”冯道这时正该讨好，大唱颂词。但他却没有，却说：“无城无兵安敢不来。”耶律德光不无讽刺地说：“你是个什么样的老权威啊？”冯道说：“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痴顽的权威。’
冯道的不卑不亢，从容调侃，使耶律德光对其尊重起来，任命为太傅。退回北方时还带着走，只是由于耶律德光中途死掉，冯道才得以逃回中原。
晋高祖石敬瑭向耶律德光称“儿皇帝”，冯道上表辞官。石敬瑭派人恭请，说：“卿来日不出，朕当亲行请卿。”如果冯道不是一位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石敬瑭何以如此看重？
周太祖郭威起兵反汉，攻陷汴京，汉隐帝刘承祐死去，郭威认为汉朝大臣一定会拥戴自己称帝，可是郭威见到当时为太师兼中书令（宰相）的冯道时，冯道闭口不谈拥戴之事，更不行君臣之礼。郭威原来也是汉臣，位居冯道之下，只好以下级的身份向冯道行礼。不久，郭威自立周朝，而冯道官职依旧。
五代诸帝以暴易暴，无仁政可言，“以旧德自处”的冯道同他们时常发生矛盾。冯道为保护自己，一般不强谏，能忍则忍，但决不曲意服从，而是寻找恰当的时机，巧妙进谏，多有成效。
唐明宗李嗣源当政期间，中原一带连年丰收，李嗣源乐以忘忧。冯道在一次经筵上说：“陛下以至德承天，上天也眷顾陛下，连年丰收。卑臣认为，形势越好，越应该居安思危。先帝（李存勖）在霸州时，卑臣曾奉使外出，途经井陉山区。卑臣骑马，一路全神贯注，勒紧缰绳，一点儿也不敢放松大意，平安越过了群山。到了平地后，卑臣精神松懈下来，不再紧拉缰绳，这一放松，坐骑竟在平地跌倒了，差一点把卑臣摔死。陛下啊，千万不要以为有了几年好收成，便乐以忘忧啊！”李嗣源很轻松地接受了冯道的进谏。
李嗣源有次问：“年成好了，老百姓得到哪些实惠呢？”冯道回答：“谷贵饿农，谷贱伤农。卑臣记得唐朝举人聂夷中写过一首《伤田家》的诗：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李嗣源听得明白，当即令侍臣将此诗录下，以后经常咏诵，以为鉴戒。
有一次，水运军在临河县得到一只玉杯，上刻“传国宝万岁杯”数字。李嗣源爱不释手，拿给冯道看，冯道端详了一会，说：“此为前代有形之宝，一国之君，更该有无形之宝！”李嗣源听不明白，冯道解释说：“仁、义二字，就是一国之君的无形之宝。”
耶律德光南进中原，攻下汴京时，冯道正在外地，奉命回到汴京，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如何得救？”冯道知道耶律德光喜听奉承话，便说：“此时佛出救不得，只有陛下能救得。”耶律德光听后十分受用，下令辽军不可杀掠。后人说：“冯道一句玩笑话，拯救中原千万生灵！”
后汉高祖刘知远称帝前，为扩甲兵，禁民间买卖牛皮。当上皇帝后，继续执行“牛皮法”。山西上党地区原不在刘知远统治下，不知“牛皮法”，有二十多家犯法当处死。当时有个叫张璨的地方官，为民请命，反对继续实行“牛皮法”，刘知远认为一个上党地方的小官，敢与朝廷对着干，十分生气，下令把张璨与二十多家犯“牛皮法”的百姓一起处死。
冯道闻讯，“非时请见”来进谏：“陛下在河东时，实行‘牛皮法’还说得过去。今已独有天下，不该再行此法啦。二十户犯法者都是陛下赤子，又不知法，处以死刑，卑臣认为已是不该，张璨乃陛下亲信，不惜生命进谏，可赏而不可杀。卑臣位当辅弼之任，未能早奏，使陛下做了这一不当判决，卑臣有罪该杀！”
冯道把过错推到自己身上，刘知远终于接受了谏诤。
冯道一生虽然历事数朝，但心中仍然有一个大目标，这就是寻找明主，统一天下。他在《长乐老自叙》中说：“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他未能找到这样的“大君”，大目标未能实现，这是他的遗恨。
三
不看冯道在诸多问题上所表现的人品、官品，也不分析他深藏于心的统一天下的大目标，更不分析五代的时代特点，用“不忠”、“无耻”、“大节有亏”等铁锤把冯道钉到历史耻辱簿上，只是赵宋王朝以后的事。
赵匡胤惩于五代走马灯似的政权变换，在建立大宋王朝后，为保江山永固，在全社会极力提倡忠心不二的道德规范。陈桥兵变，宋军攻入汴京，后周的皇室和朝臣们，自知无力抵抗，纷纷投降。只有京城卫戍副司令韩通，忠心为捍卫大周而战死。赵匡胤看中韩通的忠心不二的思想价值。所以不但不究韩通之罪，反
而举行了高规格的丧礼，以彰忠勇。
上有好者，下必应之。北宋中后期“理学”成为宋王朝“官学”，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思想。欧阳修、司马光都是正统的史学家，为“理学”之偏师。在他们的史笔下，冯道这个历事数朝而“长乐”的不倒翁很自然地成为一个该鞭笞的反面人物。由于“大节有亏”，冯道可称赞的人品、官品统统一钱不值了。至于五代那些混世魔王般的皇帝是否值得为其忠心不二，则不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不加具体分析的斥责冯道“不忠”、“无耻”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对庸君、昏君、暴君，一律要高喊“万岁”，百依百顺。从而，使“愚忠”在社会蔓延开来，为无视民生、民权的独裁者准备了滋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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